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六书(校对)第17部分在线阅读

在民初，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在中国尚没有萌芽，至多是尚在萌芽。在那时候，虽亦有了政党，但那些政党如何维持呢？没有在经济上有实力底人帮助它们的党费，它们只好向军阀请求党费了。它们用了军阀的钱，它们的地位，即不能不依附于军阀。当时底知识阶级之未当政客者，只知骂当时底政客，何以如是不争气。实则他们亦是没有别底办法。
当时底知识阶级，常希望当时底军阀，拿出良心，遵守约法，服从国会。但政治上底运用，靠底是自己的实力，不是对方的良心。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自己没有实力，而只希望对方发良心，此与他们所谓“愚”民的希望出“真龙天子”，同是其“愚”不可及也。果然不久约法成了废纸，国会遭了解散，军阀成了藩镇，政客成了幕僚。“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中国历史上，于“改朝换帝”、“青黄不接”的时候，所常有底混乱，不能不重复一遍。直到国民政府二次北伐，中国才渐趋平定。
共产党的暴动，在过去所以能有相当底影响，亦是因他们的这种暴动在中国的旧情上，有相当底根据。中国的农民，能起很大底暴动，这在历史上是常见底。如汉高明太的起事，以及黄巢、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其结果虽殊，然都是这一类底暴动。中国的农民生长在生产家庭化底经济制度里。如有人与他们讲举代表、开国会等事，这些新底名词，新底办法，愈讲得清楚，愈使他们觉得糊涂。但如有人与他们讲“打富济贫”，“有福同享，有马同骑”等话，如有人与他们说，“如果我们成功以后，你们各人所种底地，即是你们各人的”，他们立刻即可了解其意义，而愿意跟着走。共产党所以能引起农民暴动者，即因他们在这一方面，是有旧情为根据底。
不过共产党所与农民讲说者，并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底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均是要高度地社会化底。共产主义所要者，是合而不是分。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并不是共产党的农业经济政策。行集体农场，农业工业化，才是共产党的农业经济政策。未曾见过，或未了解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底人，多以为所谓共产者是将一个社会所有底财富，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个社会的人每人均有一份。他们的这种想法，是注重在分。其实共产主义所谓共产者，是将一个社会所有底财富，都集中在一起，一个社会所有底人，合则有一切，分则一无所有，或很少所有；合则都是资本家，分则都是劳工。他们的这种办法，是注重在合。有人说，苏联所行底各种经济政策，其目的不过欲使人人都成穷光蛋而已。就“分”的一方面说，这话是不错底。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或上所说底民治主义，在一个社会内真正实行，都是一个社会已行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以后底事。如一个社会尚未行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则在这个社会里谈这些主义，都真正是不合国情，都是空谈无补。
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至于政治上应该实行底主义是跟着经济方面底变动而来底。有许多所谓教育文化方面底事，都是这样底。与其空谈应该统一国语，不如多设几个广播电台；与其空谈应该破除省界，不如多修几条铁路。有了这些东西，“应该底”才会跟着来。没有这些东西，“应该底”是空“应该”。
或可问：中国现在需要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固然是没有问题，但对于支配社会化或支配家庭化，是不是亦应该有所选择呢？有许多人就道德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底经济制度的罪恶，以为为免除这些罪恶，我们必须避免资本主义底经济制度。这是就道德方面说应该。我们可以说，专就道德方面说“应该”，则所谓应该是空应该。说空应该或空说应该，在实际上是没有效力底。若就经济方面，说中国的经济方面底设施应该若何若何，若不若何若何，则必不能成功，这是就情势方面说应该。这应该不是空应该。不过这些情势，我们于此不能讨论。我们于此只可以说，在近几年来，各方面的情势，已经逼迫我们选择了我们所“应该”选择底了。照着我们现在已经走底路走下去，重要底矿产、重工业，以及重要底交通工具，将来大概都是国营。其余底虽不是国营，而亦在国家统治之下。清末人本来已打算这样办。不过在清末，国营底事业，大概都是效率甚低，赔累不堪。而现在国营底事业，则至少有一部分是有很大底效率，且是很赚钱底。这是中国三十年来底进步，这是中国前途的希望。
或又可问：若一个社会原来行生产家庭化底经济制度，则其所新行，或所拟新行底生产社会化底经济制度，亦是于旧情无所根据也。于旧情无所根据，何以能行？于此我们说，一种新经济制度，在其完全实行以后，虽必引起人的思想以及社会制度的诸种变动，但于其初行时，则并不先需要此种变动。生产社会化的开端，始于工业。工业是一个相当进步底社会中所已有底。新式底工业与旧式底工业，所差在于规模的大小，及技术的优劣。所以所谓生产社会化的开始，不过是生产技术的改良，至于将来所要引起底各方面底变动，则是以后底事。就中国说，在初修铁路的时候，人以为不过是开运河、修长城一类底事而已，就其本身说，亦的确是一类底事。在开矿产的时候，人以为不过是以前开矿的继续而已，就其本身说，亦的确是以前开矿的继续。所以生产社会化的开始，并不是无根据于旧情，不过充其量可以使整个底社会完全有一新性。就其有根据于旧情说是继往，就其使整个底社会有一新性说是开来。
民初又有文学革命。这个革命亦有继往开来两方面。就其继往方面说，中国自唐宋以来，本有所谓语体文，这是有唐僧宋儒的语录，可以证明底。不但本有语体文，而且，至少自宋以来，其语体文与现在底语体文，大体上亦是相同底。明朝人的语体文，更是如此。例如杨椒山教子书，长数万言，几全是我们现在所通行底白话。
至少自唐宋以来，中国本已有语体文。讲学底人写语录用它，文学家写小说词曲用它，普通人写书信用它。这种语体文自唐宋以来，已经为思想家，文学家，以及普通人所普遍地使用。所谓国语底文学，及文学底国语，本来是已有底，而且本来是很普遍流行底。近人虽努力作语体文，而尚没有如《水浒传》、《红楼梦》等伟大纯文学作品出来，很少有如杨椒山教子书等可以感动人底文件出来。就这一方面说，民初的文学革命运动是继往。
