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63部分在线阅读

太平天国复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玕（1822—1864年）的个人集权得到了有限的和暂时的恢复。洪仁玕是受洪秀全影响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样，也是因科场失意而成为村学塾师），自1852年以来他一直未曾介入运动。在香港期间跟他相过从的，最初有新教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后来有包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内的伦敦会的一些成员。他除神学以外，还探讨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太平军人物中受教育最广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1859年4月当他最后安全抵达南京时，受到了天王热情的欢迎，并被擢升为最高行政长官，受封为“干王”。
洪仁玕在1859年发表的《资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用西方技术以使中国经济和交通现代化以及发展与西方列强友好关系的政策。洪仁玕所提出的开设现代银行、颁发专利权、建造铁路和轮船以及发展采矿业等项建议表明，他对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干因素抱着全心全意的、虽然认识很不全面的赞赏态度。这些建议是太平天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洪仁玕在另一部著作里提出要在太平天国考试制度方面实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更注重实用的文风并促使文武结合。新型的太平军的杰出之士应当是，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19]此外，洪仁玕孜孜不倦地争取中国正统的优秀之士来效忠，根据传统的种族理由重新向他们发出呼吁。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国在江北的军事胜利虽然解除了清朝对它的一些战略要地的压力，但它并没有建立起可靠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领湘军在长江中游的防区。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捻军（他们不久又投靠了清朝），这也使太平天国不能长期依靠此地，把它当成作战基地。不过江南大营于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毁，大大振作了太平军的士气，于是洪仁玕便策划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以征服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了长江三角洲作为经济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远至武昌和汉口的长江中游地区。洪仁玕认为，据有长江下游城镇的另外一些好处是，太平军将有机会使用西方的轮船，派它们到上游去打仗。
在东面发动的这次新战役很快就初战告捷。守卫句容、丹阳和常州的清朝正规军一片混乱，仓皇溃退。6月2日，李秀成的军队进入苏州，这里是江苏东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镇的门户。整个这一地区的太平军将领们为了长期占领，他们励精图治，竭力稳定地方经济和控制农村。他们奉行的政策是尽量不打乱地方社会组织，以期确保各种资源能够源源不绝地流入太平天国的国库。这时的急务只是想把清军赶出沿海城镇。除了想张罗轮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战的计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洪仁玕和其他太平天国首领都已认识到上海作为外贸收入的来源所具有的长期价值。但必须把上海视为在长江三角洲进行较大规模战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玕着手铺平与外国列强交往的道路。可是，洪仁玕为争取外国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建筑在天真的乐观主义上面的，以为西方会把太平军看作是进步的基督教同道而报以同情；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西方列强根本无意同叛乱者合作，它们更感兴趣的毋宁是看到清帝国的力量在长江下游各省份复兴起来。
曾国藩出任统帅
19世纪60年代初在保皇派将领系统中发生了一些对清朝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1860年5月）不仅使清朝的最高将领张国梁与和春身死，两江总督何桂清被废黜，而且使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遭到覆灭。在此以后帝国的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曾国藩被授予整个战役的领导权，因为舍此而外已别无其他选择。于是曾国藩于1860年6月8日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曾国藩在他首次担任的这个封疆大吏职位上，终于能够使他的军队与更充裕的经费，以及与一员高级总督所拥有的巨大权威结合了起来。
