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六书(校对)第15部分在线阅读

民初人另外还有一种错误底见解。凡旧日人的道德行为，不合乎民初人所想像底道德标准者，民初人即认为没有道德底价值，或其道德底价值必需打折扣。例如民初人以为旧日底忠臣节妇，皆是为一姓奴隶，为一人牺牲，所以其行为没有多大底道德价值。民初人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底。一种社会中底人的行为，只可以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批评之。如其行为，照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道德底，则即永远是道德底。此犹如下象棋者，其棋之高低，只可以象棋的规矩批评之，不可以围棋的规矩批评之。依象棋的规矩，批评一个人的象棋，如其是高棋，他即是高棋，不能因其不合围棋的规矩，而说他是低棋。此点我们于《新理学》中，已另有详论。
第六篇　谈儿女
本篇所谓儿女，并不是与英雄相对者。儿者儿童，女者妇女。我们常听说有所谓儿童问题，及妇女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想在本篇之内，提出讨论。
于上篇《原忠孝》中，我们将旧日所谓处女处士，相提并论。我们说，这两个“处”字，意义完全相同。女人出嫁则为妇，男人出仕则为臣。妇须顺从其夫而尽心竭力地为其夫办事。臣须顺从其君而尽心竭力地为其君办事。除了遇见如赵苞所遇见底情形外，无论妇或臣，对于任何事，均须先其夫，或先其君，而后其亲。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一般底女人在夫家应负底义务大概是上则事亲，中则相夫，下则教子。此所说事亲，是一女人事其夫的亲。一女人既为妇，即无暇自事其亲，而只可事夫的亲。犹如一男人既为臣，即应“移孝作忠”，“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善事其夫的亲者是孝妇，善相其夫者是良妻，善教其子者为贤母。孝妇、良妻、贤母，是每一个女人所应取底立身的标准。
如一个女人的夫先死，则此女人所应取底立身的标准，于孝妇、良妻、贤母之外，又要加上节妇。“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这一点是女人的大节，此点如不能做到，“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女人必如何方是，或不是，孝妇、良妻、贤母，是不很容易决定底。因为在这些方面，孝与不孝、贤与不贤、良与不良之间，很难有个具体底标准，以作分别。但如何是，或如何不是节妇，是很容易决定底。因为在这一方面，节与不节之间，有具体底标准，以作分别。所以在旧日，女人之以孝妇、良妻、贤母得旌表者甚少，而以节妇得旌表者则到处皆是。
在这种社会里，女人完全是家里人。所以在许多地方，家里人成为女人的别名。有些地方，亦称女人为屋里人，屋里人即家里人也。某人的妻，亦称为某人的家里人，或某人的屋里人，或简称为某人家里，如《红楼梦》中所说王保善家里，周瑞家里等。
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说，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人皆在家里工作，在家里生活。如此说，则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男人亦可说是家里人。此虽亦可说，但男人尚不完全是家里人。男人可出仕于皇家，皇家的性质虽亦是家，但其范围却是国。所以男人可以“干国栋家”。栋家者，栋其自家之家。干国者，干皇帝之家也。即不出仕之男人，亦可代表其家，与别家做事务底交涉，或友谊底来往，在社会上活动，而女人则不能。女人活动的范围，未嫁时不出其母家，既嫁时不出其夫家，“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三从是也。所以女人完全是家里人。
自旧日底看法看，此并无损于女人的人格及其在道德上底价值。一个人在道德上底价值，是照着他是否能如其所应该而判定，并不是照着他在社会上底地位的高低而判定。一个“无道昏君”，在道德上底价值，远不及一个义仆义丐。此正如一个戏子之所以是好或坏，是在于他唱得好或坏，并不在于他是须生或青衣。如说女人在道德上无价值，或价值低，因为她的社会地位低，其不通正如说：梅兰芳的戏不好，因为他扮演底是女人。
不过就社会地位说，女人是低于男人一等底。我们乡下底人，如到一别人家中，在门口必先问：“有人在家吗？”如只有女人在家，女人即答：“没有人在家。”所以我们乡下有俗语：“面条不算饭，女人不算人。”女人所以不算人者，因其完全是家里人也。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乡下人亦说：“家里人非人。”
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底父母，除非愿靠所谓“裙带关系”，以升官发财者，当然皆不重生女重生男。女儿长大，即须出嫁，所以父母看她是“别人家的人”，是“赔钱货”。女儿是“家里人”，不能到社会上活动，所以父母看她是“不中用底”。《韩非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二千年来，都免不了有这种情形。
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家是经济单位。例如在一个旧式底木匠铺子里，一个木匠是老板，同时亦是工人。帮助他做活底，是他的妻、子等。他对于他的妻、子，是夫，是父，是师，是工头；他的妻、子，对于他是妻，是子，是徒，是助手。即就一个普通人的家说，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一个家，在许多方面，是要自给自足底。家要自给自足，所以有许多事，都需一家之内底人自己去做。如饭菜、衣服等，都须一家的女人去做，此即所谓“妇工”。这些事由一家的女人管，一家的男人，即可无内顾之忧了。所以妻是夫的“内助”。“内”者，言其是家里人；“助”者，言其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其夫当助手。
因此，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夫妻底关系并不仅是二人同居，以过其所谓性生活者。妻是夫的“内助”，在经济底生产方面，他需要她的助；在生活的任何方面，他皆需要她的助。