或可说：上所说宋明人所用底语体文，恐不过是比较受过教育底人所用者，未必是当时人所皆能了解者。当时人的语体文，亦有为我们现在人所不易了解者，例如明太祖的诏谕，有些即是我们现在人所不易了解底。这是不错底。不过我们现在人所用底语体文亦是比较受过教育底人所用者，亦并不是全国个个人所都能了解者。不但现在中国的语体文是如此，在别国亦有如此底情形。例如在现在流行世界底英文，实即英国比较受过教育底人所说底言语，所写底语体文。伦敦以外底“粗人”，所说底言语，即不尽同。英美新出小说中，往往直写“粗人”所说底言语之处，其不同是很大底。我们以上所说宋明人所用底语体文，是比较受过教育底人所用底。而我们现在所提倡底国语底文学，文学底国语，正是宋明人比较受过教育者，所用底语体文的继续。在这一方面，我们看见中国文化的一脉薪传。
自宋明以来，语体文虽已普遍流行，但一般人总以它为非正式底文体。所谓正式与非正式是相对底。自六朝以来，骈文是正式底文体。到唐宋，韩欧的“古文”虽亦可用于碑板，但朝廷正式底制诰，还要用骈文。直到清末还是如此。凡皇帝用全衔，即“奉天承运皇帝”颁布底文件，例如诰命等，总是骈文。而群臣为正式底礼节所上底文件，例如贺表等，亦总是骈文。我们可以说，自六朝以来，骈文是最正式底文体，普通所谓文言文是次正式底文体，在民初文学革命以前，语体文是非正式底文体。语体文虽是非正式底文体，而却什么人在随便底时候都可以用，例如皇帝的朱谕朱批，是一种便条的性质，亦可用语体文，如“知道了，钦此”等。
民初文学革命的开来的方面，即是它说：语体文亦是正式文体，而且应该是以后惟一底正式文体。在以前语体文是非正式文体，所以可用以写语录，而不可用以写论文；可用以写家书，而不可用以与师友写信。在以前语体文是非正式文体，所以用语体文写底文学作品，都是“闲书”，不能入高文典册之列。文学革命以后，语体文成为正式文体，所以在这些方面，都翻案了。就这一方面说，民初的文学革命是开来。
我们这种说法，并不轻视或减低，民初文学革命的意义及影响。在现在看起来，把语体文升为正式文体，为容易而且极应该底事，但在当时确是有革命性底变动。我们往往于事后回看某事前，而觉其甚易，说：“哦，不过如此。”但如将某事与其当时底情形合而观之，则知这一句话是不能随便说底。
此外还有语体文“欧化”一端，似亦可列入民初文学革命的开来方面。不过这一端并不是文学革命开底。我们于第八篇《评艺文》中说，所谓欧化，大部分是现代化。现代人说现代事，其说底方法及形式自不能不有新花样。所以自清末以来，中国的语文，已经开始现代化了。梁启超的文章，固已充分现代化；即严复的文章，亦不是真诸子，真桐城。所以这一端，民初文学革命，虽扬其波，而不是开其源。
于此我们所要注重底，即民初的文学革命运动，若不是有继往这一方面，它不能有它所能有底成功。有许多在文字方面底改革，在旧情方面无所根据者，皆不能或不易实行；行之亦没有或很少有什么效力。例如在汉字旁边加注音字母，在原则上说，这对于初认字底人应该是方便多了。但实际上初认汉字底人还是直接记汉字的音，而不用旁边底注音字母。现在小学国语教科书里，汉字旁都有注音字母，而小学生能用注音字母底却很少，这即是因为这种办法，在旧情方面没有什么根据的缘故。
就以上所说，我们可见，社会上底事情，新底在一方面都是旧底的继续。有继往而不开来者，但没有开来者不在一方面是继往。
第十一篇　论抗建
在第三篇《辨城乡》里，我们说：中国人的城里人底资格，保持了一二千年，不意到了清末，中国人遇见了一个空前底变局。中国人本来是城里人，到此时忽然成为乡下人了。这是一个空前底变局，这是中国人所遇到底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
我们又说，在现在底世界中，英美及西欧等处是城里，这些地方底人是城里人；其余别底地方大部分是乡下，别底地方底人大部分是乡下人。这些乡下地方有些已为某城里人底国家所管。此受某城里人底国家所管底乡下地方，即是某城里人底国家的殖民地。有些乡下地方，虽不特别为某城里人底国家所管，但在经济上是附属于，至少是靠城里人底国家。这些地方即所谓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中国即是这些乡下地方。在现代世界里，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底地位。这是一个行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底社会与行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底社会相遇时不可避免底结果。
在《辨城乡》里，我们只在经济方面，说做殖民地底国家与有殖民地底国家的区别及关系。专在经济方面说，做殖民地底国家与有殖民地国家的区别及关系，是如城里与乡下的区别及关系。但若就别方面说，则其区别与关系，又不仅是如此。在一个社会里，有法律道德可讲，城里人虽可在经济上统治乡下人，但他不能用武力底或政治底方法压迫乡下人，使他永远做乡下人。在中国以前“天高皇帝远”底地方，有些土豪劣绅，也可做这些事，但这总是例外。不过这例外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却是一个原则。因为国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底社会，所以国与国之间亦没有道德法律可讲。所以城里人底国家不但可在经济上统治乡下人底国家，而且可用武力底或政治底方法压迫它，使它永远当乡下人底国家。近代城里人底国家对付它的殖民地，并不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而还要使其“钟虡不改，庙貌如故”。还要使其故君，安坐在小朝廷里，依然“称孤道寡”。它只要抓着它的殖民地底人的矿产工业，叫它的殖民地底人安于不进步底经济状况，永远一方面为它生产原料，一方面为它推销货物。这样底福就足够它享了。这样底罪也就足够它的殖民地底人受了。
中国最早对付西洋经济势力底办法，是所谓闭关政策。这种政策虽为以后人所讥笑，但专就经济方面说，这政策并不失为一种政策。在经济方面说，关于衣食住等必需品，中国都是自给自足底。外洋来底东西，都是些“奇技淫巧”，人有之亦可，无之亦可。中国只要把那些外国商人，一律驱诸大门之外，噗通一声，把大门关上，则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中国在经济上不与西洋发生关系，西洋何从在经济上统治中国？在现代我们亦常看见，某国禁止某国货物或某国某种货物入口，或虽不完全禁止其入口，而提高其税率，或限制其数量。这些都是一种经济上底自卫办法。中国以前所谓闭关政策，专就经济方面说，亦是这一种底性质，所以亦不失为一种政策。不过这种政策虽不失为一种政策，但如何能行呢？老鼠想在猫项下挂铃，以便于猫来底时候，先得到“警报”。这亦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这铃如何挂上呢？清朝中叶底人想闭关，虽亦是一种政策，但这关如何闭上呢？在讲法律道德底社会里，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大门，我们愿关就关，谁也没奈我何。但国际间是不讲法律道德底。我们的门关一次，人家就派打手来撞开一次。到后来简直不能再关，亦不敢再关了。门既不能关，而我们的生产制度，又是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因此遂自然地成为半殖民地底国家了。