对清政府来说，把个人军权与地方省份的正规权力这样结合起来，乃是惊人之举。在这方面50年代已有过一些先例，即曾国藩的几名部属已经担任了巡抚或代理巡抚，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后来的李孟群；广西的刘长佑；湖北的胡林翼。但是曾国藩新任的这个地位显赫的两江总督则明显地集中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更大。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使湘军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基础得到巩固以外，曾国藩在1860年的擢升最后还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战略领导。曾国藩持有与太平天国相同的看法，也认为天京安危系于从南京至汉口之间的江面，而控制这段长江的关键则是安庆（自1853年以来一直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江口岸）。在曾国藩的坚持下，1859年后期朝廷已经认识到收复安庆的重要性，于是曾国藩马上按部就班地进行收复该地的行动，他把这一战斗托付给他的兄弟曾国荃去指挥。1861年9月5日经过激烈战斗后安庆被攻陷，平民大批遭到杀戮。这样便为打败叛军奠定了战略基础。
曾国藩按湘军形式创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领的新军，是这个时期发生的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构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这样传到下一代绅士军事家之手的。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门生李鸿章（1823—1901年）。李鸿章是一个有能力的进士，抱负很大，颇具才干，其父与曾国藩有同学之谊。李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官宦之家，从1853—1857年之间他带领一支勇军守卫乡里，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安徽上层人士整军经武的行动开始原是针对豫皖边界的捻军叛乱的，太平军的猛攻则加快了这一行动。李鸿章的作用似乎可与湖南的王鑫和罗泽南相比拟：他根据团练名册征募人员并将他们编入正式作战部队。李不久辞去直接的军队指挥职务，转到福济（任安徽巡抚，是江忠源的后继者）手下任幕僚。在安徽过了六年，后来李鸿章决定与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师曾国藩。1859年1月，他到达曾国藩设在江西的行辕。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担任幕职是大材小用，于是设法委以实职，使之独立指挥军队。曾国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阳一带是军旅的来源，曾国藩多次想安排李鸿章编练一支该地区的军队。1861年时机终于来到，当时有一名上海流亡绅士代表从上海围城中来到曾国藩设在新近收复的安庆大营请求援助。李鸿章便马上开始招募军队。他的新军从团练中征召，又得到一些勇军的补充，后者已经组成并由于有了能征善战的湖南人组成的八个营而使战斗力得到了加强。1862年4月，富裕的上海绅士把一个向外商租来的船队派到安庆。李的军队随即被运往下游去占领上海。
曾国藩之所以决心创建新军，部分是由于他认识到湘军业已过了它的极盛时期。它的实力已经由于大部分有才干的将领（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和1861年9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继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镇之役受挫以来士气问题一直令人头痛；在湖南征募新兵又日渐困难：凡此种种都使湘军前途未卜，难以为继。除此以外，曾国藩还急于通过扩大军政权力结合这种新形式来利用他新近获得的政治权力。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后期着手募军之后不久，曾国藩决定荐举他为江苏巡抚，而在他抵达上海时被授予此职。在此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节制南线，并奉令用湖南勇军收复浙江。左宗棠是一位干练的湖南学者，在曾国藩和其他官员手下任过行政官员。1862年1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促使曾国藩决定把他的权力扩展到上海地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担心外国军队在江苏内地建立军事基地，因为长时间来在上海逃难的社会名流一直在寻求它们的干预。曾国藩对外国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怀疑，他确信利用西方的办法并非雇用外国军队，而是创办中国的兵工厂来制造西式武器弹药。