因此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的离合，不能是很随便底。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一合即不可复离。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的离合是两个人底事，而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的离合是一大家人的事。家是经济单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若家的分子时常变动，则家的组织不免受其影响。所以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夫妻之结合，以终身不可复离为原则。所以在先秦，妻虽有七出之条，但后来少有用之者。魏晋以前，寡妇再嫁，尚不为十分地不道德，而宋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则甚占势力。盖在中国历史中，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愈后愈渐完备也。
一人若早死，其妻抚孤以承其业，此事对于其家之意义，犹如一国君早死，其大臣辅幼主以继其位。就一国说，必有如此底大臣，其国方不至于乱；就一家说，其家必有如此底“家里人”，其家方不至于绝。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家是人的一切，所以人视家之不绝为一最重要底事。所以守节抚孤底女人，与辅幼君底大臣，同是所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民初人常说：“在旧日底社会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母的儿子；他结婚并不是他自己结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儿媳。”照民初人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当儿子底，固然不自由得可怜，当父母底，也未免专制得可恨。但是我们若知以家为本位底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可见，这些都是应该如此底。谁也不可怜，谁也不可恨。
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家是经济单位。一家的人，皆须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家的生产工作。如一家开铺子，其一家的人，皆须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铺子的工作。如一家种地，其一家的人，皆须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种地的工作。在这种家里，父母为其子娶妻，其意义并不仅是为其子娶妻。他们是为他们的家接来一个新分子，能与他家的别底人共同生产，共同生活者。他们多了一个儿媳，不仅是家里多了一个人，而且是铺子里或农田里多了一个助手。所以他们的儿媳，要由他们去选择，而选择要用他们的标准。他们选儿媳，不只是选儿媳，而是为他们的铺子里或农田里选择助手。所以他们眼光，不能注在，至少不能全注在他们的儿子的爱情上。贾宝玉注意在林黛玉，贾母替他选了薛宝钗。站在宝玉个人的观点看，贾母是错误底。但站在贾府的家的观点看，贾母一点也不错误。少年老成底宝钗，当然比工愁善病底黛玉能持家，能“立门户”。
民初人常问：贾母为什么那么好多管闲事呀？宝玉为什么不积极地反抗，不闹家庭革命呀？贾母宝玉之流，大概都是“其愚不可及也”吧。照我们的看法，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贾母所管者并不是闲事，此点上文已详。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人不能离开他的家生产，亦不能离开他的家生活。他有了家即有了一切，没有了家即没有了一切。所以他不能闹所谓家庭革命。他亦不是知闹，想闹，而不能闹，他实是亦不知闹，不想闹。他不知闹，不想闹，亦不是因为他的无知。凡人对于某种社会制度，闹革命，或知闹、想闹时，必是此种社会制度所根据之生产方法，经济制度，已有重要底变动之时。不然，人不但不闹革命，且亦不知闹，不想闹。
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人的生活由家庭化而社会化。人离开了他的父母，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此他的为子的责任减轻了许多，他的妻为妇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此即是说，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他对于他的父，只是他的子，而不是他的徒，不是他的助手。他的妻对于他的母，亦只是儿媳，不是她的徒，不是她的助手。因此他可以“自由结婚”，他的父母亦让他“自由结婚”。
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人的生产方法社会化，人的生活亦社会化。一个人所做底事情，他的妻帮不上忙。例如一个铁厂的工人到铁厂里做工，除非他的妻亦是这同一工厂的工人，他与她不能在一块做工。即使他与她同是一个工厂里工人，他与她也是各做各的工，谁也不帮谁。他与她的生活所需底消费品，都已由专门底工业来供给，所以也不必由他的妻帮忙。他的吃食，衣服，以及一切用具，什么都是现成底。他只要有钱，只要打几个电话，什么都有人给他送来。在这种情形下，妻已不是夫的“内助”，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妻对于他在许多方面已不能助，不必助了。在这种社会里，女人的为妻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