在现代世界中，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这一句话近十几年来大家常说，不过说这句话底人，亦间或不十分明了这一句话的确切意义。亦间或有人以为这一句话未免言之过甚。不过我们若回看清末民初时候底中国，我们知道这一句话是不折不扣底真理。我们须回看清末民初时候底中国，因为自这个时候以后，中国的地位是一天一天在改善之中。现在中国与日本打仗，是中国在近代处境最危底时候，但不是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时候。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时候，已经在二十年前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亡的时代。旧说“否极泰来”，在近代，中国否极的时候是在清末民初，现在已是泰来的时候了。这并不是我们强为此说，的确事实如此。
在清末的时候，在政治方面，我们虽说是独立自主，这是我们所以只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缘故，但是这个独立自主亦是很可怜底。几个外国公使的意见可以影响朝政。几个强国如有所要求，只要叫他们的公使，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拍一拍桌子，发一点脾气，即可如愿以偿。在经济方面，不但铁路邮政等均在外国人手里，而且社会上流通底货币，亦是外国底。上海通用底是墨西哥的鹰洋，北方通用底是俄国的站人洋。到现在还有人不说银几元而说洋几元者。洋者，洋钱也。洋钱者，鹰洋及站人洋也。
在安南旅行，我们看见，坐头二等火车底，大都是法国人，而安南人都挤在四等车上，与猪狗在一起。在河内、海防，我们看见洋式楼房，大都是法国人的住宅。我们看见坐汽车底都是法国人，而安南人顶好亦只坐洋车。我们说，这是殖民地的情形。这真是殖民地的情形。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亦是这样。不过在中国，在那时候，坐头等车、住洋房底人，不必定是法国人而已。
在那时候，中国人的心理，亦是殖民地人的心理。所谓殖民地人的心理者，即殖民地人因为常受压迫，久而久之，即有一种自卑心结，认为自己本来是不行底。如刘姥姥认为贾府的人，天然都是聪明伶俐底，天然都是应该享福底；她自己同板儿，天然都是粗手笨脚底，天然都是应该受罪底。刘姥姥的心理，是乡下人的心理，亦即是殖民地人的心理。有人说：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月亮圆。如真有人如此以为，这人的心理，是十足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殖民地人的心理，可以从言语里看出来。例如西菜初本称为番菜，到后来则称为大菜。清中叶以前，中国人本以西洋人为夷狄，所以称其菜为番菜。到后来由鄙视西洋人，改为恐惧西洋人，由恐惧西洋人，改为崇拜西洋人。到崇拜西洋人的时候，番菜即成为大菜了。中国人本以西洋人为野蛮，到后来则以西洋人为文明，而自居为野蛮。所以在清末民初，凡西洋底东西，俱可以“文明”二字加之。如话剧称为“文明戏”，手杖称为“文明棍”，行新式婚礼称为“文明结婚”。又如长江及沿海轮船，其头等称“大菜间”，二等称“官舱”，三等称“房舱”。这些名称表示当时“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心理。以上所说各名称，所表现底心理，都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以前，中国大多数人所认为最有希望底事是晋京赶考，最光荣底成就是状元及第。到清末民初，中国大多数人所认为最有希望底事是出洋留学，最光荣底成就是博士回国。在以前，中国受过教育底人常引“孔子曰”，以作为他的言论的根据。凡是只要是孔子所以为是底，一定没错。清末民初，中国受过教育底人常引“某国某教授曰”，以为他的言论的根据。凡是只要是某国某教授以为是底，一定也没错。在以前中国受过教育底人，说话总要夹杂些文言，以表示他是“喝过墨水”。在清末民初，受过教育底人，说话总要夹杂些外国语，以表示他“吃过面包”。这些情形所表现底心理，都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那时候，固然还有以西洋人为夷狄底人。不过这些人是“外强中干”底。在那时候，有些当时所谓“老顽固”者，终日骇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视所谓欧化为洪水猛兽。不过这些人一听说西洋人亦有称赞孔孟者，亦有将四书五经，译成其国文字者，他们即马上觉得“受宠若惊”，见人称道不置。这亦是自卑心结的表现。这心理亦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还有些人亦常说：我们要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力。但一说到此，他即说：我们必须有人学德国的菲喜推。这一句话即表示他自己没有民族自信力。这一句话所表示底心理，亦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这些情形，近二十年来，渐渐地改变了。我们不说西餐是番菜，也不说它是大菜，我们直说它是西餐而已。我们不说手杖是打狗棍，也不说它是文明棍，我们直说它是手杖而已。这些地方，表现我们对于西洋既不鄙视，亦不崇拜。我们对于西洋的东西，只如其实以称之。我们在国内各地旅行，看见头等车上，满坐些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昂然坐在沙发上，居之不疑，毫无自惭形秽底样子。这是一个很大底改变。这一方面证明中国人的财力大有增加，一方面证明中国人的心理亦大有改变。
无论在什么方面，近二十年来，中国都有很大底进步。无论在什么方面，我们在现在返看清末民初时候的情形，都有如同隔世之感。关于这些，在我们这篇短文里，我们亦不能一一举例说明。我们只可概括地说：在近代，中国的厄运，至清末民初而极。我们现在底时代，是中国复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落的时代。
有许多人嫌中国进步得太慢。在过去几十年中，如果中国不走些冤枉路，中国的进步还可以快些，这是可以说底。不过我们说这话底时候，我们不可以忘记，中国的改变，是一个旷古未有底艰巨任务。这个任务，是要在短时期之内，把西洋各主要国家于几百年内所做底事，完全做了。而中国的人民，又如此底众多，土地又如此底广大，以前底历史又如此底悠久，行动起来，改变起来，当然特别困难。这种任务，是非常艰巨底。对于如此艰巨底任务，中国的进步不能说是不快。