外国的介入
西方在50年代初期曾对太平天国抱有超然的、有时甚至抱有温和希望的看法，但到此时这些看法都已化为乌有。到1860年时，叛军主要被看做是对外国贸易的一种威胁。在中国市场上利益最大的英国，它的官方政策是坚持在内战中严守中立，仅仅要求各通商口岸不受骚扰。但是英国领事和武官的一些文书函件则表现了对太平天国日益增加的敌对看法，它们强调“暴乱的破坏性质以及……它所据以存在的那些亵渎神灵和伤风败俗的特征”。[20]英国担心的并不是太平军会对外国贸易甚至外国的条约权利采取敌视态度，它是担心他们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那就会使农村和商业陷入混乱。虽然英国各级行政官员都曾设想过干涉叛军，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终限于保护英国在贸易港口的利益，实际上仅限于决心保卫上海。法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855年法国的干涉曾帮助清军从小刀会手中夺回上海）。因此李秀成于1860年8月19日和20日向上海的推进（这次尝试只有3000人参加）被英、法军队所击退。令人好笑的是，这次干涉恰恰发生在英、法另一支军队正在北方猛攻大沽炮台的时候（见第五章）。
在1860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条约之后，英国决定暂不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太平天国被看作长江中游地区事实上存在的政权。1861年2月海军少将何伯领导了一次对南京的考察，谋求达成一项稳定的谅解，使英国得以安全进行贸易，英国则以保证中立作回报。李秀成在南京接见了英国人（洪仁玕此时已被解除外事职务），甚至答应当年内不对上海发动进攻。太平军将不进入上海周围30英里之内。英国继续在内战中依法严守中立。但是到了1861年夏，驻北京公使卜鲁斯则明显地倒向了清朝。西方侨民社会对“渎神”的太平军基督教抱有日益增长的反感，而太平天国反对鸦片贸易的无情事实，也必然影响了英国的态度。1861年6月卜鲁斯采纳了赫德提出的建议，即由李泰国出面代表清政府购置一支海军舰队。10月份，即在曾国藩收复安庆后一个多月，卜鲁斯应允了恭亲王的请求：即长江上的外国船只不得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外任何地点停泊，以使太平军难于得到外国船只提供的武器和物资。不过，卜鲁斯无意让英国干涉中国内战，伦敦则更无此意图。在12月，只有法国一艘和英国两艘炮舰停泊在宁波港。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英国仅700人，法国仅500人。[21]
地图11　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
可是到1861年末，双方都解除了各自的约束。太平军迫于西线危急的军事形势，不得不巩固它在沿海的地位，遂于1861年12月9日占领了宁波，29日占领了杭州。1862年1月李秀成对上海地区发起总进攻，占据了通往该城的河道。
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从一个可以复兴的和更为牢固的清政权的角度来考虑它未来的利益。1861年11月清廷发生的政变使英国萌生了希望，因为已故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在这次政变中成了清帝国的决策者（见第八章）。恭亲王准备与新条约相依为命，英国公使卜鲁斯则准备提供一切机会让他照此办理。此后，英国对太平军进行的干涉应当被视为卜鲁斯为稳定中英关系而作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害怕太平军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更强大更排外的政府。恰恰相反，倒是太平军那些不出所料的弱点和无纪律才促使英国反对他们，转而支持清政府。
外国参与反太平军战斗的方式有下述几种：英、法军队直接进行干涉；为清军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为非正规雇佣军分队提供外籍军官。无疑地，其中以外国军队的直接作用最不重要。雇佣军分队（其中以“常胜军”为最突出）在江苏对清朝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历史意义最大的莫过于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因为武器装备与随之产生的军火制造业，其进步的技术可用来促进中国军队和军事工业的现代化。[22]
地图12　长江三角洲