这许多底责任减轻以后，他的妻本亦可以由“家里人”变而为社会上底人，可以同他一样地有独立底技能，有独立底财产，而只与他同居，以过其性生活。他与他的妻虽是同居，但两人所做底事，可以各不相同，两人的财产可以各不相干。假使女人都能完全到这种地步，社会上即无所谓妇女问题。我们不听说有男子问题，而只听说有妇女问题，即因有一种事情，使女人不能完全到此所说底地步。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把男人完全放出来，但未把女人完全放出来，而女人，及有些男人，认为女人亦须完全放出来。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
女人所以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者，因其为母的责任，尚不能减轻，因为对于她的儿女，除了她自己养育外，没有办法。社会对于儿童，除使其母亲自己养育外，亦没有办法。因此有所谓儿童问题。所谓儿童问题与妇女问题，是有密切底关系底。儿童问题如解决了，妇女问题亦即跟着解决。
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说：生产社会化底社会又有两类，一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女人不能完全自家中放出来。因为女人是要生小孩底。在她生小孩的前后，都至少有一两个月不能做事。这三四个月，若不靠她的夫，她即不能生活。她既须靠她的夫，则她必须于相当范围内，受她的夫的支配。此即是说，于相当范围内，她不能完全地自由。
我们于《说家国》中说：大部分底事，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须家去经营者，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社会上都有专营其业者经营之。因此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妻为其夫所做底事，比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已少得多了。例如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人都向市场上买衣服穿，他的妻不必替他做衣服，更不用说纺线织布了。在这些方面说，他的妻的“妻”的责任，已经轻得多了。但有一种事，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社会上尚无专营其业者，此即是养育儿童之事。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养育儿童，仍须在家里。女人须养育儿童，因之她的一生的最好底时光，大部分还是要消磨在家里。她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她还须在家里当贤母。
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没有或者极少专营养育儿童之业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情，并不是可以作为一种“营业”底。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各种专营其业者所经营之事，其范围虽是社会底，而主持支配之者，仍是私人。既是私人所主持支配，则其主要底目的，仍是得利赚钱。因此主持者的利益与顾客底利益，常是冲突底。买东西底总说他所买底东西，价钱太大。卖东西底总说他所卖底东西，价钱太小。“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这并不是什么人好、什么人坏的问题，他们是“易地则皆然”底。不过在普通商业交易中间，卖东西底如“利心太重”，价贵物劣到不像话，买东西底可以不买他的东西。一个包饭底厨子，如饭菜太劣，吃饭底人可以抗议，可以退伙。但一个养育小孩子底地方，如养育得太差，小孩子是不会抗议底。结果是小孩子只有“吃哑巴亏”，而生病死亡。因此养育小孩子底地方，如是营业性质，即没有人愿意将小孩子送去。因此亦即没有这一种“营业”。
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一个人能离开他的家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之他的妻的为“妇”的责任，已大大地减轻了。由此方面说，女人已从家里放出来。但她仍须受她的夫的相当底支配，仍须在家里当母亲。由此方面说，她尚未完全由家里放出来。其所以未能完全由家里放出来，即因她须生孩子。
有一位民初时候底小姐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位小姐，在学校当女学生（女学生在民初是一个很惹人注意底名词）的时候，很热心于当时所谓女权运动，所谓妇女解放运动。她常到外面参加各种集会。她的父亲是一个清末民初所谓“老顽固”，对于他的女儿的行为，很不满意，但亦没有制止她的办法。后来这位小姐结了婚，当了太太，生了一个小孩，但她还是常到外面活动。她出去的时候，把小孩交给老妈子。有一次她出去开会，老妈子没有把小孩看好，小孩的头摔破了一块。这位太太回来，大为伤心，发誓以后专心在家看小孩。果然她以后再不参预外务，再不出去开会了。她的父亲知此事时，大为痛快。他说原来小孩子管他的母亲，比父亲管他的儿女，还要有效。
这一个故事，很可以说明，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女人所遇到底困难。她要在家庭与事业中间选择一条路。家庭与事业，在男子本来是可兼而有之，不成问题底。但在女人，这二者便成了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了。她如果要家庭，她须结婚生孩子；这样，如上所说底那位小姐一样，即牺牲了她的事业。她如要在社会上做事，她即不能结婚生孩子。不结婚生孩子是违反她的天性底。她如违反了她的天性，她痛苦。不在社会上“雄飞”，而在家里“雌伏”，这是违反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底人的希望底。她如违反了她的希望，她亦痛苦。无论如何，她总痛苦。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
