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64部分在线阅读

太平军在都城被围和他们长江下游的经济基地业已丧失的情况下，仍狂热地进行了最后的殊死战。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杀南京居民，并纵火焚烧了这座城市。据说约有10万人在最后的这场浩劫中丧生。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殁了。其余的领导人被穷追不舍，直到捕获处死为止。逃出来的少数小股部队被赶到广东，第二年也在那里被消灭了。唯一幸存的力量是遵王赖文光的军队：他这时招募了许多被清朝残酷的“剿捻”战争弄得无家可归的安徽难民，并按太平军方式对他们加以组织和进行教育，誓死要继续进行斗争。赖文光和捻军的结盟使太平军的这支残部一直延续到1868年。不过作为一个政体和宗教团体，这个运动在1864年就被有效地扑灭了。应当认为，胜利者一心一意搞横暴行为，它不仅毁灭了太平军的军政机构，而且使太平军的传统本身也实际上在剑与火中烟消云散了。
当考察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我们立刻会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完全用纯军事方面的理由来解释。叛乱在最后三年出现火力方面的差距，但仅归因于这个因素，还不能令人满意。太平军不乏新式武器。众所周知，李秀成到1862年已经通过西方商人和投机家弄到了几千支步枪。然而太平军在战略上的败局却早在1861年随着西征最后失败就已命定地形成，这时甚至李鸿章的淮军尚未建成。同样，也不能把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其中领导集团的分裂比这些原因都重要：洪秀全在政治上的无能意味着一元化的集权只能通过他的亲信之间的竞争才会出现。不过即使根据太平天国内部虚弱这一说法仍不能充分解释，何以清王朝的保守派人士在如此可怕的挑战面前而仍能重新控制国内局势。答案只有通过我们重新估价太平军运动的内部特点以及它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为此目的，我们将太平军与捻军这支大约同时在北方和中部各省活动的叛乱队伍作一番比较，可能不无益处。
捻军的组织特点：一个比较
捻军在1853年以前的历史不大为人所知。然而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是由白莲教叛乱的残余人员发起的，但严格地说又不是裔出白莲教派的一个组织。捻军运动的中心地带是淮北地区，即淮河以北的安徽、河南、江苏的交界地区。这是一个饱受旱涝之苦的旱地耕作区，在白莲教起事时，这里的穷人为饥饿所迫大批加入了清朝仓促组成的勇营。当这些人最后被遣散回乡时，他们既不指望可以找到农业生计，又不甘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便与那些幸存的反叛者为伍，在当地干起了盗匪营生。[27]
这个构成早期捻军运动的基础的社会变化过程，今天仍然是关于19世纪历史的研究中空白最多的一个领域。现有资料表明，至少有这样两个过程应当加以考虑：（1）“捻”这个词在意义上的变化，即它如何从一个表示土匪组织俗称的普通名词，变成了一个表示认识其集团身份的特殊组织的专用名词。（2）流窜于交界地区的非法之徒为把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淮北平原的定居社会所采取的步骤。
当时任御史的陶澍在他的一份重要奏折中揭示了捻军运动在1814年——即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十年——所表现的形式。白莲教的那些四处星散的余众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统治薄弱地区结成了有组织的帮伙。他们利用地方官员的怠惰和玩忽职守，得以自由无阻地跨省越界，躲避追捕。这帮全副武装的盗匪以劫掠、勒索和贩运私盐为生，其行踪所至已远远超出了定居社会的范围。这种结帮的成员名称各异，或称“剑客”，或称“红胡子”（这或许因面部涂抹伪装颜色而得名，或许来自剧目中粗暴强横人物的传统化装）。一个几十人或上百人的帮伙通常被称作“捻子”或“捻”。[28]
不过，上述地区这些非法之徒的性质正在迅速演变。到1814年这一演变过程已经开始，即捻子不再是那些走投无路、一无所有的人们一种单纯的组合，它已经变成定居社会中有钱有势人家的工具。捻子有许多同当地社会紧密联系的方式。头目们在集镇开设赌场，把无业游民和亡命之徒集合在周围。捻子给村社造成的恐怖致使许多家庭以向其头目宣誓效忠的方式来寻求保护。一个旁观者写道：“族有捻，族幸；家有捻，家安。”[29]到了19世纪20年代，捻子的下层社会已牢固地植根于当地的宗族制度之中，同时又靠宗族中有财势的族长们向下延续并向外传布扩散。[30]私盐贩子们也有一种倾向，想寻求安全的寄身之所。因为私盐贩子的头头们不免常被官方追捕者和敌对者带来的致命危险所困扰，他们便在村落中定居下来，四周筑以土墙，全副武装，谨防任何不速之客来犯。[31]
