贞元六书(校对)第16部分在线阅读

是高，是胖，对于张三之为工程师，是不主要底。但是高，是胖，是工程师，对于区别张三之为张三，则是重要底。对于区别某类之为某类是主要底者，是有理由可说底；对于区别某个体之为某个体是重要底者，虽重要而没有理由可说。事实上张三已经是高而胖而且是工程师了。是高，是胖，是工程师，对于区别张三之为张三，自然是重要底；但我们没有理由说，张三必须是高而胖，不然即不足为张三。固然我们可以在事实上说明张三何以胖，如说他多吃而不运动等，及张三何以高，如说他的父亲亦是高底等。但这些即令与张三的高而胖有关系，亦只是张三高而胖的原因，并不是他高而胖的理由。此即是说，张三之高而胖是事实。我们不能离开事实，说张三必须高而胖；但我们可以离开事实，说一个工程师必需懂一点算学。我们可举出许多理由，说为什么一个工程师必需懂一点算学，但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说张三为什么必需高而胖。一个一点算学也不懂底人，决定不能为工程师；但如张三本来即是低而瘦，低而瘦并不妨碍张三之为张三。
人必须吃饭，这是有理由可说底。张三是个人，所以他必须吃饭，这亦是有理由可说底。但张三吃饭，有他特别底吃法，譬如说他用左手拿筷子，这是没有理由可说底。虽没有理由可说，但对于区别张三之为张三，却可以是很重要底。我们区别一个民族之为一个民族，亦是在这些方面注意。人必须吃饭，中国人吃饭，西洋人亦吃饭，此是中西之所同。但中国人吃饭，要吃另成一种烹调底饭，如馒头等，用另成一种底吃饭工具，如筷子等；西洋人吃饭，要吃另成一种烹调底饭，如面包等，用另成一种底吃饭工具，如刀叉等。这些另成一种方面，正是中国人与西洋人区别底地方。
当然各民族的中间，有人种上底区别，如所谓黄种白种等。黄种中间，及白种中间，从人种方面说，又可有许多不同底种族。但这些方面，我们不论。我们并不讲人种学，我们现在所要说者，是从文化上来看各民族的异。如有一民族，只人种上与别一民族不同，而在文化上却与别一民族无异，此二民族即是已经同化了。此所谓在文化上与别一民族无异，并不是从文化类的观点看。英国是生产社会化底文化，德国亦是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从文化类的观点看，英国德国在此方面是相同底。但我们并不能说德国已为英国所同化了。因为从文化方面看，德国与英国还有其异在，这些异，从生产社会化底文化的类的观点看，是不主要底，而在区别英国之为英国，德国之为德国，却是很重要底。
我们于上文说，人必须吃饭，而各民族吃的方法可有不同。这些不同，从吃饭的观点看，是不主要底，因为吃饭就是吃饭，无论如何吃，吃什么，只要吃饱不饿即可；但于区别各民族，则如何吃及吃什么，却可以是很重要底。又如人必须住房子，而各民族的房子的式样可有不同；人必须穿衣服，而各民族的衣服的式样可有不同；人必须说话，而各民族所说底话，可有不同。这些不同，从住房子、穿衣以及说话的观点看，都不是主要底。但在区别各民族之为各民族，则是重要底。
艺术文学都是与这些不同的方面有关系底。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艺术文学。而从文化方面以区别各民族，则其艺术文学是最需要注意底。我们常听说，英国工业、英国科学、英国文学等。说英国工业、英国科学，只能是说英国“的”工业，英国“的”科学，而不是英国“底”工业，英国“底”科学。英国“的”工业，英国“的”科学，只是说，英国人所有底工业，英国人所有底科学。但说英国“底”工业，英国“底”科学，即是说英国底工业，英国底科学，要与别底国的工业科学，有大不相同底地方。这是不通底。但英国文学，却真正是英国“底”文学，因为它是用英国语言底。它有许多底妙处，是跟着英国语言来底，所以确乎不能翻译。无论哪一民族的文学，都是如此。例如在中国文学中，“对仗”是很重要底。对联、律诗、骈文全靠“对仗”，以成其一体。但“对仗”是跟着中国语言来底，别底语言，不能有“对仗”。
艺术亦可是某民族“底”，而不止是某民族“的”。我们于上文说，人必须住房子，而各民族的房子的式样可以不同。从房子之为房子的观点看，这些式样不同，是不主要底。但各民族虽同住房子，而却可于这些不主要底方面，玩许多花样。这许多花样，即各民族的建筑艺术。例如有希腊式底建筑，有中国式底建筑。希腊式底建筑是希腊式“底”建筑。中国式底建筑是中国“底”建筑。这些建筑式样的不同，即是希腊底文化，与中国底文化的不同的一部分。
对于有些事物，所谓各民族间的不同，是程度上底不同，而不是花样上底不同。例如就交通工具说，一个民族用牛车，一个民族用火车；就战争工具说，一个民族用弓箭，一个民族用枪炮；此是程度上底不同。交通工具的主要性质是能载重致远，而且快，愈能载重致远且快者，愈是好底，即程度愈高底交通工具。战争工具的重要性质是要能杀敌。愈能杀敌，即愈是好底、愈是程度高底战争工具。火车与枪炮，比之牛车与弓箭，自然更能合乎交通工具及战争工具的要素，所以是更好底、程度更高底交通工具与战争工具。换句话说，自交通工具之为交通工具的观点看，牛车与火车的差别，是程度上底差别；自战争工具之为战争工具的观点看，弓箭与枪炮之差别，亦是程度上底差别。但自房子之为房子的观点看，则希腊式底建筑与中国式底建筑之差别，则是花样上底差别。
一民族所有底事物，与别民族所有底同类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同，则其程度低者应改进为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但这些事物，如只有花样上底不同，则各民族可以各守其旧，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此点人常弄不清楚。在清末民初，所谓新旧之争中，大部分人都弄不清这一点。所谓新派要用火车代牛车，枪炮代弓箭，同时亦要用洋式房子代中国式房子，洋式衣服代中国式衣服，以为不如此不足以保中国的生存。所谓旧派反对用洋式房子代中国式房子，洋式衣服代中国式衣服，同时亦反对用火车代牛车，枪炮代弓箭（清末确有人如此）。他们以为如果如此，中国虽或能生存，而亦不是中国了。若使他们这两派人，俱能知道牛车与火车、弓箭与枪炮的不同，是交通工具及战争工具的程度上底不同，而中式房子与西式房子、中式衣服与西式衣服的不同，是房子与衣服的花样上底不同。穿中式衣服坐汽车，中式房子里藏枪炮，并没有什么矛盾。他们若如此，他们即可知，我们可以革新而不失其故；他们亦即可知，他们的争执，有许多实在是不必有底。
我们改造中国，差不多同有些工程师改造中国的建筑一样。有些人想着：非西洋式底房子，不能用钢骨洋灰，非西洋式底房子，不能装电灯汽管。所以我们如想用钢骨洋灰，以求房子坚固，想用电灯汽管，以求房子住着舒服，非盖西洋式底房子不可。又有些人想着：中国式底建筑，有一种特别底美，它能使人感觉到端正、庄严、静穆、和平。这是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于房子的坚固及住着舒适，是属于所谓“物质文明”方面者。若为“物质”而牺牲“精神”，则是一种“堕落”；“堕落”是不应该底。我们不加入所谓精神及物质，或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的争论。我们只要说上面所说两派人的争论，实在是不必有底。用钢骨洋灰造房子，房子内安电灯汽管，是现代的办法，并不是西洋的办法。希腊罗马的房子，亦不用钢筋洋灰，亦不安电灯汽管。至于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的式样不同，乃是花样上底不同，并不是程度上底不同。我们可用钢骨洋灰建造西洋式底房子，于其中安电灯汽管；我们亦可用钢骨洋灰建造中国式底房子，于其中安电灯汽管。现在中国的建筑已竟是照着这种方向进行了。我们还可有中国式底建筑，它还能使人感觉到端正、庄严、静穆、和平，但却是钢骨洋灰造成底，里面有电灯，有汽管。这即是新中国底象征。在新中国里，有铁路，有工厂，有枪炮，但中国人仍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说中国话，唱中国歌，画中国画。这些东西，都不止是中国“的”，而且是中国“底”。在这些方面，我们看见中国之为中国。