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妇女更要“雌伏”，但她并不痛苦。其所以不痛苦者，有二方面可说。就一方面说，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除做孝妇良妻贤母外，没有别底希望。没有别底希望，自然亦没有因达不到别底希望而有之痛苦。自又一方面说，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随夫贵，随子贵。如其夫贵或子贵，她都可以得“五花封诰”，赞美她能辅助她的夫或教养她的子，替皇家做事。在此意义下，她的功绩，不止限于她的家内。她虽是家里人，但她可以间接地为社会造福利，而社会亦承认之。“五花封诰”，即社会承认之表示也。但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虽亦可随其夫当太太，但社会对此，不能有什么正式底表示。至于其子，于长成后，又须离其家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纵有成就，社会亦很少念及其“母氏劬劳”。如罗斯福当了美国的大总统，罗斯福的太太固可称为“此土第一太太”，但少有人称罗斯福的母亲为“此土第一老太太”。因此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女人如有事业欲，她尚有机会可以相当地满足之，她可以视其夫的事业，或其子的事业，如她自己的事业。如其夫或其子做了“光禄大夫”，她亦自然是“一品夫人”。但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女人如有事业欲，她必须自做事业，始能得到满足。我们并不说，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女人对于其夫或其子的成就，完全不感兴趣，不过就此种社会的社会制度说，及此种社会中底人的心理说，女人不能以其夫或子为与其自己完全一体，如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底女人然。
清末民初人的见解，以为所谓妇女解放，专凭人的主观底努力，即可做到。清末人说：男女应该是平等底，父母不应该重男轻女，父母应都知道生男生女都是一样。但依当时底社会制度说，男女是不平等底，生男生女，对于父母是不一样。不在社会制度上着想，而只说空洞底“应该”，这是不能有什么效果底。
因为清末人只说空洞底“应该”，在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于是民初人教女人自动地“反抗”所谓“吃人底礼教”。他们说女人应该学什么娜拉，自动地脱离家庭。他们说：女人脱离了家庭以后，如果她们能“努力”，能“奋斗”，她们可以得到自由底幸福底生活。他们不知道当时底女人的社会地位，是一种社会制度所规定。要改变当时底女人的社会地位，须先改变当时底社会制度。不求改变社会制度，而只教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枝枝节节地求自由底幸福底生活，无论她们如何“努力”、“奋斗”、“反抗”，俱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真见许多民初的娜拉，于脱离了家庭以后，不但不能得到自由底幸福底生活，而且有许多简直不能生活。她们有底重回到家庭，有底做了时代的牺牲品。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不“努力”、不“奋斗”，而是因为在这些方面，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的主观底“努力”、“奋斗”，是不能有什么效果底。
近数年来，政府制定了许多新法律，专就这些法律的条文看，男女是真正底平等了。女人有参政权，有承继权，有独立财产权，等等。凡男人所有底权，女人都有。专就法律条文上看，我们可以说，除苏联外，中国在世界上，是最尊重女权底了。但是，事实上，女人在法律上虽有这些权，但全国之内，有几个女人能行使，敢行使这些权？这些法律上底条文，只是条文。立法院的人想以法律改革社会制度，但社会制度，并不是法律可以改革底。
我们于前几篇中已经说过许多次，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底；一种经济制度，是跟一种生产方法来底。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底。我们再可以说，人只有在经济上有权，才是真正地有权。有一个笑话，说：孔子庙前，香火零落，而财神庙、关帝庙前，则香火甚盛。孔子问财神、关帝：这是什么缘故？财神、关帝说：“你既没有钱，又没有刀，人为什么给你进香火。”这虽是笑话，而却亦是真理。再进一步说，关帝的刀还要靠财神的钱。他若没有钱发饷，恐怕关平、周仓也要变了。我们现在底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而男女仍不平等者，即因在经济方面，男女的力量不平等。女人在经济上没有力量，叫她与男人平等，她亦不能平等。这并不是她“不识抬举”，而实是因为财神爷不帮她的忙。
女人如要在经济上有力量，非能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不可。要想女人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非先解决儿童问题不可。但儿童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是不能解决底，至少是不易解决底。
在现在底世界中，要想解决妇女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重新确定女人之家里人的地位。男人可以说：女人应该是家里人，虽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女人还应该是家里人。德国人所提倡底女人回厨房去的运动，即是重新确定女人是家里人的地位。这种重新确定，如果能使女人死心塌地在家里，则妇女问题，亦可算是解决了。但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女人已经受了“蛇的诱惑”，她是不是还可以死心塌地在家里呢？