日本何以进步比中国快呢？这有几个原因可说。就第一点说，日本的人民，比中国少得多。它的土地比中国小得多。所以在行动方面，便利许多。就第二点说，它的历史与中国不同，所以少了一次种族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以种族革命始，而以政治革命终。我们在现在平心而论，清末当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行底政策，并不能说是全盘地不对。若果没有所谓满汉种族问题，如果当时底皇室是姓刘底，姓李底，姓赵底，或姓朱底，辛亥革命，可以没有，国家的组织中心，不致崩坏，则中国的进步，即可少一番迟滞。一个组织的中心，破坏之甚易，而建立之甚难。中国比日本多经了一次革命，自然进步多受了一番迟滞，而让日本占先了。
无论如何，中国是进步了。在世界政治说，中国的进步是世界上一个大部分底人要脱离殖民地底生活，是世界上一个大部分底乡下人，对于城里人底反抗。所以说，中国的进步有革命的性质，中国的进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谓世界革命者，即全世界被压迫底人要求翻身也。中国是半殖民地底国家，中国人是被压迫底人，所以中国的进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从这一方面看，中国的进步，是世界上已经是城里人底国家所不喜底。但是这种不喜，若不用力量以表示之，对于中国的进步是不能阻止底。在清末，一个强国对于中国，如有所不喜，只须派几只兵舰开到中国，再叫它的使臣，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拍一拍桌子，即可达到它的目的。但现在底中国，则不是当日底吴下阿蒙了。谁要想压制中国，叫中国永远当乡下人，他非派大量底军队不可。这又不是任何国家所皆能办到底。在现在底局面下，能如此办到者只有日本，日本既能如此办，它当然如此办。这就是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与别底城里人底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又有不同。对于别底城里人底国家，中国成为城里人的结果，不过是使它们少了一块公共殖民地而已，对于它们本身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底威胁。不但如此，而且中国在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中，于开发资源、建立工业的时候，一定还要用许多机器及其他工业交通用品，它们还可以在相当底时期内，做大批底生意。譬如一个乡下底土财主，如要变为城里人，他必需先进城向城里人买许多东西。其终究将成为城里人，与现有底城里人并驾齐驱，虽为城里人所不喜，但就眼前说，他们亦并非无利可图。中国的成为城里人，对于别底城里人底国家，虽是如此，但对于日本却不是如此。在历史上，在地理上，或在文化上，无论就哪一方面说，中国本来是东亚的主人。因为欧洲早经过产业革命，所以整个底东亚，都一时沦为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日本脱离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地位较早，欧美国家又都不能在东亚取大规模底军事行动，“强龙不压地头蛇”，所以日本即以“东亚安定力”自命。所谓东亚安定力者，即东亚的主人也。日本之所以能有此地位，是因为中国尚未完全成为城里人的缘故。若中国完全成为城里人，则无论在何方面说，中国天然是东亚的主人。如此即与日本的现在地位不能相容。所以别底城里人底国家，对于中国的完全成为城里人可以放过，而日本则必不能放过。这又是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
日本当局口口声声说，日本对于中国，并无他求，只是要经济合作而已。所谓经济合作者，即中国为农业国，日本为工业国，中国的资源用日本的资本技术开发，如是互相辅助而已。这的确是日本的真意。这就是说，在东亚以日本为城里，以中国为乡下，日本人为城里人，中国人为乡下人。如此，日本在东亚可以长保其经济上政治上底主人的地位。如中国人承认这一点，随你用五色旗也好，青天白日旗也好，这些对于它都是没有关系底。
但是中国的进步，正是要脱离乡下底地位，脱离殖民地的地位。所以中国的进步与日本起了直接底冲突，而闹到现在底地步。这是历史的“势所必至”，而没有方法可以避免底。有些人以为，两国的交争，如同个人间吵架，只要一方客气一点，让步一点，即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是完全错误底。
有人以为日本侵略中国，只是他们的军阀的意思，他们的财阀是不赞成底，或者是反对底。这种说法，亦是完全错误底。无论在何时何地，一个国家打了胜仗，军人所得底是虚荣，财阀所得底是实利。现在日本所占领底地方，跟着就有日本的商人来卖货，日本的工业家来开发资源；可知收“战果”实利者，还是日本的资本家。资本家冒险心不如军人大，所以他们有时不免替军人“捏一把汗”，这是有底。军人叫他们拿钱出来打仗，他们未免“善财难舍”，这也是有底。在战时军人的威权日大，他们恐怕将来“尾大不掉”，这也是有底。但说他们不赞成，或是反对，军人的行为的最后目的，这是没有底，而且不会有底。
有些人以为，中国尚未进步到一个能与日本打仗的地步，不如暂时不打，等到进步到了一个地步再说。这些人不知道，这一次打仗，正是日本怕中国进步到一个地步，不可复制，所以先下手为强，他所谓“制于机先”。有人说：这一次打仗，对日本是迟了五年，对中国是早了五年。对中国早了五年，所以我们不能不忍痛后退。对日本迟了五年，所以它不能速战速决。不过无论如何，在现在底局面下，这个战事是中国进步中间所必经底一个阶段，必过底一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若怕魔高，即只好不修道了。不修道，魔自然亦没有了。假使中国现在表示愿永远当乡下人底国家，愿意同日本“经济合作”，一切问题自然都没有了，可是中国一切的前途自然亦没有了。
有些人看这次中日战争，总不知不觉地，用看两个平等国家的战争底看法。有些人虽知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力量是不平等底，但以为所谓不平等者，不过是中国的飞机大炮少，日本的飞机大炮多等等。在这些方面，中日的力量，固然是不平等，但这些不平等，尚是枝节底。中日根本上底不平等，是日本是个城里人底国家，中国是个乡下人底国家。从城里人的观点看来，乡下人想变为城里人，等于想造反。从日本人的观点看来，中国近来底进步，即是中国造反的“逆迹昭著”。它派兵来，只是“扫荡”这些造反底人，而并不是与一敌国作正式底战争。所以它不说这次战争是中日战争或日支战争，而说这是“中国事件”。这固然是日本的狂妄，但这狂妄也是一种事实的反映。我们也常说“抗”战“抗”战，我们常说我们这次“抗”战有革命的性质。这话也是一种事实的反映。“抗”有以下违上的意思。乡下人与城里人争执起来，在经济上城里人是上，乡下人是下。战而曰抗，则其不是两平等底国家的战争可知矣。革命与造反，本是一件事的两个名字。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自压迫者的观点说，这是造反。自被压迫者的观点说，这是革命。
明白了这次战争的真正性质，我们即可以明白，这次底战争为什么是不可避免底，为什么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底阶段，一个必过底关。知其是必过底关，则即非往前闯不可。闯过也要闯，闯不过也要闯。因为往前闯有闯过底希望，即使万一闯不过，其结果也不过与不闯一样。