长江下游地区的官绅长久以来一直在谋求西方对叛乱者的干涉。上海道台吴煦（他的功名是捐来的）早在1853年便看出外国支持的潜在价值，此后他一直汲汲于谋求得到这种支持。1860年兼任江苏布政使时，吴煦不仅本人热衷于与买办商人合股进行私人商业投资，而且还擅长通过商业行会征收厘金。巡抚薛焕手下有约4万名绿营军和乡勇，但成分复杂，未经训练，纪律很差。早在1860年5月，吴煦便着手征集一支规模不大的“夷勇”。在那个广有资财的同胞和商业合伙人杨芳（此人是浙江银行家，曾当过怡和洋行的买办）的建议下，吴煦得到了华尔（1831—1862年）的效劳；华尔曾在中国轮船上任过职，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度过童年后一直在海上和陆上从事冒险生涯。华尔胆大勇敢，性情急躁，但又胸无城府，一任杨芳摆布（他最后跟杨芳的女儿结了婚）。他和几名高加索同伙领着200名菲律宾士兵于1860年7月攻陷了位于上海西北（应为西南——译者）的一个重要小镇松江，但不出一个月它又沦于叛军之手。1861年他和其他官佐们（主要是美国人）在他们业已着手训练的“马尼拉兵”外又开始了对几百名中国士兵的训练。在吴煦和杨芳的大量资助下，华尔按照“英国方式”操练他的士兵并用精良的连发快枪装备他们。他们的兵力到1862年已增加到3000人。由于参加了上海附近的战斗，它被官方封为“常胜军”，以象征吉祥。正因为这支混合部队有上述来历——基本上是外国人领导的中国雇佣军团，所以它在以后两年的江苏战役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不过在吴煦和江苏巡抚薛焕的心目中，常胜军仅仅是为谋求洋人直接援助所作的努力的第一个步骤。薛、吴二人小心翼翼地听从了那些在上海避难的绅士和著名的在野官员们的意见，这些人现在领头请求皇上“借”洋人军队助剿。请愿书甚至提出引外国军队去攻打苏州和南京。绅士领袖们声称，巴夏礼在1862年1月初就曾表示，倘蒙皇上和卜鲁斯批准，英国军队将不仅帮助防守上海，而且愿意长驱直入，帮助收复宁波、苏州，甚至南京。[23]薛焕起初故作不应，保持观望，只是等到有相当多的卸任高级官员签名于请愿书上后才上奏清帝，赞助“借兵助剿”的请求。关于进攻苏州和南京的建议也包括在内。同时经薛焕批准，吴云（苏州前任知府）和应宝时（吴煦的副手）于1月13日建立了一个“中外会防局”，为期待已久的联合作战筹集经费。2月初发布的两道诏令准许薛焕的建议只适用于上海：“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24]至于把外国援助扩大到苏州和南京的想法，则被提交曾国藩征求他的意见。
1862年1月13日当太平军被发现沿吴淞江堤岸行军时，英法军队仅从船上朝他们开炮而已。但是到了2月21日，海军中将何伯便亲自带领远征队向上海东北10英里太平军所占据的高桥发动了攻击。何伯的炮兵得到了350名英军和60名法军的支援，还有600名华尔的士兵充作散兵和突击队。接着在整个4月里，对上海附近的几个市镇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但它们并不总是成功的，因为有些到手的市镇防卫不当，很快便又被太平军夺了回去。只是在2月22日何伯才致函卜鲁斯要求批准肃清上海周围30英里以内的叛乱者。直到4月12日才得到卜鲁斯的批准，约在同时，士迪佛立将军带了约1800名英军从天津抵达这里。2月25日北京向华尔的中西联合勇军表示祝贺，同时上谕批准了薛焕的建议：授予华尔以四等军衔和花翎顶戴。5月1日至18日，英国、法国和华尔的联军乘坐英国炮舰往返于广阔的内河水网，攻陷了30英里内的主要市镇。对每个攻克的市镇的大掳掠所得，都是按事先商定的协议进行“公平分配”。防务主要由华尔的士兵担负，颇能胜任，只有两个地方由英法军队自己担任过。
上海得以免除太平军的威胁，应当归因于欧洲人在1862年5月下旬主动干涉的结果。然而自此以后，承担主要防卫任务的是新开到的李鸿章军队。李鸿章和他的6500名士兵是在4月份从安庆分乘上海绅士向一家英国商号租来的七艘轮船顺江而下，抵达这里的。李鸿章将他的行辕设在上海的县城，他从一开始就决定，他的军队将不作为英、法的附庸来打仗，而要谋求自强，不与洋人相混。[25]
太平军此时动员了约5万军队向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英、法军队鉴于自己人数很少，便撤走了位于30英里圈内的嘉定的驻防士兵。华尔防守的松江也危在旦夕。士迪佛立将军紧急要求伦敦从印度派遣大量援军，这个想法一旦实现，很可能使欧洲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增。但这样的增援被认为是多余的，因为事实几乎立即证明李鸿章和他的军队能够应付局势。当忠王的大军于6月初从西面进攻上海时，淮军在以6月17日虹桥之役达到最高潮的一系列战斗中击败了他们。忠王看出上海不能很快被攻下，决定折回苏州基地，并在那里着手策划一次解救南京（它此时正受到曾国荃军队的威胁）的远征。在别的将领指挥下几支太平军大军继续进逼上海，但它们也被受到华尔的分队援助的淮军所击败。李鸿章的军队于1862年8月底收复了除嘉定以外的上海周围30英里以内的所有市镇（嘉定于10月由中西联军收复，这是英法军队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攻势）。
李鸿章确信只有通过独立的活动，才能使淮军获得建立真正的区域性军事霸权所必需的实力和经验。他同样也怀疑西方在军事训练方面的作用。1862年7月，当中央政府制定出由西方军官训练中国军队的试行方案时，李鸿章要求总理衙门不要赞助这种权宜之计，因为他担心“欧洲人会逐渐蚕食对清军的控制权”。[26]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员抵制外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以倒霉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表现得最为清楚，我们将在第九章予以论及，兹不赘。
太平天国的失败