另外一种办法，是根本解决儿童问题，既没有儿童问题，则自然亦没有妇女问题了。我们于上文说，儿童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不能解决，因为在此种社会里，各种专门经营某种事业者，皆是以得利赚钱为目的。但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亦社会化底社会里，各种事业，皆由社会经营，皆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可以有养育儿童底机关，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因其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人愿意将其孩子送入。又因在此种社会里，各种事业不是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对于女人生小孩子之前后，皆可予以特别优待。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女人可以不受小孩及生小孩之拖累，而在社会上可以与男人一样做事，因此可以与男人一样得到财神爷的帮助，而立于真正底平等地位。在此种情形下，夫妻在一块，才能共同生活，而谁亦不是谁的附属品。如是，妇女问题自然解决。
我们可以说，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没有儿童问题，亦没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会里，有儿童问题，亦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底社会里，儿童问题解决了，妇女问题亦自然解决了。不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上注意，而只枝枝节节地，要以主观底努力解决妇女问题，是不能成功底。
第七篇　阐教化
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说：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各种东西都要由工厂制造。工厂的特点是：集中生产，大量生产，及细密分工。一种工厂只做一种东西，在这一种工厂里底工人又有许多种，一种工人只做一种东西的一小部分，此是所谓细密分工；一种工厂，有它的专门底设备，有它的专门底人才，它虽只做一种东西，而这一种东西，它必须做得很多，方可合算，此即所谓大量生产；有这一种工厂做这一种东西，则全社会用这种东西者，都可取给于这一种工厂，此即所谓集中生产。
我们于本篇所要说者，即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亦须工厂化。我们常听见许多人说，现在底教育商业化了。其意以为现在底学校，或办学校底人，都是以赚钱为目的。我们不管实际上是不是如此，但我们完全承认教育商业化是不好底。教育制度工厂化与教育商业化并不是一回事，亦不是一类底事。教育商业化是不好底，但教育制度工厂化则是好底，是生产社会化底社会所必要有底。
说教育制度工厂化，即是说：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我们对于教育人材，亦要集中生产，大量生产，细密分工。
先就细密分工说。我们常听说：在从前，“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一个有学问底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在西洋古代，亦有亚力士多德、圣多玛诸人，对于当时学问的各方面，都有很深底知识，有很多底著述。这些人的聪明才力，固然是有大过人者，但他们的成就，也是他们的时代使然。我们可以说，自今以往，这样底人，是决不能再有底了。这并不是因为，自今以往底人，决不能有像亚力士多德那样底聪明才力，而是因为自今以往，学问界的情形，决不容许有亚力士多德那样底学问家，即使有聪明才力高过亚力士多德十倍八倍者，亦是徒然。自今以往，学问界是专家的学问界，所谓专家者，即对于很少底东西知道很多。因为他知道很多，所以他是个专“家”；因为他只对于很少的东西知道很多，所以他是个“专”家。假使现在有一个人，对于现在各种底学问，都自以为很懂，此人准是“十八般武艺件件都通，但是件件稀松”。如此人自命为现在底亚力士多德，此人非疯人即妄人。
此即是学术界的细密分工。因为学术界细密分工，所以教育制度，亦须工厂化。所谓工厂者，即集合许多有专门知识、专门技术底人，在一起合力以制造某种东西。这些专门底人，虽都制造某种东西，而每人所制造者，又却只是某种东西的一部分。所谓教育制度工厂化者，即集合许多有专门知识、专门技术底人在一起，合力以教某种学生，用一句不十分好听底话，即合力以制造某种人才。此话虽不十分好听，然亦是古亦有之底。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可以说“树”，自然亦可说“制造”了。古人又说：“菁莪造士。”“造”亦不能不说是“制造”之造。
自今以往，社会上所需要底人才，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底“百事通”，而是专通一门专精一技底专家。社会既需要这种专家，即需要有制造专家底机关。这些机关即是所谓“专门学校”，或大学的专科。每一个专门学校或专科，专制造某种人才，犹之每一工厂，专制造某种物品。每一个专门学校或专科里，都集合许多专门人才，每一专门人才，对于其学校所制造底人才，只负一部分底责任。此之谓教育制度工厂化。
某种工厂只制造某种东西，某种东西只归某种工厂制造，此是集中生产。在工厂化底教育制度里，制造人才，亦须集中生产。此即是说，某种专门学校或专科只制造某种专门人才；某种专门人才，只归某种专门学校或专科制造。
某种工厂，虽只制造某种东西，但却须制造很多底某种东西。此即所谓大量生产。其所以必须如此者，因它所制造底某种东西，要供全社会之用，不大量生产，即不够分配。它制造某种东西，需要很大底资本，如不大量生产，即不合算，不经济。在工厂化底教育制度里，制造人才，亦须大量生产，不然亦不够分配，不合算，不经济。一个专门学校的书籍仪器，比如一个工厂的机器；一个专门学校的教员，比如一个工厂的工程师。这些设备，这些开支，都用很大底经费。很大底经费，若只用以制造几个人才，自然是不经济底。一个专门学校，或专科，是为全社会制造某种人才，既为全社会制造某种人才，则若只制造几个人才，自然亦是不够分配底。一个工厂，要生产某种东西，就要大量生产。一个专门学校或专科，要制造某种人才，就要大量制造。大量制造并不是“粗制滥造”之谓。一个小铁匠铺，每天打几十个铁钉，不必不粗制滥造。一个铁钉工厂，每天出产几十万铁钉，不必即粗制滥造。
在一个旧式底铁匠铺里，一个铁匠是老板亦是工人，他可以从头到尾，亲手打一个铁钉。他可以指着一个铁钉说：“这是‘我’打底。”如果一个铁钉有知，它亦可以说：“我是某某匠人打底。”但一个铁钉厂里的任何工人，都不能指着一个铁钉说：“这是‘我’打底。”他至多可以说：“这是‘我们’打底。”而铁钉厂所出底钉子如有知，亦不能说：“我是某某匠人打底。”它至多可以说：“我是某某厂出底。”它头上顶着一个某某工厂的商标，即是表明它是某某工厂出底，而不是某某匠人打底。