在这一点，日本比中国走了好运。它在它将要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的时候，没有一国非压它不可，所以也没有一国压它。那时候的中国俄国都是腐败不堪，所以日本两战成名，立了成为“东亚安定力”的基础。中国没有这个好运，或者虽亦有这个好运，而自己让它空过了。不过这都是已往底事。空追悔已往，是没有用处底。
我们若知这次中日战事是中国的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即可知，所谓抗战与建国，并不是两件事情，而只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真理，此即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从前我们总想着，抗战是抗战，建国是建国，一个是非常时的工作，一个是常时的工作。好像历史上底事情，能够拿钟表上底时间，于某一分某一秒，可以截然划断。好像是可以有一个时候，我们可以坐下，长叹一口气，说：哎呀，抗战完了，现在我们可以做建国的工作了。这一种见解，完全是错误底。我们常说“一劳永逸”。这句话对于一件比较简单底事情，是可以说底。一个人盖了一所钢骨洋灰底房子，一个人盖了一所草棚。钢骨洋灰底房子，可支持百年以上，草棚只可以支持一二年。比较起来，我们说，盖钢骨洋灰房子是一劳永逸，这是可以说底。但如较复杂底事情，其中包罗千头万绪，其错综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于这些事，即不能有所谓“一劳永逸”。
办河工底人常用一个名词是“抢救”。人生里各种事都是以抢救底精神成功底。就一个人的生理方面说，他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与千百万底病菌争斗中。千百万各色各样底病菌，对于他时时刻刻，轮流攻击，而他的身体亦时时刻刻在那里一面抵抗，一面生长。这两方面，若有一方面有一时一刻底停息，这个人立刻即有性命之忧。这是生理学及医学上底常识，我们都知道底。
有一个人画了一幅讽刺画。画中有一道大河。河上有一条独木桥。桥上有许多人从一边往另一边走。桥下有许多像所谓魔鬼者流，抓着每一个过桥底人的腿，用力往下扯。桥上每一个人，都正在一面过桥，一面努力与魔鬼争斗，同时河里面也漂流些落下桥底人的死尸。这幅画旁边注说：“这就是人生。”这实在就是人生。
一个人就是这样活下去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就是这样活下去底。那个独木桥，总是走不完底。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是在活底时候，即是在走独木桥与魔鬼争斗的时候。小说上有一句话是：“且战且走。”一面与魔鬼争斗，一面过桥底人，亦正是“且战且走”。不过这走不是向后走，而是向前走而已。中国现在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亦正是这一种底且战且走。
魔鬼固然是可恶底，但独木桥本身也就是不容易过底。即使没有魔鬼，而过桥底人，如果偶一疏忽，也会失脚跌在河里。所以我们先哲常说，人是“生于忧患，死于逸乐”。我们先哲最怕人说“一劳永逸”。我们先哲所说底，不是永逸，而是“无逸”。
所谓争斗的精神，中国以前是不讲底。中国以前所讲底，是无逸的精神。这与所谓斗争的精神，对于人过独木桥，有同样底功用。中华民族的四千年底生存，就是靠这种精神维持底。
第十二篇　赞中华
在旧时，大部分底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凡今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如何好，或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总要差一点。古人所做底事，一定更好，或做得更好。如果今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便借题发挥，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等滥套，将今人骂得“狗血淋头”。
在旧时，除了些庙堂颂圣底作品外，在私家著作里，很少看见称赞他自己的时代底文章。王充《论衡·齐世篇》说：“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错误，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书里有《宣汉篇》。在这篇里，王充指出，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王充感觉到他自己的时代的伟大。这在旧时是很少见底。
在旧时，大部分人所以都贵古贱今者，其原因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或“所传闻世”。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他们亦是贵古而贱今。《抱朴子》说：“俗世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患矣。”正是说此。就第二点说，中国旧时底社会，是农业底社会，在农业底社会里，人所注意底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底。对于循环底事情，人靠经验即可以知之、治之。农业社会的人，特别“尊高年”。高年是有经验底人。青年人有什么不了解或不能应付底事，即请教于高年。高年，凭他的经验，可以教训青年，而这些教训，大致都是不错底，因为在农业社会里，新来底事与过去底事，大致都是一类底。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但在工业社会底人，新底事情，时常发生。而其新又不只是个体上底新，而是种类上底新。我们常听见有些高年人说“这种事我没有经过”这一类底话，在农业社会里，是很有意义底，但在工业社会里，则没有什么很大底意义。因为在工业社会里，人所没经过而新有底事，是太多了。对于人所没有经过底事，旧经验的教训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业社会里，高年不是一个傲人底性质，而青年反是一个傲人底性质了。青年所以成为一个傲人底性质者，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底事物，可以学习，而高年则不能学习也。在农业社会里，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于道德底理由，一半是由于实用底理由。在工业社会里，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底理由。