清末人常用“体”“用”二观念以谈文化。我们于此，可用“文”“质”二观念，以说明我们的意思。一个社会的生产方法、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等，是质。它的艺术、文学等，是文。用上所举之例说，一个建筑所用底建筑材料是质，一个建筑所取底式样是文。文是关于花样底不同者。从关于质底类的观点看，文是不主要底。但从一个体、一社会，或一民族的观点看，文却是重要底。
或可说：若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照着上所说底办法改革，则这个国家或民族恐怕已是名存实亡了。有些人觉得所谓文质之分，等于所谓名实之分，这是不对底。我们虽不愿用普通人所谓“精神文明”一名词，但我们可以指出，普通人所谓“精神文明”者，一部分实即是我们此所谓文。我们此所谓文，包括普通所谓艺术文学，而普通所谓艺术文学，占普通所谓精神文明的一重要部分。艺术文学，就其本来说，虽不过人的生活中的花样，但人的生活的丰富，有意思，一大部分即靠这些花样。这些花样，能开拓人的心胸，能发抒人的情感，能使人歌，能使人哭，用孔子的话说，“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从这些方面看，即不能不说文是重要底了。因艺术文学只是花样，而即以其为不重要者，正是墨家的“蔽”，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也。据说，有一个美国人，到欧洲去逛，看了罗马的圣保罗教堂（教皇的教堂），他摇头说：“也不见怎样好，还不如纽约的吴尔窝斯大厦高大坚固。”这位先生即是纯从质一方面，以看此教堂。他只看见这个教堂的质，没有看见这个教堂的文。对于此等人我们必须说：他虽到过罗马，而实没有看见罗马。
再就别底艺术说。人于情感激越的时候，常有大喊大叫、乱舞乱跳的情形。所谓“情动于中”，则“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这些都是质（这些对于人的一般生活说，亦可说是文；文质本是相对底）。在这些声音动静上玩些花样，使这些声音不是乱叫乱喊，这些动静不是乱舞乱跳。这些花样，即是唱歌、音乐、跳舞等艺术，简言之，即是歌舞。这些艺术取各种情感所发之声音动静而去其乱。不但去其乱，而且为之节，使听之者、观之者亦能有这种情感，而且感觉一种愉快。这些都是文。
就从情感所直接发出底声音动静说，凡人都是相同底。但就各民族对于这些声音动静所玩底花样说，则可各不相同。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歌舞。一民族的歌舞，不但是一民族的，而且是一民族“底”。在这些上面，我们可以区别一民族之为一民族。
一个民族，只有对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才能充分地欣赏。只有从它自己“底”文学艺术里，才能充分地得到愉快。就文学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跟着它的语言来底。一个民族的语言，只有一个民族内底人，才能充分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整个生活所造成。若有一人，对于一个民族语言中底每一个字，皆能知其在各方面底意义，每一个字，皆能用得恰当，此人必须是对于此民族的整个历史、整个生活皆已有充分底了解。说“知”每一个字在各方面底意义，每一字在每一地方底恰当用法，已是比较简单底说法。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些是只能感觉，不能“知”底，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个字的意义，不是全在字典上所能查出底。在这些方面，对于不是生活在某民族的历史底、生活底环境中者，是没有办法底。
就理想底语言标准说，一个字或一个名，应该专指一个观念或概念。但这是不可能底，至少是不易办到底。因为若果如此，则字或名的数目，必定非常底多，在实用方面，要发生极大底困难。所以无论在哪个民族的语言里，一个字或一个名，常指不止一个观念或概念。所以我们于翻译的时候，此语言中的某一个字，有时要翻为彼语言中底某一字，有时则须翻为彼语言中底另一字。若不知此，以为此语言中底某一字，无论在什么地方，皆相当于彼语言中底某一字，则于翻译时，必要闹大笑话。就语言说，这种情形，或是一种缺点；但就文学说，则这种情形，亦是一种方便。在文学作品中，我们所用底字，除传达一个意义外，尚可在读者的心中，引起许多别底意义，使之觉此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文学作品所以不能翻译者，因翻译只能翻一字之一意义，而不翻其所附带引起底意义也。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就这一首一般人所熟读底唐诗说，“吴”及“洛阳”可以使读者有许多历史上底联想。这些联想是不知中国历史底人所不能有者。不过这还可以加注解说明。但“冰心玉壶”，对于读者，所能引起底联想，却很难用注解说明。冰玉二字联用，可引起“玉骨冰肌”、“冰清玉洁”等联想。“冰”字可引起“冰雪聪明”等联想；“玉”字能引起“玉润”、“玉颜”、“君子之德”等联想。若翻成别底言语，则冰只是水之成为固体者，玉只是一种矿石。以上底联想俱没有了。如此，这句诗还有什么意味？至于这首诗的音节，不能翻入译文，这是显而易见底。试问不认识中国字底人，如何能欣赏这首诗？认识中国字而不会念中国字音底人（如日本人），如何能欣赏这首诗？认识中国字而不知中国历史底人，如何能了解“吴”及“洛阳”的意义？认识中国字而不是涵泳在中国思想的传统里底人，如何能了解“冰”及“玉”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非中国人不能完全欣赏这首诗，非中国人不能从这首诗里得到充分愉快。至于非中国人不能作这首诗，更是不待言底。
音乐、跳舞、图画等艺术，是不受语言的限制底。但一个民族的人初听别底民族的音乐，初看别底民族的跳舞或图画，往往觉得是很可笑底。固然等到习惯以后，他亦渐能知其味，不过他总要等到习惯以后，这是很可注意底。一个人走进有汽管子底房子，他立刻觉得温暖；一个人走进有电灯底房子，他立刻觉得光亮。这并不必等到习惯以后。这可见在这些方面，是没有民族的区别底；而在艺术方面，是有民族的区别底。