每一个专门学校或专科，既亦有许多专家，制造人才，则自学校出来底每一个人才，亦是许多专家制造出来者。所以每一个专家，亦不能指着每一个学生，说：“这是‘我’教出来底。”他至多可以说：“这是‘我们’教出来底。”在一个旧式底私塾里或书院里，先生只有一个，所有底学生都以他为师。他于是可指着任何一个学生，说：“这是我的学生，我的门人。”学生亦可以说：“某某人是我的先生、老师、业师，或本师。”但学校出来底学生，则不能如此说了。他只可以说：“我是某某学校毕业底。”如同一个铁钉说：“我是某某工厂制造底。”他拿一个学校的文凭，正如一个铁钉带着一个工厂的仿单。他带着一个学校的徽章，正如一个铁钉顶着一个工厂的商标。在从前，一个人的老师，如果是一名人，他常借他的老师以增高他自己的身价。他开口“吾师”，闭口“先师”，这种风气，似乎渐息了。但如果一个人的学校是有名底时候，他亦忘不了向人表示他的学校的“光荣历史”。
照以上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是以人为中心；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是以机关为中心。
以上专把工厂比学校，或有人以为太机械一点，或有人以为有失教育的尊严。以下我们再从另一方面，看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底教育制度，与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底教育制度之不同。
我们设想，在一个旧式底铁匠铺子里，有一个铁匠。他是这铺子的主人，亦是这铺子的工头。另外还有几个“学活底”。这些“学活底”一面跟着这铁匠“学活”，一面帮助这铁匠“做活”。他们有些即是这个铁匠的儿子，有些是这个铁匠的徒弟。这些徒弟，都是从小“拜师”。在这铺子里，“学活”，“做活”，亦同时在这铺子里生活。他在这铺子里所处底地位，与这个铁匠的儿子，大致是一样底。这个铁匠是他的儿子的父，同时亦是师。这个铁匠是他的徒弟的师，同时亦如父。所谓“师徒如父子”，并不是一句空话。这个铁匠的徒弟称这个铁匠为师父，称他的妻为师母，这里父母二字，并不只是一种客气底称呼。
这样底一个徒弟，在这样底一个铺子里，学了若干年，做了若干年，生活了若干年以后，他“出师”了。他可另外再开一个铺子了。他可以终身想着：“我的本领，完全是某某人教成底。”他的师父亦可以终身想着：“某某人完全是我教成底。”他们都是这样想着，他们中间自然有一种感情。所以对于他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亦并不只是一句空话。
或有人说：这不过是一般“手艺人”所有底师徒关系。“师徒如父子”等话，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底。我们再看所谓“读书人”的师徒关系。
孔子是“读书人”的老祖宗。据说，他有三千学生，其中程度最好底有七十二位。照《论语》所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孔子的学生对于孔子底关系。孔子的学生，替孔子赶车。孔子有病，子路“使门人为臣”。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学生，在孔子家中，除了“上学”之外，大概还替他管些杂事。孔子的儿子孔鲤，亦与别底学生一起上学。颜渊死，有棺而无椁。别底学生想把孔子的车卖了，替颜渊买椁。孔子说：“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学生，在孔子家中底地位，与孔子的儿子是大致相同底。孔子的学生亦是不仅跟孔子“学活”，而且跟孔子生活。这些学生，以后“为官做宦”，相当于学手艺底人之“出师”。“出师”以后底学生，还忘不了老师，所以孔子死，还有好些学生回来，庐墓心丧。由此可见，孔子的学生与孔子的关系，亦是“师徒如父子”。
“手艺人”的从师，与“读书人”的从师，在有些时候，有这一点差别：学手艺底人，大概都是穷人多，所以大概都是到老师家里学；读书人则颇有些有钱底，所以很有些有钱底人，替子弟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来。一个教书先生，如果在他自己家里“设帐”，来底学生大概都是穷底多。有钱的人大概都有家塾。到别人家里去教书底先生，对于学生在实际上底势力与影响，自然要比较差一点。但在理论上，还是“师徒如父子”。
无论学生到老师家里去受教，或是老师到学生家里去施教，总之这些教育，皆于家中行之。由这一方面说，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以家为中心；而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则以社会所设底教育机关为中心。
或可以说，在以前也有社会所设底教育机关呀。如孟子所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如汉以后之太学、国子监等，都是官学，不过在大多数底时候，这些制度，未能认真实行而已。我们承认在有些人的理想中，在有些时代的政制上，社会所设底教育机关是有底，不过未认真实行而已。但是为什么未认真实行呢？仅只骂人的不努力，并不是这问题的答案。照我们的看法，其所以未认真实行者，因在客观上并非非此不可也。凡客观上非有不可者，人自然不能不认真实行之。
在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能在自己家“设帐”。因为一个专家所能教人者，只有一小点，而为教这一小点，学生须先要有许多底准备工作，这些不一定是他所能教底。又要许多图书仪器的设备，这又不是他所能办底。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也没有一个人能替他的子弟把老师请到家里来。这亦是因为，他的子弟的教育，并不是一个“老师宿儒”、一肩行李、一箱破书，即可以解决底。我们看见，以前底皇帝，专为他的皇子皇孙，设什么“书房”，没有看见近代底有冕或无冕底皇帝，专为他的皇子皇孙，设什么大学。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以家为中心底教育制度，自然不能行了。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自然要行以社会所设底教育机关为中心底教育制度。我们于上文所说底工厂化底教育制度，即是以社会所设底教育机关为中心底教育制度。