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贱今底人，在现在是很少底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凡中国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如何好，或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外国人，总要差一点。他们总想着，外国人所做底事，一定更好，或一定做得更好。如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一定要借题发挥，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滥套，把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所以有这一部分人，贵远贱近者，其原因亦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近是人之所见，远是人之所闻或所传闻。人既易于“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也易于贵远贱近。就第二点说，中国现在一部分人还有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上篇《论抗建》里，我们说到所谓殖民地人的心理。中国人有这种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时候为最甚。相传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这与上《抱朴子》所说，可谓“异曲同工”。实际上或不必真有人如此以为，但有此传说，也就是一个很有意义底事实。此事实使我们知道，当时有许多人盲目地崇拜西洋人。这种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国到现在还有残余。此即是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多少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贵远贱近，虽亦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又并不是仅只贵远贱近，他们对于阿比西尼亚的英勇，总觉得“不过如此”，而对于捷克的懦怯，总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些方面看，这一部分人的贵远贱近，是由于他们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说，人贵所闻而贱所见。这并不是人的弱点，而正是人的优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我们可以说，人是有理想底动物。就客观方面说，理想是事物的完全底典型。就主观方面说，理想是人对于事物的完全底典型底知识。人有理想，而其所见底事物，都不尽合于他的理想。社会上或历史上底事，都是人做底。人都是人，不是神。此即是说，没有人是绝对完全底，没有人是完全合乎人的定义底。在实际底世界中，无论什么事物，都必多少合乎它的定义，但亦没有一个事物，能完全合乎它的定义。人既是实际底事物，他总有缺点，他所做底事亦总有缺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离我们远底人，亦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所做底事亦有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异时异地底人，因为距离远底缘故，不容易看见，因为距离远底缘故，人看异时异地底人或事，都只看见其大体轮廓，其详细则看不清楚。如其大体轮廓无大缺点，人即以为其是完全底。人对于其同时同地底人或事，则是深知其详底。因深知其详底缘故，不但看不见其大体轮廓的无大缺点，如果其大体轮廓是无大缺点，而且简直看不见什么是其大体轮廓，如所谓见树不见林者。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看其同时同地底事，自然只见其是不完全底了。
我们论历史上或社会上底事，必须先就其大体轮廓看。看见了它的大体轮廓，然后可以看见它的主要底趋势，及它的趋势所向底目的。用我们于以上所用底名词说，我们看见了它的大体轮廓，我们才可以于它的许多“情”中，看出它的“性”。
在我们的《新事论》里，我们的意思之一，即是想指出中国在近五十年来底活动的大体轮廓，以及这个活动的“性”。许多谈所谓文化问题者，大概都是想在这方面说一点。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活动，其主要底趋势，是从乡下变为城里，从半殖民地的地位，恢复以前东亚主人的地位。就恢复以前东亚主人的地位说，中国近五十年来底活动的“性”是“复兴”。就从乡下变为城里说，中国近五十年来底活动的“性”是“革命”。有些人的看法，注重中国近来底活动的复兴性，常用“民族复兴”、“自力更生”等语。有些人的看法，注重中国近来底活动的革命性，常用“民族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语，这些看法都不错，这些说法都是可说底。
或可问：就大体轮廓上看，中国近来底活动是不是已有成就？中国人在复兴或革命的方面，是不是已有成绩？我们的回答：中国已有很大底成就，中国人已有很大底成绩。
我们于第七篇《阐教化》里说，一国可有一国的国风，中国自商周以来，有一贯底一种国风。此种国风是：在中国社会里，道德底价值，高于一切。在这种国风里，中国少出了许多大艺术家、大文学家，以及等等底大家。但靠这种国风，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底民族，而且除几个短时期外，永久是光荣地生存着。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项背。在眼前这个不平等底战争中，我们还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
我们于《新理学》中说，一社会的分子之行动，其可以直接或间接维持其社会的存在者，是道德底行动；其可以直接或间接阻碍其社会的存在者，是不道德底行动；其亦不维持亦不阻碍其社会的存在者，是非道德底行动。这些话，亦可以反过来说。我们亦可以说，所谓道德底行动者，即人的行动之可以直接或间接维持其社会的存在者；所谓不道德底行动者，即人的行动之可以直接或间接阻碍其社会的存在者；所谓非道德底行动者，即人的行动之亦不维持亦不阻碍其社会的存在者。
道德是所以维持社会存在的规律。在一社会内，人愈遵守道德底规律，则其社会之组织必愈坚固，其存在亦必愈永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尊重道德的传统底国风，与中国社会的组织的坚固，与中国民族的存在的永久，是有密切底关系底。