人虽必须吃饭，虽必须有饭吃而后可及其他，但并不是饭吃饱了即无事底。不但不是如此，我们并且可以说：人在吃饱了饭以后，他的事更多，所谓“人闲生余事”是也。上文所说种种花样，可以说都是人“吃饱饭，没事干”干出来底。但人生虽必吃饭，而却不是只吃饭即可了事，则这些花样对于人生，亦是极重要底。人必在这些花样中得到愉快，而各民族又必在它自己底文学艺术中，得到充分底愉快，则各民族必须宝贵它自己底文学，自己底艺术。这并不是专为区别它自己，而是因为只有在它自己底文学艺术中，它的生活才能十分地充实，十分地丰富，十分地愉快。
所以一个民族必须宝贵它自己底文学艺术，必须宝贵它自己底这些花样。说要宝贵这些花样，并不是说要对于它“抱残守缺”，如清末民初所谓“国粹”派者所主张。把一种东西，当成一种死底东西放在博物院，是一种宝贵的方法，但我们此所谓宝贵，并不是要用这一种宝贵的方法。我们此所谓宝贵，是把一种东西当成活底东西，养育培植，叫它生长发展。我们此所谓宝贵，是医院保养一个活人，并不是如博物院保存一个“木乃伊”。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民族的本身，若常在生长发展中，则它的文学艺术亦常在生长发展中。有生长发展，即有变化。文学艺术之所以必有变化者，因为人在某种情形下所有底某种情感，在某种文艺中用某种方式，只有一个最好底表示。若此表示已为人所表示，则后人即只可“述而不作”了。例如人在某种情形下所有底某种情感，在用中国言语写成底七律诗中，只有一个最好底表示，即只有一首最好底七律诗。如李白登黄鹤楼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首最好底登黄鹤楼诗，崔颢已经写了，所以李白即“道不得”了。但李白所说底这个意思，崔颢并没有说，所以李白还可再写，但后如有人再说“眼前有景道不得，李白题诗在上头”，那即味同嚼蜡了。用一种言语底一种文体，用得久了，人在所有底可能底环境中所有底可能底情感的最好底表示，都已表示过了。所以后人再用此文体所作底作品，都难免多少有点“味同嚼蜡”。有些人可以用集句的办法作许多诗。这即可见，人在各种情形下所有底各种情感，在前人诗中，都已表示过，后人只可以述而不作了。一种文体若已有这种情形，则文学作家，即非用另一种说法，以说人在某种情形下之某种情感不可。此另一种说法，即是一新文体，文学的一种新花样。
在民初，所谓新文学，即是要立一种新文体，文学的一种新花样。就以上所说看，新花样是必要底。不过民初以来，新文学家的毛病，是专在西洋文学中找新花样。他们不但专在西洋文学中找花样，而且专在西洋文学中找词句。于是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所谓欧化底文学。
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所谓欧化底文学，这是不对底。在新文学运动中，有些改革，并不是欧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现代化。例如用新式标点，并不是欧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现代化。在欧洲古代及中古时代，书亦是没有标点底。古代及中古底书，没有标点，亦没有引得。在古代及中古，书少，书是预备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底看底，不是预备人走马看花地翻阅底，所以没有标点。在古代及中古，书亦不是预备人查底，所以没有引得。在清朝的四库全书中，每书不但没有引得，而且没有目录。在这一点，它颇有点“古意”。有标点、有引得底书，固然亦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但现代亦不免有些人因有标点，有引得，而只翻阅书、查书者。所谓近代毛病，此是其一。
普通所谓文学中底欧化，有一大部分亦不是欧化，而是现代化。在现代，我们有许多新底东西，新底观念，以及新底见解，因此亦有许多新名词，新说法。我们现在底人说底或写底言语中，有新名词，新说法，乃是因为我们是现代底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欧化底人。我们说：坐火车，坐飞机。这些话是从前所没有底，不过这些话，与“坐牛车，坐轿子”等，同是道地底中国话，不是欧化底中国话。我们说：“民主政治是最好底政治。”这话亦是以前所没有底，但这话与“人为万物之灵”，同是道地底中国话，不是欧化底中国话。这是就所谓新东西及新观念说。就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说，我们现代人对于事物，观察较清，分析较细，自然有许多分别，以前人所未看到者，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法，因此亦较细密。例如我们说：“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底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底实在是在英国底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地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这一段话，有人或认为是很欧化了。其实这一段话，不过是用一种比较细密底说法，以说一个分别，为普通人所未注意到者。若说这段话是什么化底，我们说它是现代化底。
有些现代中国人，并不是因为以上所说底，或类似以上所说底关系，而因为要表示他吃过洋饭底关系，故意将他所说底，或所写底话，弄得特别。例如请人吃饭，他不写“谨订于某月某日某时洁樽候光”，而写“某某先生太太有荣幸（或有快乐）请某某先生某某太太吃饭，于某月某日某时”。又如与人写信，他不写“某某先生大鉴”，而写“亲爱底某先生”。下款不写“弟某某”，而写“你的忠实底朋友”，等等。如此完全改了中国言语在这些方面底说法，而此改并没有什么不得已底理由。这些是真正底、单纯底“欧化”。站在言语的立场说，这种“欧化”是不必要底。站在民族的立场说，这种欧化是要不得底。
不幸自民初以来，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欧化底文学，而且应即是这一种真正底、单纯底欧化文学。他们于是用欧洲文学的花样，用欧洲文学的词藻，写了些作品，这些作品，教人看着，似乎不是他们“作”底，而是他们从别底言语里翻译过来底。不但似乎是翻译，而且是很坏底翻译，非对原文不能看懂者。我们于上文说，文学作品是不能翻译底。隋唐译佛经底人向来即说，翻译的工作，如“嚼饭喂人”，是个没有办法底办法。翻译的东西，向来不能教人痛快，这些似乎是翻译底东西，更“令人作三日恶”。
在新文学作品中，新诗的成绩最不见佳。因为诗与语言的关系，最为重要，于上所举例可见。作新诗者，将其诗“欧化”后，令人看着，似乎是一首翻译过来底诗。翻译过来底诗，是最没有意味底。