很清楚，到了19世纪中叶，分散的捻子业已与淮北地区许多村社的经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可能整个整个村落都要以劫掠为生。一个捻子头目带领村民四出抢劫，然后满载财物归来，掠夺物的一半归首领所有，余下的一半则由追随者去平分。这样“捻”就有了两个含义：一是指全副武装的盗匪，一是指以村社为基地的半武装团体。因而它们与南方下层社会中的“堂”和“股”颇相类似。地方上“捻”的头领与广西三合会的“米饭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地方上有财势的人物，都通过提供另一种经济地位和新的社团结合形式，把那些靠正当职业无以为生的人聚集到自己周围。
一个令人费解的重要问题始终存在，即捻子是否能够在总的方面被看成白莲教的一个分支。通常靠援引陶澍一类官员的叙述来证明捻是白莲教的分支；陶澍认为“红胡子”就是先前“漏网”的白莲教叛乱者。[32]不过一直搞不清楚的是，白莲军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实际是白莲教教徒。白莲教在三省边界地区的定居集团和本地非法暴徒中曾广泛招募教徒，因此大致上可以说，这样招来的许多人与白莲教教义及其组织仅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如果确系如此，那么白莲军的残余必定相当庞杂。如果再加上捻子还包括原来反白莲教的兵勇的资料时，那就很容易看出，白莲教派自身对早年的捻子必然只起过有限的作用。这一推测有1822年的一项记载可为佐证：它说在豫皖地区的朱凤阁叛乱中，官员们能够清楚地把白莲教徒与捻匪区分开来。[33]在1853年以前的时期，白莲教特有的调和各派教义的宗教和它的启示性的政治路线似乎是捻军所完全不具备的。鉴于捻军运动的人社会出身大不相同，我们有充分根据假定捻子和白莲教教徒之间有些交叉情况；但是严格说来，把捻子称作白莲教教徒则是错误的。19世纪50年代以前实际上只存在个别小股的相当松散的结合，通常称之为“捻”，他们的头子的世界观是世俗的，他们对共同的出身和共同的命运的认识，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很模糊的。
捻子中联合的最初迹象以及最初萌发共同的政治觉悟是在50年代初期的危急年代中出现的。并且就在这时或稍前不久，它们才有了“捻”这一人所共知的专用名称。1851年开始了黄河改道这一悲剧性过程，它从山东半岛南端改到北端，还有殃及淮北广大地区的一连串水灾。虽然直到1855年8月才发生大决堤使河水向东北横溢，但从1851年起饥馑和破产已年年出现。那些年经济上的绝望加剧了村社之间世仇械斗的地方性隐患，这个情况对我们了解捻军运动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像南方的三合会那样，捻子也带头在村寨设防以反对邻近的村落，使自己也能在当时社会生态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们作为地方防御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在1853年初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太平军这时正进抵长江流域，促使了安徽农村军事化的普遍实现。另外，促使军事化过程的是淮北村寨拥有许多非法火器，这使地方官员一直皱眉不已。[34]现在政府出于防御太平军的需要，对这一军事化行动加以鼓励，从而刚好扩大了捻子的社会基础，因为需要捻股首领们负责几十个村寨的防务。捻的村社组织很难同正统的“团”区分开来，因而这两种组织必须看成同一种类型：许多村落各各筑有坚固的围墙，在共同防御圈内有义务彼此相助，并由乡勇把守。称作“团”的这种组织，有许多实际上都由捻领导，或者后来听命于他们。仍受正统绅士控制的“团”越来越少，而在淮北地区作战的官军则普遍陷于怀有敌意而组织完善的民众的包围之中。
虽则捻子的村社基础在不断巩固，但他们把一股股武装捻子合并起来的过程则是缓慢的，并且是趑趄不前的。继许多地方领袖断断续续作了一些尝试之后，终于在1852年由18名首领带领人马汇集在张乐行的麾下；张乐行是雉河集（现安徽涡阳）上一名一字不识但颇有势力的地主兼私盐贩子。这个集团在政府军的攻击下不久便陷于瓦解，张乐行本人则被地方知府任命为“民团首领”。不过他在名义上归顺政府为时很短暂，在1855年末到1856年初他就跟他的同伙着手把分散的捻股集结成一个新式组织。在两个小绅士的提议下，张被任命为所有捻子的首脑，拥有“盟主”的称号。捻子战士被松散地编成五个“旗”，每旗约2万人，成为小股捻子的联盟。在后来年代里，由于一些新的反叛集团的形成并被吸收入股，“旗”的数目增至12个或者更多。首领们各自保留了先前的许多自主权，因而张乐行不像是那种权力业已集中的军队的领袖。不过这种原始的组织结构却容许捻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合作，以致在随后的年月里竟使战斗席卷了八个省份。
捻子的活动方式是有季节性地搞军事活动。捻旗依靠像张乐行在雉河集设防的那种地方军事基地，每逢春秋季节都要外出到周围一带进行抢劫，然后按时返回家乡。他们花很大力量来保卫乡里和建立捻军在邻近地区的新分支组织的中心。这意味着许多捻子过着两重生活：既与村寨有紧密联系，又与他们的军事组织有紧密联系。不过另外一些人，例如无家可归的饥民和流浪的私盐贩，在加入捻军队伍后则必须完全而长期地过军事化生活。