中国原来是生产家庭化底社会，所以原来底教育制度，亦是以人以家为中心者。现在我们要变成生产社会化底社会，所以我们的新教育制度，亦是以社会所设教育机关为中心者。看惯了旧日底教育制度底人，看见现在底新教育制度，不免有许多地方不顺眼。他们不知，两种制度，本来有许多差异。他们只见现在师生的关系，太疏远了。从前是“师徒如父子”，现在是“师徒如路人”。他们觉得，这亦是“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的一端。他们又常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在这种工厂化底学校里，传授知识固然还没有什么困难，但关于道德修养方面底事，这些工厂化底学校，既不能有一个“人师”为中心，则学生在这一方面，完全得不了什么益处。他们因此认为，这种学校仅是一种知识贩卖处，其中的教员都是知识贩子。因此从这种学校毕业出来底学生，只知道要做事，不知道要“做人”。他们看见现在底青年，便觉头痛，以为青年都完全不知道怎样“做人”。他们以为这都完全因为工厂化底学校，只贩卖知识，不讲“做人”之故。
在以社会所设教育机关为中心底教育制度中，学生与先生底关系不能如以家为中心底教育制度中那样密切，这是事实。我们于上文中正是要说明，何以这个事实是不可免底。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令人注意之处。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以至夫妇的关系，都不如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那样密切。这不是说，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人对于任何人皆没有极密切底关系，不过其密切底关系，不必限于父子兄弟等关系而已。
说到“做人”，我们可以说，“做人”并不是可以教底，至少并不是可以专靠教底。一个人所处底社会，对于他的品格，有决定底影响。这种影响我们称之为“化”。一个人的“做人”，不靠“教”而靠“化”，至少可以说，不大靠“教”而大靠“化”。
家亦是小社会，一家有一家的风尚，即所谓家风是也。一个人可为其家风所化。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人在“家”里生活，所以其家风对之有很大底影响。但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人离开了他的家，所以所谓家风者，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对于人的影响，是小得多了。学校亦是一小社会，所以一个学校，亦有其风尚，即所谓校风是也。一个学生的动作言谈，都是受他的学校的校风影响。往往我们不必看一个学生所带底徽章，而即知其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或哪一类学校的学生。他的校徽，实在已印在他的脸上了。就这一方面说，工厂化底学校对于学生的“做人”，并非无所帮助，至少可以说，并非不能有所帮助。不过我们要特别提明者，即一个人的“做人”，并不是他的学校所能完全负责底。因为学校不过是一小社会，在它之外，而又超乎它之上，还有社会。社会对于人底影响，是更大底。
什么叫“做人”，现在好用这个名词底人，并未说清楚。照这个名词的最高底意义说，做人是说人必须有一种道德底品格，可以使他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以使他能“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弗为”；可以使他“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以使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孟子所谓“大丈夫”者。我们可以说，能这样“做人”底人，并不是工厂化底学校所能养成底。因为这种道德底品格，并不是可以“教”成底。这种性格的养成，不靠“教”，而靠“化”。
或者说，这正是底呀，所以“人师”是重要底呀。所谓人师者，即自己有这种品格，可以以之感化学生者。工厂化底学校，既不以这种人师为中心，当然学生亦不能“做人”，不知“做人”了。
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一种“人师”，这种人师，决不只是“师”。专在工厂化底学校里教功课底人，固然不能“教”出这样“做人”底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专门当教书匠底人，亦不能“教”出这样“做人”底人。
人的品格是不可见底，只于其人的行为中见之。若一个人压根没有遇见过了不得底富贵，了不得底贫贱，了不得底威武，我们不能知其必是不可淫，不可移，不可屈。固然一个人如真已遇见威武而不屈，我们可以推知其亦必见富贵而不淫，见贫贱而不移，但若他压根什么都没有遇到，我们即不能知其是否有此种道德品格。若一人没有机会使其品格现于行为，即不能“化”人，即不能成为“人师”。所以“人师”决不只是师，因为是师者，只坐在书房里，坐在讲堂上，能令其表现其品格之机会，绝无仅有也。
孔子为鲁司寇；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于诸侯；及以后，程朱陆王等都是一时底政治底社会底领袖。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底出入进退，以及辞受取予，都是可以表现他们的道德品格底行为。他们所以能“化”人者，是他们的这些行为，并不是他们的“语录”。不然，何以于他们死后，流风余韵完了，语录即只成空文了呢？要如果他们只是师，他们又何能有机会，有这些行为，又何能以这些行为化人呢？
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若自以为是富贵不能淫，别人或以为他不淫是因为他没有见过什么富贵。他若自以为是贫贱不能移，别人或以为他不移是虽欲移而不可少得。但在旧日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还可以“赶科应举”。他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于是乎“平地一声雷”，飞黄腾达，成为政治上社会上底领袖，尚有机会表现他的品格。但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因细密分工的结果，在学校当“师”底，恐怕以终身为师者居多。威尔逊以教授而被选为美国总统，乃系不常有底事。大多数底教员，所能表现底道德行为，不过是按时上课，不请假；按时领薪，不预支等类而已。他不能有什么奇节异行，使人可泣可歌。他不能有机会以行为表现他的道德品格。他对学生固然可以讲些圣经贤传上底格言，讲些古圣先贤的行为，但这些都是“教”；而人的道德底品格，并不是可以教成底，所以说，“声色之化民末也”。