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所谓新文学运动，并没有完全得到它所期望底结果。新文学运动里底人本来说，旧文学是贵族底文学，而他们的新文学是平民底文学；旧文学是死底文学，而他们的文学是活底文学。一种艺术或文学，若不能使大众得到一种感动，则这种艺术文学是贵族底，是死底。民初新文学家，从这一点批评当时底旧文学，是不错底。几个词人，抱着谱填词，填成以后，他们互相恭维一阵，但与大众毫无关系。这种文学当然是贵族底，是死底。贵族底、死底艺术文学，并不一定即是没有价值底。博物院里有许多东西，都是贵族底，死底，但仍有它的价值。不过专就是贵族底及死底说，如果所谓文学是贵族底，是死底，则有些新文学底作品，尤其是有些新诗，实则是更贵族底，更死底。因为有些新文学底作品，非学过欧洲文字底人，不能看懂，而中国学过欧洲文字的人，比念过《唐诗三百首》底人，是少得多了。
近来又有所谓普罗文学。所谓普罗文学可以有两种：一种是鼓吹或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底文学；一种是可以使无产阶级底人可以得到一种感动底文学。前一种文学是“文以载道”者，它的价值或在“道”而不在“文”。后一种文学，始真是文学。就后一种文学说，普罗文学即与平民文学无异。《七侠五义》、《施公案》是中国底平民文学，而满纸“普罗”、“布尔乔奇亚”字眼底文学，并不是中国底平民文学，因为中国的普罗，中国的平民，对于这些文学，并不能得到感动。
无论所谓普罗文学是上所说之哪一种，但既是文学，它总是用言语写底。它既是用言语写底，它必须是用某民族的言语写底。既是用某民族的言语写底，如写得好，即不仅是某民族“的”文学，亦是某民族“底”文学。
中国并不是没有平民文艺。《诗经》、《楚辞》、宋词、元曲，在某一时候，都是能感动大众底文艺，即都是平民文艺。等到这些不是平民文艺的时候，平民不是没有文艺，而是已经不要这种文艺，而已另有一种文艺了。一时代的大作家，即是能将一时代的平民文艺作得最好者，惟因其如此，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活底，才是中国底。对于中国人，是中国底文艺，虽不必是活底，但是活底文艺，必须是中国底。只有从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生活中生出来底文艺，才是中国底，亦惟有这种文艺，对于中国人，才可以是活底。中国人的生活现代化了，所以中国底文艺亦要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
第九篇　判性情
本篇所谓性情，并不是心理学中所谓性情。本篇所讲亦并不是心理学。我们常听说：某社会有封建社会性，或资本主义社会性。我们常听说：某民族有它的特别底民族性，或国民性。我们又常听说：政治上社会上底设施，有些“合国情”，有些“不合国情”。本篇所谓性情，即是这些性，这些情。本篇所讨论者，即是关于这些性，这些情底问题。
有逻辑上所谓性。凡是某一类底事物，都必有其所以为某类底事物者。其所有之所以为某类底事物者，即属于此类底事物之某性。例如一桌子，既是桌子，必有其所以为桌子者。其所有之所以为桌子者，即桌子之桌子性。又如桌子是方底，既是方底，必有其所以为方者。其所有之所以为方者，即此方桌子的方性。这些性都是逻辑上所谓性。
说某社会有封建社会性，或有资本主义社会性者，所说之性，亦是逻辑上所谓性。某社会如是封建社会，则必有其所以为封建社会者。其所有之所以为封建社会者，即是其封建社会性。对于什么是封建社会，许多人的说法，虽不一致，但他们所谓社会有封建社会性之性，是逻辑上所谓性，则是显然底。在我们的系统中，我们亦说某社会有某性。照我们的系统，我们可以说，某社会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性，某社会有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性，此所谓性，均是逻辑上所谓性。
有生物学上所谓性。“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此所谓性，均指生物所有一种要求或倾向，与生俱来，“不学而能”者。此即我们所谓生物学上所谓性。若用性之此义，则无生物即无性。我们说：桌子有桌子性，与说：“食色性也”，此二性字，意义完全不同。
这些分别，说清以后，我们可以看，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之性，究竟是逻辑上所谓性，抑是生物学上所谓性。凡说民族都有民族性，此话若解释为：凡民族既是民族，则必有其所以为民族者，其所有之所以为民族者，即是其民族性。照此解释，则“凡民族必有民族性”，正与“凡桌子必有桌子性”，是同样底真理。不过主张有民族性者所谓民族性，不是如此底性。这是很显然底。
他们所谓民族性之性，不是逻辑上所谓性，更可从另一方面看出。就逻辑上所谓性说，一个个体可原来无某性而后有，或原来有某性而后无。例如一个黄底桌子，可原来不是黄底而后来是黄底，亦可原来是黄底而后成为黑底。又例如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由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变为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它可以原来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性而后无，亦可以原来无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性而后有。但照主张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底人所说，一个民族的民族性，不是可先有而后无，或先无而后有，至少亦是不能先无而后有。例如有人说，爱好和平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人说蛮干执拗是日本人的国民性。他们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人生来是爱好和平底，日本人生来都是蛮干执拗底。这些，对于中国人或日本人，都是与生俱有，决不能是先无而后有底。即令有些中国人或日本人可以有与他们的民族性相反底习惯，但他们的本性，是难变的，所谓“山难改，性难移”。我们的头发，生来是直底，太太小姐们虽可以将她们的头发烫成弯弯曲曲底，但这些弯曲是不可久底。无论什么样底理发师，他所烫底头发，如不继续地烫，经过相当时期，总要自己还成直底。照主张有所谓民族性者的意见，一个民族内底人，虽亦时可有与他们的民族性相反底习惯，但这些习惯亦是不可久底，正如我们的头发的弯曲是不可久底。由这方面看，主张有所谓民族性者所说底民族性之性，是生物学上所谓性。
照主张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底人所说，每一个民族中所有底人，或至少有些民族中所有底人，生来都有些心理上底相同底特点，与别底民族中底人不同。正如他们都有些生理上底相同底特点，如黄发碧眼，或黑发黑眼等。这些都是不可变底。所谓不可变者，即是一个民族中底人，若生来都是黄头发碧眼睛，则他们一辈子都需是黄头发碧眼睛。他们虽可以想法子把他们的头发染黑，但总是不可久底。不但他们一辈子都需是黄头发碧眼睛，他们的儿子孙子，如果他们都是纯粹底“亚利安”，都需是黄头发碧眼睛。黄头发碧眼睛对他们，是“子子孙孙，万世永宝用”。