至此，捻军运动不仅体现了更紧密结合的组织，而且还有更明确的象征性的内容。它的领导集团为了树立能吸引普遍支持的形象，用折中主义态度搬用了白莲教的口头传说和太平军的各种象征。张乐行接受了“大汉明命王”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是对满族王朝的挑战，而且间接地表明它承袭了白莲教所崇奉的摩尼教信仰。这可能是为了巩固与各地白莲教信徒的关系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许多白莲教信徒这时已是捻旗的成员了。虽则有人认为捻旗本身的形式可能是从“八卦教”（白莲教的一个派别）的一套做法中借用来的，不过其实际渊源仍未弄清楚。然而有一点已很清楚，那就是在1856年以后的几年中，捻军吸收了象征异端传统——其中也包括白莲教传统——的非常明显的内容。但这是否能够表明捻军此时已在事实上作为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出现，仍是大可怀疑的。甚至在捻军的现阶段，最好把他们理解为从黑手党那样的地方下层社会生长出来的组织：它在重建和扩充过程中，发现上策莫过于从一应俱全的传统异端库藏中择取各式各样的象征性内容来加以发扬。
政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几次剿捻之战，由于内部领导意见分歧和无能而受到挫败。像袁甲三这种墨守成规和贪污腐败的官员，无论在聚歼捻军或在重建对捻军根据地的控制等方面，都毫无进展。叛乱者的骑兵到1858年已增加到2万多匹马，他们证明甚至比骁勇剽悍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还厉害；1860年僧格林沁的北方骑兵袭击了这个地区。作为一名统帅，僧格林沁证明是一个失败者，主要原因是他不能与其汉族同胞一起共事。虽然他于1863年对捻军据点发动猛攻时收复过雉河集并把张乐行捕获处死，但死者的侄子张宗禹仍保持了捻军的实力，捻军在他的领导下于1865年包围并杀死了僧格林沁。对北京来说，失去这位统帅是堪与1860年江南大营被歼相比的重大损失。情形也跟1860年相仿佛，朝廷转而求助于新军。最后击败捻军的几次战役所依恃的并非骑兵的突袭，而是稳扎稳打的合围；这一战略就是太平天国的征服者曾国藩提出来的，他于1865年出任剿捻统帅（见第八章）。
作为一场叛乱，捻军在政治上对清朝的威胁比太平军要小得多；然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却更持久，更不容易被镇压。其持久性主要应归因于它们与地方社会制度有内在联系。捻军的基础是血亲关系的纽带和村社之间惯有的协作方式，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被看作是对帝国正统性的有力挑战，只不过是对帝国权力的局部抵制。他们肯定不是对正统价值体系的威胁。确实，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因袭传统的，与其政治倾向的模糊不谋而合。这样，捻军便能轻易地与其他叛乱集团合作，但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与太平军不同，捻军与周围社会的地方非法之徒和叛乱集团融洽相处。他们同幅匪、宋景诗指挥的黑旗军、白莲教以及敌对的团练组织，能够在特定的基础上互相影响，从中受益。捻军与太平军曾达成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有理由使太平军为之后悔。捻军首领李昭寿于1858年曾带领他的大部队驰援安徽的太平军，但太平军却不能向他们进行纪律和信仰的灌输。李昭寿本人不久还倒向了清朝。捻军反抗的漫无目的性，确实可以从其首领们反复无常的行动中看出，同一个人往往反复变节多次。生员苗沛霖是土豪，他对双方都叛卖，他的长期经历只有按照两淮地区内战中普遍存在的朦胧的价值准则才可以理解（关于捻军运动及其结局，更详尽的阐述见第九章）。
太平军叛乱的透视
捻军牢固地植根在农业社会中，受到传统观点的限制。太平军则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一事实很重要，即太平军的宗教从未成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客家人改信基督教和使用暴力打出老家，其间仅隔六七年时间。太平军运动与白莲教和三合会传统有这种显著的差别，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它不仅作为一个世俗制度，甚至作为一个信仰结构，为什么会如此有效地被消灭。在确定太平军运动的真实性质时，观念形态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起了主要的和互为补充的作用。由于客家人毗邻西方入侵地点，他们的村社通过洪秀全能够接触到一种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瓦解作用的教义。此外，这个教义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二元论和一种救赎上帝选出的黎民的启示性诺言。同样地，在社会方面这一教义被注入种族分化的环境之中。壁垒森严的客家人抱有茕茕孑立、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完全反映在此时牢牢地支配着他们的信仰上面。