孔子是一个抱负很大底人，在“畏于匡”的时候，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很大底口气。但“季康子问盗”，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并不说：“等我的教育办好了，盗贼自然就没有了。”孔子所以不如此说，大概亦是以为“移易风俗”，并不是专靠“教”所能成功底。
贾谊《鸟赋》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我们可以套他的这几句，说：社会是炉；社会上底领袖们是工；他们的行为是炭，而群众是铜。个人进了社会，大概都为社会所熔化。历史上固然亦有许多反抗社会底活动，但这些活动，确切地说，实则是社会里一种社会反对另一种社会底活动。因此在反对一方面底人，亦是被一种社会所熔化，一种社会所鼓动。如汉之党锢，明之东林，及我们亲眼所见底许多革命党，它们自身亦是一种社会，它们的领袖，领导它们的群众，它们的群众，拥护它们的领袖，如是互相激励，所以能有一种行动。至于一两个人特立独行，举世非之而不悔底人，大概是绝无仅有底。伯夷、叔齐，可以说是特立独行底，然而他们也得了太公的一句话，说：“此义士也。”这一句话自然也予了他们以很大底鼓励。
或可说：上边所说底情形，在近代社会中，恐怕是少有底了。因为在近代底社会中，人已发现了“自我”，他有他的自己，他有他的判断，恐怕不是容易受社会上底偶像所影响底。关于这一点，我们说：所谓人的“自我”，即是其所处底社会所造成底。所谓他自己的判断，亦是他所处底社会所形成底。民初人的见解，以为人可以离开社会而凭空地有了个独立底“自己”，正如孙悟空自以为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而实在是还在他的掌心里。一时代有一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即是一时代在精神方面底风尚，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它走者。就其不知不觉说，这所谓精神及风尚，即是偶像；领导这些精神底人，即是偶像中底偶像。
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人更易受所谓风尚的支配。因为交通的方便，所谓“宣传”，更容易达到人人的心中，使人互相刺激。此人见彼人若何而若何，彼人见此人若何而更若何。如在街上，此人见彼人跑而亦跑，彼人见此人跑而跑得更快。一时之间，可以使满街人都跑。此即是互相刺激，所谓群众心理，即是如此构成底。这些都不是“教”，这些都是“化”。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化”的力量比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大得多。所以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群众运动可以很多，而且规模也可以很大。
照以上所说，所谓“人师”者，只有政治上社会上底领袖可以当之，而这些领袖实际上亦是各时代各地方的社会的“人师”。或可说，我们正需要一种学校，能教育出来这种领袖。我们可以说，只有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说过仿佛这一类底学校；在实际上这一类学校是不能有底。如果有这一类底学校，则须先有这一类底教员，而这一类底教员上哪里去找呢？如果一个学校，可以教育出来一个孙中山，则先须有一个孙中山当他的“师”；这是不可能底。
这些领袖哪里来底？我们可以说，领袖亦是社会一时底风尚所养成底。一个社会在某一时候，为适应某种环境，有某种运动。参加这种运动底人，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即是领袖。其余即是群众。群众固不能离开领袖，领袖亦不能离开群众。群众见领袖如此行，而受鼓励；领袖见群众随之而行，亦受鼓励。我们于上文所说，领袖群众，互相激励，正是此意。
旧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英雄是时势造出来底，不是学校造出来底。世界上没有造英雄底学校，也没有造诗人、发明家底学校。这些人可以是学校出身，但他们的成就，却不是靠学校底。
第八篇　评艺文
我们于以上所说，都是就文化类的观点立论。我们不说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而只说生产家庭化底文化、生产社会化底文化。我们是从文化类的观点以看普通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从这一观点以看普通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我们只注意于其同，而不注意于其异。或可问：如有两个或几个民族在同一文化类，就其在同一文化类看，它们当然有其同；但在别底方面看，是否亦有其异？我们说：当然有其异。正因有其异，所以有两个或几个民族，虽在同一文化类，我们还可以分别出某民族是某民族。正如两个人或几个人，虽同是工程师，就其同是工程师说，他们当然有其同，但在别底方面他们还是有其异。因有其异，虽他们同是工程师，而我们仍能分别出谁是张三，谁是李四。
从类的观点看，事物所有底性质，有主要底，有不主要底。例如张三、李四，同是工程师，当然俱有其所以为工程师者。此其所以为工程师者，从工程师的类的观点看，是是工程师底人的主要底性质，有之方可为工程师，无之即不可为工程师。至于张三是胖子，李四是瘦子，则从工程师的类的观点看，俱是不主要底。一个人的胖瘦，对于他的是工程师，并无关系。此是就类的观点看。若从个体的观点看，则在张三或李四所有底性质中，我们不能分别哪些是主要底，哪些是不主要底。此点我们于第一篇《别共殊》中已曾提及。现在我们可以说，各个体之所以为个体，正因他们所有底许多性质，各不相同。从类的观点看，除了属于其类底一性质外，其余底这些性质，都是不主要底；但自个体的观点看，则其余底这些性质都是重要底。我们能分别张三李四，正因一个是胖工程师，一个是瘦工程师；假使两人都是胖的时候，我们或者说：高而胖底工程师是张三，低而胖底工程师是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