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65部分在线阅读

[13]关于正统反对派的改组，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69—592页（论唐鉴部分）；沈陈汉音（音）：《曾国藩在北京》，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何贻焜：《曾国藩评传》，第25—30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35—148页。
[14]关于湘军，见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7、97—112页；肖一山：《清代通史》卷3，第411—415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039—1080页；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05—135页。
[15]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61—62、222—229页。
[16]陈志让：《咸丰时代的通货膨胀》，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卷21（1958年）。
[17]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472页。
[18]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65、94—98、338—383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655—669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119—121页。
[19]《钦定士阶条例》，载肖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937—938页。
[20]卜鲁斯的文书，引自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99页。
[21]格雷戈里：《英国与太平军》，第118页。
[22]以下有关外国的介入问题，大部论述得到刘广京教授的帮助，谨此致谢。
[23]引自王尔敏《淮军志》，第55页所引。
[24]《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3页。
[25]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15—16页。
[26]见迪安《汉口英租界的建立》，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32（1972年），第95—96页。
[27]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见范文澜编《捻军》第一册，第309—314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1—38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46—76页。
[28]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5—9页。
[29]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第310页。
[30]《大清宣宗实录》卷41，第7页。
[31]包世臣：《淮盐三策》，载《皇朝经世文编》卷49，第4页。
[32]陶澍：《条陈缉捕红胡匪徒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6页；黄钧宰：《金壶七墨》，第337页。
[33]《大清宣宗实录》卷41，第7页。
[34]陶澍：《筹款饬缴凶器折子》，载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18页。
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年
扩大商业的努力归于失败
俄国是在亚洲腹地进行活动的唯一的欧洲大国，它在满洲这个天地里占有一种特殊地位。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曾经规定过一条大致的边界，并且在清帝国和莫斯科帝国之间确立了平等的原则。1727年的三项初步协定和恰克图条约，曾使边界线向西延伸，并规定蒙古北部边境上的恰克图和尼布楚附近满洲边境上的粗鲁海图[1]为俄国人进行贸易的地点。清帝国的商人和俄国商人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免税的贸易，不过粗鲁海图并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业，实际上都是在恰克图进行的。总之，自18世纪20年代以来，俄国便拥有一个双方按平等原则交往的从事中俄私人贸易的市场。这种条件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国沿海取得而未能如愿以偿的。
除了恰克图的贸易外，俄国还可以每三年派一个商队前往北京，不过条件是该商队的领队得履行中国方面的朝贡礼节，而俄方则获准在北京保持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除了这些特许权外，清政府不让所有俄国人入中华帝国之境。
俄国官方的商队并不是有足够的利益可图的。走私的皮毛充斥于北京的市场。俄国的出口货物绕过恰克图前来蒙古的库伦和满洲的嫩江，而中国的货物则绕过恰克图运往伊尔库茨克。自1755年以后，俄国政府不再派遣国家的商队前往北京。在1768年，恰克图条约的一条修改条款重申了在恰克图和粗鲁海图进行的免税贸易，并试图改善有关边境事务的管理。但是困难依然无法克服，于是清政府便不时中断贸易，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785—1792年。但是，即使在恰克图关闭期间，中俄贸易仍然通过定期集市继续进行。在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以伊尔比特的集市最为重要，它在该世纪的最后25年中遇到了马卡尔耶夫集市（它在1816年的一次火灾后迁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的竞争。运往这些地方的货物，有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运来的毛皮；有从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里运来的棉布；也有从伏尔加河各城市运来的皮革。俄国商人将这些货物售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商人，然后换回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出产的货物。
1792年，清俄双方谈判再开恰克图的贸易，同意各自根据本国法律惩处非法越境的人犯，从而清除了一系列枝节问题的麻烦。但是，为了报答这次贸易的重新开放，俄方政府必须忍受清帝国的恩赐的口吻，这种恩赐的态度，在1792年的恰克图市约中有所反映，虽然反映得相当隐晦。造成清朝与俄国之间关系恶化的复杂情况依然未变，原因是自从17和18世纪以来，清王朝进行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使俄国吃了亏，因为征服减少了俄方的贸易，并在游牧民的心目中确立了清王朝的主导地位。到18世纪90年代俄方还多了一层担心，这就是英国人在中国所取得的商业成就有可能损害恰克图的贸易。