《左传》说，古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底看法。照这个传统底看法，有三种人可以得永久底荣誉。可以得最大底永久底荣誉者是有道德底人，其次是有功底人，其次是有学问底人。在中国历史中，秦皇汉武，功盖中国，但历史家的春秋之笔，对于他们，总是贬多褒少。照传统底看法，他们二位的令闻令誉，不及一个乡下底孝子节妇。在中国历史上，有学问底人的声价，也靠他的德维持。在中国历史上，有学问底人，大部分亦是有德底人，或人以为是有德底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有德底人，或人以为是有德底人。只有学问而无道德底人，不能十分为人所重视。在文学艺术方面，亦有如此底情形。例如人称赞杜甫的诗，必说及其忠爱之忱。颜真卿的字，传统底说法以为比赵子昂的字有价值，因为颜真卿是忠臣，赵子昂是贰臣。有一传说谓，有二人好写字，其一写魏武帝字，其一写颜真卿字，写魏武帝字者以写颜真卿字者之字为不佳。写颜真卿字者说：“我的字虽不佳，然是学忠臣的字。你的字虽佳，然是学奸臣的字。”写魏武帝字者无以对。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看，这些话都是“驴唇不对马嘴”。从这观点看，这些话荒谬的程度，不亚于现在德国的物理学家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对，因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但若从道德价值高于一切的观点看，则若一个人的“大节有亏，其余皆不足观”。从这观点看，这些话亦不是不可以说底。而在大家都如此说底社会里，其中人的道德底行为，可以得更大底鼓励。其中人的道德底行为，可以得更大底鼓励，则有道德底行为底人必更多，而此社会的组织，必更坚固，其存在亦必更永久。
我们并不以为，别底民族或国家，都不是讲道德底。所谓一个民族或国家不讲道德者，有两个意义。其一个意义是说：一个民族或国家于对外作一整个底行动时，不讲道德。这是有底，是可以有底，不过这些行动本来无所谓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因为所谓道德本是因一社会之有而有底，而自古迄今，国之上还没有真正底更高底社会组织。此点我们于第二篇《明层次》中，已经说明。所谓民族或国家不讲道德的另一意义是说：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内部底分子，在其内部都不讲道德。在这一意义下，我们可以说，没有民族或国家，若其还能继续存在，是如此地不讲道德。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内部底分子，可以于一个时候都不讲道德。如果有这个时候，这即是那个民族或国家土崩瓦解的时候。但若说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部底分子，都从来不讲道德，这是没有底事。因为如果如此，那个国家根本上即不能成立，那个民族根本上即不能存在。
虽是如此，但西洋人对于人底评价，所用底标准，是与中国人的传统底标准，不尽相同。中国人所谓三不朽，西洋人是亦承认底，而且他们亦不能于此三者之外，再说有别种底不朽。不过对于这三种不朽底评价，西洋人与中国人，不尽相同。照中国人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西洋人的说法，大概要是：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德。照西洋人的办法，有大成就底政治家、军事家，以及诗人、戏子，都可以入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众神祠”；而照中国的办法，则只有有德底人，可以入圣庙。圣庙中固然亦有些可称为什么家者，但其入圣庙是靠他的德，而不是靠他的是什么家。
自清末以来，因受西洋人的影响，中国人虽仍尊重有德者，而对于有功有言者的崇拜，已比前增高。在清末即有人称赞秦皇汉武的伟大。我们现在以为秦皇汉武当然是伟大。不过这种说法，在清末是翻案文章。民初更有人称赞则天皇后的伟大，这更是翻案中之翻案了。在这些方面，我们虽已受了西洋人的影响，但对于西洋人在这一方面底观点，亦并未完全接受。我们可以了解，英国人为什么崇拜莎士比亚；但我们仍不能了解，美国人为什么崇拜某工业大王，或某电影明星。在这些地方，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在清末民初，有些人以为中国人不知分别公德与私德。中国人所以不崇拜秦皇汉武，以及则天皇后者，因为中国人以他们的私德与他们的公德相混也。照我们的说法，凡可称为道德者，都是与社会有关底，即都是公底，纯粹只关系一个人的私底事，都是非道德底，即无所谓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一个人打死了另一个人，他这行为可以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但一个人多吃了两杯酒，以致头晕呕吐，我们不能说他这行为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
或可说：中国人原来所讲底道德是旧道德。中国人只知讲旧道德而不知讲新道德，所以中国几十年来要自强，而还没有强起来。照我们的看法，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新道德，旧道德；在有些地方，道德是无所谓新旧底。照我们的看法，有社会，有各种底社会。有些道德，是因某种社会之有而有底，如一民族或国家，自一种社会转入另一种社会，则因原一种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旧道德；因另一种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新道德。但大部分底道德是因社会之有而有底。只要有社会，就需有这些道德，无论其社会，是哪一种底社会。这种道德中国人名之曰“常”，常者，不变也。照中国传统底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五者的意义及其所以为常，我们于《新理学》中已说过。此五常是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这是不变底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天不变，道亦不变”，对于“常”仍是可说底。忠孝是因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这一点昔人虽未看清楚，但昔人虽以忠孝为人之大节，但不名之曰常，这是很有意义底。关于忠孝，我们于第五篇《原忠孝》中，已说了很多。忠孝可以说是旧道德。我们现在虽亦仍说忠孝，如现在常有人说，我们要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不过此所说忠孝与旧时所谓忠孝，意义不同。此所说忠孝是新道德。我们可以说，对于君尽忠，对于父尽孝，是旧道德；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是新道德。在这些方面，道德虽有新旧的不同，但能行不变底道德底人，都自然能行这些道德。一个能行仁义礼智信底人，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自然能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自然能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