于普通说到民族时，我们总是把“民族”当成一个集体名词用。例如，于说德国民族时，我们用“德国民族”一名，把所有底德国人当成一堆而指之，并不是把德国的人当成一类而指之。我们说：德国民族战胜了捷克民族。我们意思总是说：德国的那么一堆人，战胜了捷克的那么一堆人。如果就“民族”一名的此义说，则所谓“民族性”恐怕是一不通底名词。因为照说民族性者之所谓性，既是用“生之为性”之义，其所谓性的意义，既是生物学上底，而不是逻辑上底，则照“性”的此义，只有生物始有性。一个民族内底人虽是生物，但民族并不是一生物。犹如一学校虽是人组织底，但学校并不是人。一民族内底人虽可有生物学上所谓性，但一民族则不能有生物学上所谓性。在这一点，我们亦须“明层次”。
或可说：所谓民族性者，并不是说一民族的性，而正是说一个民族内底人所皆有底特点。如果如此，则所谓某某民族者，并不是以某某民族为一堆人而说之，而是以某某民族为一类人而说之。所谓某某民族的民族性者，即是说属于某某民族一类底人所皆有之特点，生而即有，不可变者。不过说民族性者所说底某民族的民族性，姑无论其民族内底人是否生而即有，但普通都不是某某民族内底人所皆有底。例如有些人说，德国人好勇斗狠，好勇斗狠是他们的民族性；有些人说，法国人浪漫松懈，浪漫松懈是他们的民族性。有许多人对于每一个民族，都要说出来它的许多底民族性。但事实上无论哪一民族内，都有没有所谓它的民族性底人。有一个人问一个德国人：“你赞成共产主义不赞成？”这位德国人说：“不赞成。”那个人问：“为什么不赞成？”这位德国人说：“因为我是德国人。”这一句话，真可以说是所答非所问。他的意思或是说：德国人的民族性，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底。但他没有想到，在“集中营”做囚徒底成千上万底政治犯，有大部分也都是百分之百底“亚利安”。不是一类的分子所皆有底特点，决不能是说一类的事物的性。若不是所有底人，都是需要食色，我们即不能说，“食色性也”。
由上可见，所谓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决不能与一个民族的人的生理上底特点相提并论。一对“亚利安”夫妇，生了一个小孩，忽然是黄皮、黑发、黑眼睛，丈夫必以其妻为不贞。但如他们生了个小孩，不好打架，丈夫或有“生儿不象贤”之感，但决不能因此即指其妻为不贞。
或可说，一个民族内底人，虽不必人人皆生而有心理上底某特点，而其多数人则皆生而有心理上底某特点。因此，此民族作整个民族的行动时，必表现特点。所谓民族性者，正就此方面说。例如德国人虽不必人人皆生而好勇斗狠，而大多数底德国人则皆生而好勇斗狠。所以德国民族于作整个民族行动时，亦是好勇斗狠。所谓德国民族的民族性，正是谓此，亦只是谓此。
此虽亦可说，但我们第一须知：此所谓心理底特点，不但须是一民族中大多数底人所生而即有，而且须是别民族中大多数底人所生而皆不能有或少有者，不然，此所谓特点即是一部分底“人”的心理底特点，而不是某民族内底人的心理底特点。事实上有没有如此所说底心理底特点，是尚须证明底。普通所谓一个民族中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特点，及其于整个民族行动时所表现者，可以随时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于下文有例说明。若说民族的特点，本来是随时变动底，则这些特点，即不是性，至少不是生物学上所谓性。
照我们的看法，主张有所谓民族性者所说底民族性，实则并不是性而是习，不管在人种学上是属于哪个民族底人，生养在别一个民族内，即有别一个民族的习，而没有他自己的习。正如不管在人种学上是属于哪一个民族底人，生养在别一个民族内，即会说别一民族的语言，而不会说他自己的民族的语言。会说语言，是人的性，会说哪一民族的语言，是人的习。
照我们的看法，不但所谓民族性是习不是性，即普通有些人所常说底人性，亦是习不是性。例如有些人常说，私有财产制度是不能废除底，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是反乎人性底。事实已证明这是不尽然了。在苏联现行底社会制度里，私有财产制度固然尚未完全废除，但人对于私有财产底观念，已经与我们大不相同了。在我们的现行社会制度里，除少数底例外，每人都觉得必需在银行里有相当底存款，或有些其他财产，然后对于其生活，方有所谓“安全感”。这种心理是可以了解底。在我们的现行底社会制度里，一个人的生活的保障，全靠他自己的力量与运气。他固然须有某种底技能，他固须认真地做事，但对于他的生活的保障，这些不过是必要底条件，而并不是充足底条件。他很可以因所谓“不景气”而失业，他很可以因疾病而失业，他更可以因老不能工作而失业。虽然在有些地方，有所谓失业救济等，但那是不可必得底。就他一个人说，他对于这些情形，已不能不有所打算，有所准备。假使他再有妻有子，他更不能不替他们有所打算准备。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必须要准备些财产以为他自己的医药费、养老费，以及子女教育费等。这是人情之常。在我们的现行社会制度里，一个人若有病而没有钱上医院，活该他不吃药。若年老而不能做事，活该他不吃饭。若有儿子而没有钱送他上学，活该他的儿子不识字。人谁愿意这样“活该”？人不愿意这样“活该”，他当然须把持些财产，以为准备。所以说在我们现行底社会制度里，人重视私有财产，是人情之常。
我们说这是人情之常，而不说这是人性之常，因为这并不是不可变底。假定在有一种社会里，每一个人，于他能做事底时候，只要他出力，他都有事可做，有工资可得。于他有病底时候，虽然他没有钱，他亦有医院可住，有药可吃。他如年老，他即不做事，亦有人送钱来。他如有子，他即不花钱，亦有人送上学去。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对于私有财产，自然不很重视了。这亦是人情之常。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人不重视私有财产，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性”特别高尚。在我们的现行社会制度中，人重视私有财产，亦不是因为我们的“性”特别卑鄙。他们与我们，是“易地则皆然”。
据说有一个美国人到苏联一个小学校里参观。他出一个算学题考一个小学生。他的题是：一个人按三块钱的价钱，买了许多东西，按五块钱的价钱，把这些东西卖去，问这个人得了什么？小学生回答：他得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个小孩的回答，很不犹太；但他的种族，也许正是犹太。无论如何，这个小孩与我们现行社会制度下底小孩的见解及行为，总有不同底地方。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性不同，而是由于他们的习不同。