保皇派于1861年9月攻陷安庆，这非常鲜明地标志着太平天国西线作战中（它曾经是洪仁玕在1860年制定的宏伟战略的一部分）的失败。对太平天国的地位来说，西线战役在某些方面比东进更为重要，它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叛军将领之间缺乏配合所致。李秀成（他曾因指挥才干于1859年受封为“忠王”）这时更多地关注他自己在长江下游的权势基地，而不是战略全局。这次指挥上的不统一，仅仅是太平军在杨秀清死后企图重建中央统一领导而遭到失败的一个方面。洪仁玕一直不稳固的地位，也由于天王当时已不问政事甚或神志失常而更有所削弱。在战地将领的妒忌和朝臣的诬陷下，他于1861年初被剥夺了总理朝政的职权。嫉妒和野心也使太平军的权贵变了质，因为为了满足军事将领的欲求，册封了许许多多“王”，而其中某些人不过是很勉强地投身于这场运动的。虽然个别叛军队伍仍保持着令人可畏的兵力，但安庆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业已铸成太平天国覆灭的局面。
太平天国的覆灭最后是由曾国荃对南京的围攻，以及李鸿章对沿海地区和左宗棠对浙江省进行的清剿来完成的。李鸿章从东面横贯江苏发动的强攻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反映了这位精明而善于应变的首领力求控制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商业财富，因为这是财富和权力的新的源泉。作为中外贸易的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剧增长，并有资财雄厚的流亡绅士阶层以及与内地商业的多方面联系，所以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军事基地。李鸿章刚就任江苏巡抚，便立即着手控制关税收入和江苏厘金。这两项贸易税，尤其是江苏厘金，确实是他以后几年军事行动的财政支柱。李鸿章经过无情的官场斗争后赢得了对这些财源的控制权，到了1862年下半年，他不仅能够维持他自己迅速扩大的淮军，而且能够为曾国藩那支因欠饷而日渐不满的军队提供大量的经费。
当1863年李鸿章的军队节节击破坚守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城镇中的太平军时，他的军队已经超过了5万人，这就为中国武装力量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次现代化创造了条件。李鸿章与他的作风守旧的老师曾国藩颇不相同：曾国藩不让他的湘军采用外国装备，而李鸿章则敏锐地认识到他控制上海时在技术上得到的意外收获。他不仅从西方购买了大量来复枪轻武器和西式野战炮，而且雇用英、法两国军官来训练他的军队使用这些武器。到1864年春，李鸿章的军队已装备了约1.5万支步枪。为了供应这支军队所需的弹药，还要进行另一项改革：李鸿章从1863年起在上海、苏州，最后还在南京迅速建起了生产现代军火的兵工厂。为镇压国内叛乱而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进行的这种种早期的冒有风险的事业，展示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十年的态势。把现代化装备用于正统的军队，这意味着在未来50年内能够相当成功地维持国内的秩序，尽管在这个时期中国尚不能建立一支抗御外国侵略的武装力量。
常胜军自1860年建立以来，虽然有过连续几次领导危机，却安然无恙地维持了下来。它的第一任统领华尔与支持他的中国商人及清朝当局的关系搞得不错。为了显示和加强他作为中国军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华尔被授予了中国绿营军的管带官阶。1862年9月华尔受伤致死。他的继任人是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此人桀骜难驯，很少顺从中国方面的意图。他被解职以后，常胜军改由英国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国驻上海指挥官士迪佛立将军的密友和亲戚）指挥。他收到了伦敦发来的要他接受中国人指挥的明确指令。上海的英国当局起初不同意扩大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后来才作了妥协，这样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就从最初防卫上海地区扩大到协同李鸿章的军队到西线攻打太平军的据点。在这些战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击队证明确是清军手中的得力武器。在整个1863年中，常胜军都在战场上为攻取叛军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部据守的城镇而冲锋陷阵。在常熟、太仓和昆山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清军空前地逼近了该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苏州。1863年12月5日苏州的陷落（部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变节）确是叛军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戈登作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由于应用了英国按优惠条款提供的现代火炮，在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内战所特有的古老攻坚方式。许多曾经庇护过太平天国文职政府并成为军事防卫的支撑点的城市，它们的墙垣不再能安全无虞了。其次，李鸿章在江苏东部战场上的胜利，牵制了太平军防御天京的力量（当时它正处在曾国荃的围攻下），从而加速了太平军运动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