无论古今中外，都承认上所说三不朽之为不朽。这是各民族或国家之所同。但各民族或国家对于此三者之相对底重轻，则可有不同底看法，此是各民族或国家之所异，其所以有此异的原因，我们于此不论。我们于此只说，其有此异，是事实。这些异，从某种社会的共相的观点看，不是主要底；但从一民族或国家的殊相的观点看，则是重要底。此点我们于第八篇《评艺文》中已说过。
照中国的传统底评定人的价值底标准，有德为比有功更有价值。因此有许多好大喜功，好冒险进取底人，因得不到鼓励而不能尽其才。在中国历史中，有些好大喜功、冒险进取底人，如有所成就，其成就不是在社会鼓励之下成功底，而是冒社会的大不韪而成功底。在这一方面说，中国在进步方面，受了大影响。但中国重有德的影响，使人人向有德这一方面走，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得以坚固，中国民族的存在得以长久。中国民族，这样地稳扎稳打，才能有如上所说稀有底成就。
说到中国的社会组织坚固，或许有人听见即笑掉了大牙。因为近来骂中国或中国人者，都说中国是无组织底国家，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些人的话，我们亦不能说是全无根据。不过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说，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中，家是人的一切。中国旧日底社会是生产家庭化底社会。在旧日社会中，家的组织，极其坚固。旧日所以以孝为道德的中心者，即因孝是巩固家的组织底道德也。在旧日凡可以巩固家的组织底行为，或可以延续家的存在底行为，皆是孝的行为。例如旧日兄弟不和，或妯娌不睦，均可称为不孝底行为。因此等行为，足以招致家之分裂也。在旧日，兄弟分居，虽不是不道德底行为，而亦不是光荣底行为。“五世同居”虽不是人所必行底道德底行为，而却是很光荣底行为。娶妻生子，亦是孝的行为，因此等行为，乃所以延续家之存在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照旧日的看法，人人都有为其祖先传嗣续的责任。中国人民的众多，中国人的此等责任心不能不说是其一大原因。
在旧日，中国人的组织，虽注重在家，然亦并非只限于家。旧日所谓江湖上底各种组织，其严密坚固，比家的组织，更有过之。试举在欧美各国做卖货小贩底中国人以为例。我们所谓上等人者，如要到外国游历，总先要请教许多人，先看许多指南游记，先学些言语。即令如此，我们还时常感觉困难。在欧洲旅行，火车走不了几个钟点，就要过国境，查护照，验行李，换钱，换言语。这些情形，教我们感觉更大底困难。但是常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甚而至于一个中国字也不识底中国人，带一点零碎货物，可以传食于欧洲。这些人能周游列国，全靠他们的帮。他们的帮是一种严密坚固底组织。别底国家向外移民，靠兵船大炮，但中国向外移民，则靠这些民的本身的严密组织。河北山东底人，向东北西北迁移，远及苏联及欧洲各处。广东福建的人向东南西南迁移，远及南洋及美洲各处。他们的成功，没有靠政府的任何帮助，只靠他们自己的严密组织。中国人的组织的坚固，在这些地方是很容易看出底。
常有人说：中国人所有底严密坚固底组织，都是小组织。正因中国人有严密坚固底小组织，所以全国大一统底大组织，反而组织不起来。中国人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底，一说到全国大一统底大组织，中国人不是闹党见，就是闹省见。各小组织的力量，互相摧毁，互相抵消。结果是：关于大组织底事，什么都不能做。这是实在情形。这些批评家所说底并不错误。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在旧日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在旧日底交通状况下，所谓全国大一统，本只需要很松底组织，亦只能有很松底组织。在那种社会里，在那种交通状况下，严密底全国大一统底组织，是没有物质底必要，亦没有物质底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于第四篇《说家国》中已经说明。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旧时只有严密坚固底小组织，而没有严密坚固底全国大一统底大组织者，因为照旧时底一套社会制度，本来只需要严密坚固底小组织，亦只需要松懈疏阔底全国大一统底大组织，而其物质基础亦只允许如此。到中国的社会制度一变，及其物质底基础允许的时候，中国的全国大一统底组织亦一天一天地严密坚固起来。二十四个月底伟大底战争，更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史书，常见上面写“某师与某师战，大破之，某师溃”等语句。我们在现在底实际底经验中，深明白了破字及溃字的意义。破者破其组织，溃者其组织崩坏。打仗并不是要把敌人赶尽杀绝，亦不能如此。打仗的胜利，不是靠敌人的绝灭，而是靠敌人的崩溃。战胜底兵可以用几个人，赶杀败兵几百人。其原因即是，胜兵虽只几个人，而是有组织底，败兵虽有几百人，而其组织是已被击破底。败兵虽有几百人，而此几百人只是几百个一个一个底人。几个人打一个人，当然是很容易底。这次中日战争，是个极不平等底战争，我们于上篇《论抗建》中已经说过。在这个极不平等底战争里，我们虽退而不溃，我们虽有时为敌人所败，而却永未为敌人所破。就军队说是如此，就人民说亦是如此。这样我们表现出很大底组织力，很大底道德力。
以上说了我们的国风的一方面。就这一方面说，这种国风的理论底根据是儒家墨家的学说。更确切地一点说，巩固家的组织底道德的理论根据是儒家的学说。巩固“帮”的组织底道德的理论根据是墨家的学说。此外中国的国风还有另一方面，这另一方面底国风养成中国人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就这另一方面说，中国的国风的理论底根据是道家的学说。儒家墨家教人能负责，道家使人能外物。能负责则人严肃，能外物则人超脱。超脱而严肃，使人虽有“满不在乎”的态度，却并不是对于任何事都“满不在乎”。严肃而超脱，使人于尽道德底责任时，对于有些事，可以“满不在乎”。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底人，才真正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