在制度不同底社会内人的习当然不同。即在制度相同底社会内，因某社会某一时底风尚不同，其中底人的习亦可不同。我们于第七篇《阐教化》中说到家风校风等。某一家于某一时有某一种家风。某一学校于某一时有某一种校风，某一社会于某一时有某一种社风，某一国于某一时有某一种国风。家风校风是我们常听说底名词，社风国风则是我们所新杜撰底。虽是新杜撰底，但其所指者则是向来即有底。我们于上文屡次说“某一时”，因为一家、一校、一社会或一国等的风是时常变底。我们于上文又屡次说“某一种”，因为这一家与那一家、这一国与那一国，虽不是一家、不是一国，而它们于“某一时”可有同一种底家风或国风。例如某一家与某一时有“勤俭家风”或“孝友家风”。一个有这一类家风底家，不见得是常常如此，其如此是于某一时如此。而有这一类家风底，亦不见得只限于这一家。所以这一类家风，是一类底家风，而不是这某一家所专有底家风。就国说，现在德意日三国有相同底国风，它们的国风是一种底。而它们之有这一种底国风，都是于某一时有底。不过这个某一时，对于它们三国有长短不同而已。说有国民性底人或说：这三国的人有相同底国民性；德国人不是说，日本人亦是“亚利安”吗？但我们知道在法西斯党开往罗马的时候，意大利人亦是以放浪颓唐著称底。在六七十年以前，日本人还是以中国为法底。他们有现在所有底国风，都是近来底事。这些国风都是于“某一时”有底。
照以上所说，我们不承认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普通说民族性者所说某民族的特点，有些是某民族于其时所行底社会制度的特点，有些是某民族的特点。所谓某民族某民族的特点，我们亦承认是有底，不过我们不谓之为“性”，而谓之为“习”。这并不是专是字面上底争执。照我们的看法，性应该是不变底，但在历史上看来，所谓各民族的特点，没有不变底。就有些历史很短底民族看，它的特点，有些似乎不变，其实并不是不变而是没有变：它还在所谓“某一时”中。就历史长底民族看，所谓它们的特点的变，是很显然底。罗马人初时严肃，后来荒淫。中国人的历史更长，它的特点的变亦特多。我们常听见有些人说，中国人若何若何，但就这许多若何之中，我们很难指一个若何，是历周秦汉唐宋明而不变底。普通人，只看见他所看见底中国人，有一点或数点特别顺眼或不顺眼底地方，便随口说中国人若何若何，而不知纵横数万里，上下数千年，在这个大空间与长时间内底中国人，他所未看见者，还多得很。这些很多底中国人，不见得是他的简单底若何若何所可概括。
有些人说：民族亦有少壮与衰老。上所说一民族的特点之变，可以用此义以说明之。罗马民族于其少壮时严肃，其衰老时荒淫；这是并无不可底。于此我们说：佛家说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底，都有成住坏空。此所谓成住坏空的意义是逻辑底。因为它只说成住坏空，而不说哪一种成住坏空。一个人的成住坏空与一个桌子的成住坏空有不同之处，但这些不同，佛家说成住坏空时，是不管底。它只说一切事物均有成住坏空，而不说某一事物于某一时有成住坏空。就各事物说，一个人的成住坏空，与地球的成住坏空所占底时间很有差别，但这些差别，佛说成住坏空时，亦是不管底。它离开了各种差别，而说成住坏空，所以我们说，它所谓成住坏空的意义，是逻辑底。若说民族有少壮衰老者说，凡物皆有成住坏空，民族亦是一物，所以亦有成住坏空。此当然是可说底，不过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已。说民族有少壮衰老者，显然不是就此方面说民族有少壮衰老。他们所谓少壮衰老，是生物学上底少壮衰老。他们说一民族有生物学上底少壮衰老，这是不通底。我们于上文已经说过，虽一个民族内底人是生物，而民族不是生物。民族不是生物，当然不会有生物学上底少壮衰老。
就事实方面说，有些人看见上一代底中国人，大概都是走路弯腰，说话哼咳，男人则弱不胜衣，女子则弱不禁风，便以为这是中国民族衰老的证据，其实这些都是习。我们眼看着我们下一代底人，没有旧习者，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有人说中国民族是“返老还童”了。但若所谓老是生物学上底老，则所谓返老还童者，只是秦皇汉武的梦想，至少在现在不是可能底。
或说：就个人所有底成就说，其所以有某种成就，一部分是由于才，一部分是由于学。例如一个能吃酒底人，其所以能多吃而不醉者，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生理方面底特别情形，此是天生底，此是其才；一部分是由于他常常吃酒养成底习惯，此是人为底，此是其学。无论人在何方面底成就，若究其源，都有这两方面可说。无论在何方面，都是有些人的才高，有些人的才低。这是很容易看出底。有些特别才高底人，我们称为天才。无论在何方面都有天才。如吃酒底天才，作诗底天才，军事底天才，等等。而且照遗传学讲起来，天才往往是遗传底。文学史上所谓唐宋八大家，其中三家都姓苏。因血统的关系，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于一家，因此亦可说，因血统底关系，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于一民族。一个民族内底天才或才高底人比较多，此民族即是优秀民族。一民族内天才或才高底人比较少，此民族即是劣等民族。再进一步说，如一民族内某种底天才或才高底人多，则此民族即易于有某种学。其有某种学是习，但使其易于有某种习之天生底本质则是性。此性可以说是民族性。
就个人说，有些人才高，有些人才低，这是事实。在学一种学问或技艺的时候，有些人“一点即破”，有些人“劳而无功”，这都是事实。不过天才或才高底人，都生在什么家庭中，什么民族内，这是很难说底。于某一时，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在一家内，或聚在一民族内，但这是不可久底。如这是可久，则孔子的后人，必都是孔子；孟子的后人，必都是孟子；希腊民族必永远出柏拉图；犹太民族必永远出耶稣：这显然是与事实不合底。如这是不可久，则我们不能指定某一家为优秀底家，某一家为劣等底家，某一民族为优秀底民族，某一民族为劣等底民族。既不能指定，则我们不能说某一民族永远能生许多某种天才或才高底人，我们亦不能说某民族有某种民族性。
说某民族是优秀或下劣者，大概都是就某民族于目前底成就说。白人说有色人种是下劣者，不过因目前有色人的成就，在许多方面，不及白人而已。但是离开过去将来，而专说目前，是很不可靠底。在五百年以前，中国人如知有德国人，如亦用现在德国人的逻辑，中国人很可以说，德国人都是天生底野蛮人，永远不配有文明。在这一点上，世界上最有发言资格底人，是中国人。我们的历史指示我们，与我们接触底民族，不管他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我们如与他机会，他可以与我们同样地有成就，有些民族内底人，自己没有历史而又不肯看别人的历史，妄指哪些民族是优秀，哪些民族是下劣，真是信口雌黄，无有是处。若把这些“信口雌黄”作一种偏见看，则“家有敝帚，珍之千金，他人有连尺之璧，而不珍焉”，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若把它当成真理看，则这真理可以说是井蛙的真理。
我们虽不承认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但我们却承认有所谓国情。我们试把某一国或某一民族的历史，于某一时截住，它的历史，在此某一时以前者，即是它的国情。例如我们试于清末戊戌年元旦将中国历史截住，则此日以前所有关于中国底事情，都是中国的历史。此日以前底整个中国历史，即是中国于此时底国情。这时底国情是，中国有一个皇帝，有一个异族底皇帝，中国行底是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中国受了西洋人的压迫，中国打了几回败仗，等等。这些事情，详细写起来，真是“不计其数”，但总起来，即构成当时中国的国情。