然而客家人仍然是汉族血统，因此可以有说服力地向汉民族发出驱逐异族压迫者的号召。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总号召描绘了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派最后得救的图景。但是关于救世主的宣传和教义的排他性，在中国传统这个背景中是有些实际困难的。首先，它们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他们所崇奉的纯粹主义和奥秘的思想体系不利于太平军同那些无论怎样反满，但仍然立足于传统信念和传统组织形式的团体去结成联盟。太平军与三合会和捻军的关系反映了这种困难。尽管太平军与它们偶尔也进行过合作，结果都没有形成长期的联盟。在19世纪中叶，农业中国形形色色的叛乱连绵不绝，沸反盈天。它们仅能进行一定的战术合作，这一事实使它们很容易遭到镇压。其次，太平军摒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这个事实使他们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对太平军来说，城市是清帝国正统性的象征，也是使他们那些独特的制度能得到培育的温床。农村组织的各种固有形式更容易被正统的上层人士所利用，他们通过自己的地方团练竟然成功地对太平军占据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外许多县的农村保持着控制。因此，太平军和它力图加以统治的农村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这鸿沟往往与城乡之间的鸿沟互为表里；这是一种文化分裂的难以理解的怪事，随着西方势力侵入通商口岸，中国以后的几代人都将深受这种文化分裂之苦。
可是，恰恰是太平军的这些缺陷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他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付他们的时代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太平天国关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结构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的见解，就是针对清帝国后期那些令人瞩目的问题作出来的真正的反应。由于太平军的这一特有的现象以及太平军产生的背景，要把19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只归之为王朝衰亡史这一习见的类型，恐怕是很困难的吧。
（厉以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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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宁县志》卷16，1893年版，第6—9页。关于三合会与瑶人的早期关系，见魏源的《圣武记》（卷7，第41—45页）与徐珂的《清稗类钞》（卷66，第10—11页）关于1832年湘南瑶人叛乱的记述，但这两条记载互有出入。
[2]关于洪秀全的早期生平，见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2页。关于梁阿发，见1965年台湾复制版《劝世良言》的邓嗣禹的导言，第1—24页。我的分析即以此版为据。
[3]没有什么证据支持简又文的下述论断（简著《太平天国全史》，第41页）：洪秀全此时已决心要消灭清政权。据认为洪在归途中所写的一首诗虽暗含他有重大的政治抱负，但这诗的时期不能确定。
[4]此处提及的作品见《太平诏书》（1852年发表但包括了一些被认为是1844—1846年所写的材料），载于向达等人编的《太平天国》第1册，第87—98页；英译文载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
[5]《浔州府志》卷4，1874年版，第14页。迈隆·科恩在《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变种的客家方言》一文中对客家人的居住类型和种族冲突作了重要的分析，此文载《民族历史学杂志》15.3（1968年）。
[6]关于太平军的人数，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其部分内容始于1854年），这篇材料转载于向达编《太平天国》。
[7]《天命诏旨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8]《颁行诏书》，见向达编《太平天国》。
[9]《太平诏书》，第92页。
[10]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45页。
[1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125页引汪士铎《乙丙日记》。
[12]《天朝田亩制度》，载向达编《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