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75部分在线阅读

[31]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4、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4，第38页（1831年4月5日）。
[32]《大清宣宗实录》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时间被记为阴历六月。由于《实录》记叙条目的时间是阴历五月，故他死的时间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参看佐口透《社会史研究》，第408页，这里也说是1836年。
[33]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0页。
[34]关于这个名字，见西蒙诺夫等编《苏联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文献抄本汇编》7.25，第5014号。佐口透把Zuhur
ad-Dīn
Tājī写作Zohr
al-Dīn（《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86—492页），这是不可能的。
[35]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326页）声称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乌兹别克地区纪要》中说，作霍尔敦是作为“从北京派去的使节……谈判和平”的，见第375页。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的轮廓可能是在这一次拟定的。也见《大清宣宗实录》卷195，第12、15—16页（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页（1831年11月3日）。
[36]《大清宣宗实录》卷199，第18页（1831年11月27日）。
[37]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大清宣宗实录》卷207，第26页（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页。
[38]《大清宣宗实录》卷209，第18页（1832年5月11日）。参见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那里的“十二年”显然是“二年”之误。
[39]《大清宣宗实录》卷214，第19页（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页（1832年7月27日）；卷260，第15页（1834年12月15日）。
[40]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377页（据说总共有2万名步兵，其中1万名驻在喀什噶尔）。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655页。
[41]《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页；《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42]《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
[43]《大清宣宗实录》卷235，第22页（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页（1833年7月20日）。
[44]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此书将清朝政策的改变归因于浩罕对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扩大）；《大清宣宗实录》卷261，第11页（1835年1月1日）。
[45]《大清宣宗实录》卷244，第18—19（1833年11月30日）、39—40页（1833年12月9日）；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46]《大清宣宗实录》卷262，第21（1835年2月15日）、24页（1835年2月16日）；也见第27页（1835年2月19日）。
[47]《乌兹别克纪要》，第376页。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旅行记》，他说在叶尔羌和北京之间正常的旅程是“六个月”。
[48]《大清宣宗实录》卷254，第5—6页（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页（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页（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页（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页（1835年2月15日）。
[4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25页（将特许权的赢得特别归功于爱连拍迪沙），第341、40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5页（也提到爱连拍迪沙）；参看贝柳《喀什噶尔史》，载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185页；还可参看和卓巴哈杜尔汗的报道，见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以及沃森的《朝圣记》，第381页。
[50]《Ta’rikh-i
sihgārī》，无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馆东方8156号（完成于1874年），错误地把权力归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章。
[51]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6、9、136—139、174页注[23]，这里对俄国过去作家的批评没有考虑到1834—1835年事件。
[52]《大清宣宗实录》卷265，第7页（1835年5月5日）。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95—496页。
[53]皮尔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统治者：对16世纪葡萄牙人的反应》，第17—18页。
[54]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401、680页。
[55]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也见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2页），他说商人是从安集延城来的；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57页。但可参阅阿赫麦德·沙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见《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页。
[56]戴维斯编：《印度报告》附录100，第29页；附录24，第193—196页。穆罕默德·阿明：《东突厥斯坦史》，第346页注。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1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页。
[57]《大清宣宗实录》卷267，第19—20页（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页（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页（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页（1837年1月9日）。纳里夫金：《浩罕王国史》，第164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12页注，第326—334、345—348页。他的报道和清朝有关色勒库尔首领们的编年资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58]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22—223页；《大清宣宗实录》卷330，第29—30页（1840年3月2日）。
[59]《大清宣宗实录》卷293，第23—24页（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页（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页（1837年8月5日）。沃森：《乌兹别克地区纪要》，第375页。参看沃森《麦加朝圣记》，第381页。
[60]在费正清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他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60页）中也清楚地谈道：“最惠国条款发端于清帝国想对所有非中国人显示一种高于他们的一视同仁的愿望。”
[6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中译本，第337页。
[62]阿瑟·韦利：《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第185页。马木留克人有类似情况，参见戴维·阿亚伦《马木留克王国的火药与火药武器：对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挑战》。
[63]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
[64]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79—80页。
[65]曹振镛编：《钦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页；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49页。
[66]《大清宣宗实录》卷419，第19页（1845年8月20日）。戴维斯：《印度报告》，附录24，第191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页。
[67]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415页；卷3，第152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17，第2（1845年6月6日）、12—13（1845年6月13日）、21页（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页（1846年9月17日）。
[68]《大清宣宗实录》卷428，第19页（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页（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页（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页（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页（1847年1月9日）。
[6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152页。
[70]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7—34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451，第20页（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页（1848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