一国或一民族于某一时有它的“情”，一家或一人于某一时亦有他的“情”。总之，凡一个体，于某一时都有它的情。它的情都是绝对地特殊底。此即是说，某一个体，不论其为某一国，或某一民族，或某一家，或某一人，或某一桌子、某一椅子，于某一时所有底情，皆是“绝无仅有”底。所谓“绝无仅有”者，即是只有此一，不能重现。民国元年元旦时底中国，是空前绝后底。任何个体于任何某一时所有底情，都是空前绝后底。
就逻辑上所谓性说，一个体如有一新性时，此新性与其个体其时之情，总有不合。例如一个小孩子于其第一次上学之时，即有“是学生”之新性。此小孩于有此新性之时，无论是喜欢或厌恶，他总有些不惯。其所以有些不惯者，即因其新性于其原有底情，有不合也。一国或一民族如在任何方面需有改革，此一国或民族即须有一新性，此新性与其原有底情，亦必有不合。自守旧底观点看，这些改革即是“不合国情”。
照以上所说，对于任何个体，一切底新性，既是“新”性，当然对于“旧”情，均有不合。就一国或一民族说，一切任何底改革，在其初均不合国情。不合乎国情者，在其初行时，一国或一民族的人，自然都觉得不惯。在此方面说，守旧者之反对任何改革并不是没有理由底。
一国或一民族所有底新性，如只是关于一方面者，或对于此国或民族之旧情，尚非十分不合者，则此一国或一民族的人所感觉底不惯，尚不是十分厉害。如其所有，或所将有之新性，是关于一国或一民族的多方面，而且与其旧情十分不合者，则此一国或一民族的人的感觉不惯，必十分厉害。此种改革，如系用暴力以促成者，即所谓革命。
革命是痛苦底，守旧底人反对维新，尤反对革命，并不是没有理由底。不过如一国或一民族在某种情形中必需有某种新性，否则此国或民族即不能存在，而此种新性，又非用革命不能得到，则革命虽痛苦亦是不得不有底。
不过情的力量，亦终是不可侮底。于某一个个体有一某性时，情于某种程度内，对之亦能有影响。例如有伤寒病，必然发热，此是其所有底伤寒病性。凡害伤寒病者均发热，但其发热之程度，或四十度，或三十九度，或四十一度，则可因人而异。其所以异者，即各人的“情”不同也。于此时即需要医生斟酌用药。用药虽大致有一定，而配合可以变化，分量可以加减。医人的医生是如此，医国的医生亦是如此。大政治家所谓斟酌国情，因时制宜者，正是就这些方面说。
害同病底人，其病同而病状不必尽同，不过此不尽同之处，自某种病的观点看，不是主要底而已。行同样社会制度底国家民族，其社会制度同，而其表现亦不必尽同，不过此不尽同之处，自某种社会制度的观点看，不是主要底而已。所以同一民治主义底国家，而英法美各不尽同。英国人常说，即使英国行了共产主义，英国亦与苏联不尽同。他们说此话时，意欲表明英国人有特别底地方，其实这是当然如此底。苏联革命所经历过底历程，与其现行底制度，亦不见得与马克思所说全同。这是俄国的国情所决定底。
这些不尽相同之处，从类的观点看，虽不是主要底，而从个体的观点看，则却是重要底。例如一个人害伤寒病，发烧到四十一度，又一个人害伤寒病，发烧到三十九度。这些不尽同之处，从伤寒病的观点看，不是主要底，但对于这两个害伤寒病底人，却是重要底。医生用药，正要在这些地方，斟酌如何适应病情。他用底药虽可以是不错底，但也许有时用得太多而致病人吃亏，也许有时用得太少而致病人吃亏。在这些地方，一个好医生与坏医生，即大有分别。一国或一民族的病，亦有这些情形。医国底好医生与坏医生，亦在此等处显出分别。
第十篇　释继开
在上篇《判性情》里，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性及情。在上篇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可以不合乎其旧情。在本篇里，我们要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虽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但在又一方面，亦须根据旧情。若其完全无根据于旧情，则此社会压根即不能有此新性。一社会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说，这是“开来”，就其在又一方面须根据旧情说，这是“继往”。
若专就时间方面说，所有历史上底事情，都是在一方面继往，在一方面开来。历史上底一件事情，其前必有事，其后必有事。专就时间方面说，对于其前底事，它都是“继”，对于其后底事，它都是“开”。此即是说，历史上底一件事情，对于其前其后底事，都有时间上底连续。我吃了早饭以后，来了一个客，客走了以后，我动笔写文章。专就时间上底连续说，这三件事情是连续底。专就此方面说，来客是继我吃饭之往，而开我写文章之来。不过我们于此篇所谓继往开来，不是就时间上底连续说，而是就事情间底实质上底连续说。连续既是连续，其间当然免不了时间的成分，不过我们可以不专就时间上底连续说。就实质上底连续说，则我的动笔写文章，如上所说者，不是继客来之往，而是继昨天写了半篇文章之往，亦不是开吃午饭之来，而是开下午再继续写此文章之来。
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有”字须特别注重。我们可以讲许多派别底社会哲学，我们可以讲许多套底社会制度，我们可以想许多底社会改革，但这些哲学等，如在某社会的旧情方面，不能得到相当底根据，则对于某社会都是空谈。如这些哲学等，在所有底社会的旧情方面，都不能得到相当底根据，则对于所有底社会，都是空谈。对于所有底社会都是空谈底社会哲学或社会制度，即是“乌托邦”底社会哲学或社会制度。这些哲学等可以使人讲之，而不能使实际上底社会或某社会“有”之。此即是说，这些哲学等只能是空底理，而不能成为实际上底社会或某社会的性。
社会决不是空言所能变革底。它的变革靠实力，改变一个社会底人须在相当底范围内，有一个社会原有底实力。从这些原有底实力，生出新实力。有如此底新旧实力，它方能推动一个社会，使之变革，使之有一新性。就此推动底人说，他必须有藉于此社会原有底实力；就此社会有新性说，有新性必有根据于旧情。有许多人，坐在房里，拿起笔来，写了许多关于政治或社会方面底文章，结尾总是：“愿国人共起图之。”这所谓国人，在逻辑上说，是指一国内底每一个人或所有底人，但在实际上，是一无所指。当然他这“愿”是一定要落空底。他的“愿”落空以后，他又骂大家不努力，不争气。这个“大家”与那个“国人”同是在实际上一无所指。他的这些讲论，这些骂，对实际当然都是无关痛痒的。
社会上底变革，其剧烈者我们称之为革命，照上面所说，革命亦须有根据于旧情。就革命的结果说，它能创造出一种新局面。就革命的动力说，它须根据于一种旧实力。就其须根据于一种旧实力说，它是继往。就其能创造出一种新局面说，它是开来。开来的充分底意义，革命最能将其表出。所以普通说到革命，大都注意到它的开来的意义。但若忽视了革命亦是继往，则对于社会上底变革，亦不能不有误解。我们于下文打算就这一方面多说一点。
建立中华民国底辛亥革命，就一方面说，是中国近代化所经底步骤，就又一方面说，是自明末清初以来，汉人恢复运动的继续。就其是中国近代化所经底步骤说，这个革命是开来。就其是自明末清初以来汉人恢复运动的继续说，这个革命是继往。就这个革命对于以后底影响说，这个革命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步骤。就推动这个革命底实力说，这个革命大部分，至少一部分，是明末清初以来汉人恢复运动的继续。
