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65部分在线阅读

[12]《中国通讯》第2号文件：克拉兰顿致阿礼国信，1868年12月30日。
[13]《中国通讯》第5号（1871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07号文件，第355页。
[14]《中国通讯》第117号文件：克拉兰顿给阿礼国的信，1869年6月4日。
[15]参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8，第14页，1869年10月23日。
[16]《中国通讯》第1号（1896年）：阿礼国致克拉兰顿信，1869年10月28日。
[17]《中国通讯》第5号（1871年），第360页：阿礼国致麦华陀信，1869年4月1日。
[18]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82页。
[19]关于这些备忘录的原文，可以查阅《中国通讯》第4号（1870年）和第6号（1870年）。递呈词者是对中国贸易历史感兴趣的伦敦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以及格拉斯哥、利思、爱丁堡、丹地、曼彻斯特、麦克莱斯斐尔德、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的商会。
[20]《中国通讯》第10号（1870年）：阿礼国爵士对有关中国条约协定进一步意见的备忘录，1870年5月3日，第9页。
[21]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04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645，1873年5月16日。
[2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第40页，1871年1月21日。
[23]除了前引总理衙门的奏折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一事在《实录》、《东华录》这些清廷文献中并无记载，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文祥、倭仁、沈葆桢、冯桂芬和王之春等重要政治家的著作中也付之阙如。
[24]芮玛丽的《同治中兴》（第299页）指出：“如果说收复安庆和设立总理衙门标志了中兴的开始，那么，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和天津教案则标志了中兴的结束。”
[25]关于教会问题的优秀著作，可参阅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7章。
[26]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0第3—4期（1957年12月），第482—483、488、501页。
[27]即望海楼。
[28]毕乃德：《1870—1871年崇厚出使法国》，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卷8第3期（1935年10月），第633—647页。
[29]《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第1号（1874年）：《有关女王陛下的公使及其他外国代表在北京觐见中国皇帝的通讯》。
[30]例如1839—1843、1845—1848以及1864年的贡使接见都是在这里。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62页。
[31]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15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470，1859年11月22日。
[32]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年》，第202页。
[33]海斯：《1871—1900年实利主义的一代》；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
[34]境健次郎：《作为萨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端：《清代对琉球诸王的册封仪式》，均载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112—134、135—164页。
[35]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18—22页。
[36]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3页。
[37]徐中约：《1874年中国的海防与边防政策大论战》，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1965年），第212—228页。
[38]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页。
[39]《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页。
[40]《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年》卷17，第16—19页。
[41]《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8—22页，1880年1月16日。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42]徐中约：《1880年戈登在中国》，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23第2期（1964年5月），第147—166页。
[43]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236页。这些汉学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维纽科夫和V.拉德洛夫。
[44]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89—196页。
[45]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46]伊斯特门：《19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4期（1965年8月），第604—605页。
[47]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1070—1071页。
[48]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5章。
[49]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50]全海宗：《清代和朝鲜的藩属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90—111页。
[51]如要研究改变中的中国方面的立场，可参见芮玛丽《清代外交的适应性：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经过》，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7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