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74部分在线阅读

在19世纪开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个藩属的历史彼此之间大异其趣。蒙古地区在清朝统治下衰落了，但保持着安定。新疆虽然境遇较好，然而有叛乱。西藏的内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权力的影响。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同。
在蒙古地区，清朝的目标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们不能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满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满洲地区到准噶尔地区的蒙族人口都减少了，牲畜和领土也减少了。
在新疆，满洲人只要求相安无事以及对清帝形式上的恭顺。但这些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是一个远伸到四面八方的广大伊斯兰文明的成员，而中国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国的基础——皇帝的最高权威——挑战。清帝不是一个喇嘛教徒，却能做喇嘛教的合法保护人而进行统治；但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这种作用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六城地区一直是“伊斯兰之家”。它的居民负有进行圣战的义务。由一个非伊斯兰教信仰者来进行统治，只能暂时地被接受。接壤而非中国军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对短暂的和平相处也是一个障碍。为了它自己的商业利益，浩罕汗国使喀什噶尔保持一种连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张格尔的圣战有大量自发的造反成分，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前，其他大多数骚乱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区的传统领袖都是穆斯林。北京没有能够如同团结达赖喇嘛和蒙古诸汗那样将他们并入清朝的体制。玛赫杜姆家族出没在帝国的边境。即使作为纳赫什班迪苏菲派来说，他们的教义也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与此同时，别处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领袖们也在从事圣战，例如反对锡克人和印度的英国人，在高加索反对俄国人；而且他们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西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扩大政治影响。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为黄教（蒙古人也属于黄教）的保护人。西藏人对此是欣然从命的，因为在佛教徒看来，保护人是从属于僧侣团体的，这样一来，每一边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对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满洲人并未采取行动去削弱达赖喇嘛统治他的宗教国家的权力。正好相反，他们加强他的权力。在整个19世纪达赖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萨去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物质利益在三个藩属的政治行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真正受苦难的蒙古人也像东突厥斯坦人那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此），但他们仍在等待运转时来。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辈，但他们的叛乱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应的经济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业经济和寺院在清朝统治下明显地繁荣，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是拉萨政府要坚定地依附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尽管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是表面的，但对于保证来自中国本部的不断增加的汉族移民——他们移住在内蒙、整个新疆及西藏东部边缘——的安全来说，仍是足够强大的。从整体来看，尽管有叛乱和欧洲人的侵略，以及满洲人的命运日益不济，但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仍是清帝国力量的伟大时期。
（陈高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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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45—346页。
[2]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43页。
[3]那桑巴尔吉日等编：《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见拉西顿杜格的英译本。
[4]见那扎格多尔济《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第215—223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56—261页。
[5]《满洲统治时期喀尔喀简史》，第223—236页；《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卷2，第261—270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9—183页。
[6]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第272—276页。
[7]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6—157页。
[8]米哈伊洛夫：《蒙古文学遗产》，第74页；海希格：《蒙古人及其伟大时代的佚文》，第247页；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63、215—217页。
[9]海希格：《蒙古文学史》卷1，第278—290、307—323页。
[10]谢别迪尔尼科夫：《蒙古建筑学》，第86页；马伊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筑》，第8页。
[11]《西域置行省议》，见王佩诤编《龚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页；以及《罢东南蕃舶议》（原文已佚，见王佩诤上引书，卷2，第643页）。
[12]《喀什噶尔状况》，苏辛编（1827年），引自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13]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19、647页。
[1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叶尔羌人玛哈木·阿明说有12000人，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63页。
[15]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
阗
纪要》，第660页。但需参照玛哈木·阿明的“口头消息”，见戴维斯编《印度报告》，第334、342页。
[16]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
[17]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汗有“大约八千匹马”）。沃森：《中亚浩罕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75页；沃森：《浩罕的乌兹别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麦加朝圣记》，《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3.32（1834年8月），第381页。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班图索夫编，第115页。作者将张格尔和他的儿子布素鲁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确，但是所述事实是可以清楚辨认的。参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3页。
[18]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0页说张格尔强行攻取了该城寨。
[1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63—365页。
[20]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说，他称之为库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达里斯人，伊萨克和卓（他准确无误地以此名称呼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是他们的首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不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双重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将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哈迪里亚派两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这是他的名字伊萨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21]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玛哈木·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2页。
[22]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31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3页。
[23]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页。
[24]魏源：《圣武记》卷4，第57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7页。
[25]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1页。
[26]库兹涅佐夫：《19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26—127页；弗莱彻：《1368—1884年的中国和中亚》，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1—222、366页注[111]及[112]。
[27]沃森：《乌孜别克地区纪要》，第376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3，第426页。
[2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8页。《大清宣宗实录》卷183，第18页（1831年3月2日）。
[29]和罕迪：《沙勃鲁希史》，第117页。
[30]《大清宣宗实录》卷179，第17—19页（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18至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477页；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