这个革命初起时所用底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口号以后发展为整个底三民主义。不过以后三民主义中底民族主义是泛说，而当时底民族主义则是确切对满清而发。在清末的时候，卢梭的《民约论》一类底书，固然是为一般人所传诵或所暗中传诵，但更引起人的情感底，是明末遗民的著作。在这一类底著作中，有些兼有所谓提倡民权的意思，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等书。这些书自然更是风行一时，或暗中风行一时。我并不以为，专靠这些书，即能引起清末底革命。不过在这些思想的流行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底革命的方向。思想是行动的自觉。专就这一方面说，思想是行动的反映。但一个行动有自觉以后，它更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这就一方面说，思想是行动的指导。
在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方面说，辛亥革命有长久底、历史底背景。此即是说：在旧情方面，它有充分底根据。因此在这一方面，它有充分底实力。所以在很短底时间，它即把这方面底问题，完全解决。所谓完全解决者，即自辛亥以后，在中国即没有所谓满汉之争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以后亦永远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在“建立民国”这一方面，辛亥革命在旧情方面，没有充分底根据。辛亥革命后来完全成为政治革命。不过这个政治革命是跟着种族革命来底，是种族革命带进来底。它本身的背后，并没有实力，至少是没有充分底实力。所以在种族革命完全成功以后，单纯底政治革命，不久即站不住了。民国元二年，立了约法，开了国会，但约法国会后面，是没有实力底，至少是没有充分底实力底。没有实力或没有充分底实力者，在政治上不能有什么功用。
普通民主国的议会政治，如英美所行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在某一阶段内所能行底一种政治制度。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里说，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又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种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上所说议会政治，是行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经济制度底社会所能行底政治制度。这种经济制度，虽不是这种制度的实行的充足条件，而却是其必要条件。一个社会行了这一种经济制度，虽不必行这一种政治制度，但如不行这一种经济制度，必不能行这一种政治制度。在不行这种经济制度底社会里，若有人主张行这种政治制度，其主张即真正是不合国情，其言论是空言无补。
所谓民主政治，即是政治的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化，必在经济社会化底社会中，才能行。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说，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一个人的家是一个人的一切。他的一生底生活，都在他的家里。他若不做皇家的官，他对于政治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治完全是皇家的事。即是一个为“臣”底人为皇家做事，亦是替人家做事，而不是替自己做事。这一点我们于第五篇《原忠孝》中，已说清楚。现在我们说，这一套办法，与民主政治是不相容底。在一个行民主政治底社会里，一般人必须看政治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大总统家里事。但这种看法，不是人凭空即能有底。人必须在经济方面已与社会融为一体，然后他才可以真切地觉得，替社会做事，并不是替人家做事，而是替自己做事，不是“为人谋”，而是为己谋。必须如此，他才可以看政治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大总统家里事。
在民初，中国在经济方面，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生产家庭化底经济制度中。一般人民，都在他家里生活。他还只在他家里过他的自给自足底生活，他当然还只以他的家事为他自己的事，而以政治为大总统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大总统只是皇帝的别名。他对于他底义务，还不过是“完粮纳税”；他所希望于大总统者，还不过是“保境安民”。如大总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除了希望“老天爷有眼”，早叫“真龙天子出世”外，没有别的办法。民初的知识阶级最恨这些“愚民”。其实这些“民”何尝“愚”？照他们的原来那一套，本来是如此底。
那些不“愚”底知识阶级，仿照别底民主国家中底例，亦组织了些政党。但是他们的党，除了政纲不能推行外，只一个党费即成了问题。
在如上所说底普通民主国家里，议会的运用靠政党。所谓政党者，在原则上说，即对于政治上底问题作具体底主张底人所组织之集团也。在所谓民主国家里，若没有政党，则其政治，原则上是人人都管，而实际上对于政治上底问题却不是人人都有办法。我们常看见，在有些“无党无派”底集会里，一提出问题，大家都相顾茫然。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说了一大篇。主席问：“你所说底话是不是提案？”他说：“不是提案。我不过发表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而已。”他说的话在原则上大家都可参考，但实际上是没有人参考。如是发言人虽多，而决定实少。行议会政治而没有政党，则议会开会，必亦是这种样子。国家大事，都如筑室道谋，必至百兴俱废。政党是不能没有底，但政党的存在，如何维持呢？在原则上说，某一政党的维持，靠赞成某一政党的私人所捐助底经费。最能捐助这些经费底私人，自然是在经济上有实力底人，即所谓资本家了。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经济制度里，此支配者，即所谓资本家也。某方面资本家，帮助某政党的党费，而同时即为某党后面的实力。某政党不执政底时候，它可以宪法制裁政府，使其不能做非法底事。等到它执政底时候，它的反对党亦可以宪法制裁政府，使其不能做违法底事。如是宪法的背后，亦有了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