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76部分在线阅读

[71]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页。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670页；阿赫麦姆·沙：《旅行记》，第349页。
[72]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6—67、69、190—192页；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第245、253页；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48—349页。
[73]戴维斯：《印度报告》，第69、88、193—196页。
[74]陈庆隆：《从1828年暴动到阿古柏时期的新疆史》，第39—40页。陈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所写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误。奕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页），以及《大清文宗实录》卷228，第22页（1857年7月16日）。
[75]佐口透在《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16页）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o
I—han）转写成“Yusan？
Khwāja
I-shan”。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än，显然是Husayn的突厥化，这可以从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编《维吾尔文—俄文字典》（第287页）得到证实。《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页。
[76]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0页；《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页。喀西达关于倭里汗入侵的报道，见罗斯编译《喀什噶尔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页；羽田明：《倭里汗之乱的一件史料》，载《冢本博士纪念论集》，第65页。
[77]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1页注3；赫尔曼·封·什拉琴威特—萨孔伦斯基：《印度和亚洲高原旅行记》卷4，第282页。
[7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15页。这个数字似乎高了一些。
[7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5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31页。
[80]《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页。《大清文宗实录》卷267，第5页（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页（1858年4月16日）。
[81]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94、602页；卷2，第343—344、369页。《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史》卷1，第662页。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49、351页。
[82]沃森：《乌兹别克纪要》，第375页。
[83]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见戴维斯《印度报告》，第352页（Abdul
Kâim
[‘Abdal-Qā’im]必然是‘Abd
al-kārīm之误。Qā’im不是真主的99个名字中的一个。清朝的资料是阿布都剀里木A-pu-tu-k’ai-li-mu）。参看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25—526页。佐口透的叙述是以清朝资料为依据的。
[84]克什米尔地区出产的披巾特别著名，它是用西藏和拉达克东部高山地区山羊的下腹部细毛制成的，三个织工编织一条普通披巾需时三个月，贵重的披巾需一年多时间。18世纪时，克什米尔披巾行销印度、中亚、俄国、伊朗等地。19世纪中叶，远销欧洲国家。——译者
[85]莫拉爵士的密信，引自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51页注2。
[86]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89—94页。
[87]拉姆：《1767—1905年通向拉萨之路》，第62页。
[88]《大清宣宗实录》卷34译为“木尔齐喇普”。——译者
[89]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8页。
[90]穆尔克罗夫特：《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卷1，第47—50页；黎吉生：《西藏简史》，第72页；拉姆：《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第39页，特别是注2；库兹涅佐夫：《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75页注28。参阅戴布斯《中国突厥斯坦的发现与探险史》，第31页，他无批判地遵循古伯察的主张；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203—212页，他论证穆尔克罗夫特在十余年后死于西藏之说不可信。
[91]穆尔克罗夫特：《旅行记》卷2，第164页。
[92]即冈底斯山附近的玛法木错湖。——译者
[93]Sohan
Lāl
Sūrī，‘Umdat
at—tawārīkh，引自B.S.辛格《查谟之狐》，第28页；也见第204页注39。关于征服，见鲍宁《对小西藏的征服》，载《伊斯兰世界杂志》卷11，第6号（1910年6月），第207—231页。
[94]参见胡希旺特·辛格《锡克人历史》卷1，第279页；卷2，第21页。他提出克什米尔织工的困难和锡克人的积极性是多格拉人扩张的原因。
[95]施拉姆：《甘藏边界的土族》第三部分。文殊师利呼图克图＝东科尔寺呼图克图＝察罕诺们汗。
[96]彼得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4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80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32—342页；舒尔曼：《达赖喇嘛史》，第354页。
[97]B.S.辛格：《查谟之狐》，第160页；戴维斯：《印度报告》，第52页。
[98]拉姆：《近代不丹》，第52页。
[99]罗斯：《尼泊尔：生存的战略》，第115、117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29页。
[100]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第24页。
[101]斯内尔格罗夫、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页。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1864年7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19世纪60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年）的唐代中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8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589年）的军事—贵族文化，但是清末的士大夫尽管身受一千多年越来越无价值的书本文化的影响，却能消灭太平军。另外，唐代的中兴出现了实际上独立的藩镇，而清帝国政权却能经过叛乱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总督和巡抚在治理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继续依靠皇帝的恩宠以保持禄位。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是19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
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
第六章曾经着重指出，清朝的胜利是由于：第一，中国的上层人士把王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们能用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时武装来维持地方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