大约在19世纪初期，欧洲俄国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英国人在广州也需求这种商品），这也促进了在恰克图用俄国毛皮交换中国棉花和丝绸的交易。不久，茶叶的出口额便达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额的40%。其他的中国出口货物有球状烟草（此物在西伯利亚特别行销）、草药、香料、大黄以及品种繁多的各项奢侈品和工业制品，如瓷器、金属制品和玻璃制品。这种贸易恐怕只是以物易物，不过，尽管清朝作了许多限制，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白银通过恰克图流出了中国。
1800年，俄国政府试图靠加强官方控制和公布一套《对恰克图关卡和贸易合伙人的指令》的办法，从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此办法企图划一价格、调整关税和取缔外国的竞争。欧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克图的俄国一侧进行贸易，可是外国的制造商们仍然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只有1812年是例外，当时拿破仑侵入了俄国。从1800—1824年是恰克图贸易的高峰年代，商业总额增加了将近90%，即贸易额从8383846卢布增加到了15960000卢布。[2]
到1800年时，在新疆西北边境，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也进行非法的中俄贸易。由于俄国商人对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唯一享有贸易权利的哈萨克人的贸易额一直在扩大，清政府于1768年曾规定哈萨克人除牲畜外，不得运进其他任何货物，以此来限制他们携带俄国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萨克人的贸易项目又逐渐繁多起来，同时随着违反商业规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府当局便另谋别法来对付这种情况。俄罗斯帝国的商人们开始自己来做生意了。最初来到这里的只有鞑靼人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塔什干人也参加了贸易，他们每次用两三匹马把小批货物偷运到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并且充当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开始时，新疆地方当局故作不知，但是过了不多时间便开始向这种商业征税。清政府并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它一直严密监视着俄方的活动。例如它竟然发现俄方在纳伦河地区内设置了边境哨所。清当局对此提出抗议，后来清政府和俄方官员在1794年几经交涉，俄国人才将几个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毁。
1797年，俄国政府命令该国官员沿额尔齐斯河加速发展与新疆之间的贸易（虽然这样做是违反恰克图条约的），而同时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仍在不断发展。中国的汉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贪婪地购买俄国人的棉布、钟表、刀和其他杂货，而其中的筒风琴在当时被当作奇珍而大受欢迎。清朝的臣民愿意出俄国人视为荒唐的高价，用砖茶和锦缎（特别是受到高度赞赏的和阗彩色棉织物）以及条文规定不准出口的白银来交换这些俄国货物。清朝的商人欣然同意赊欠，于是俄国的鞑靼人便发了财，新疆也就成了“冒险家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亚州”。虽然出身于欧俄的贸易家也不时来到新疆边界上，但是，当时因在固勒扎和塔尔巴哈台做大生意而闻名的只有一个人，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进入19世纪的前后，还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来到了新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亚美尼亚人。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两位阿达拉修教派的教士在叶尔羌、和阗和阿克苏曾经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设在喀什噶尔的亚美尼亚人的商会甚至还有它们自己的教堂。来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鲁吉亚人名叫拉费尔·达尼别加什维里曾游历了拉达克、叶尔羌、阿克苏、吐鲁番和准噶尔，而且大约就在这时，一位德国军官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人们只叫他乔治·吕德维希·封——则游历了帕米尔诸国、浩罕、哈萨克草原、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印度的贸易者在新疆经商显然是不受干预的。
从18世纪70年代或比这还早的时候起，主要是由卫拉特蒙古人运来的俄国货就打进了西藏。在班禅喇嘛赠送给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礼物中就包括“打着沙皇双头鹰金印的俄国皮革”，而早在19世纪初便传说亚洲的俄国商人在西藏和中亚细亚出售法国布匹。确实，当时俄国在亚洲的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新疆和西藏发展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为此，俄国政府便于1803年设立了布赫塔尔马关卡，1804年又由西伯利亚当局派遣一个商队前往固勒扎和阿克苏，领队是一位名叫别兹诺西科夫的翻译官，此人当时假装做哈萨克苏丹的代理人来从事收集情报工作。1805年，在普加乔夫暴乱中被俘的鞑靼人加贝杜拉（乌拜德·阿拉）·阿米罗夫在游历了布哈拉和印度以后回到了俄国，这使俄国人对遥远的亚洲贸易的兴趣又增添了知识和热情。[3]因此就更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印度的渗透会“引起圣彼得堡一阵忙乱”，而需要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特别司”来处理有关亚洲各民族的事务了。
在18世纪最后30年期间，俄国人的商业兴趣在北太平洋大为扩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猎捕者追寻日益减少的皮毛来源造成的。在1799年，俄国政府成立了俄美贸易公司，这是“俄国历史中第一个由沙皇批准的股份有限公司”。[4]但公司如果要变得有利可图，它必须设法供应它的前沿分站，扩大皮毛市场，并遏制外国的竞争。因此，圣彼得堡开始又注意黑龙江，使之可能成为一条把货物从中西伯利亚运往太平洋的路线。
对推销该公司的皮毛来说，中国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场；但在中国，西欧——特别是美国——的商人保持着竞争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在五个月内就把皮毛从西北美洲运至广州。俄美贸易公司的皮毛运往恰克图不但开销惊人和旷日持久（从阿拉斯加运出皮毛需时两年多），而且俄国人在阿拉斯加和堪察加的分站对给养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国竞争者可以在业务上扼其咽喉，即把给养售给公司各分站来换取皮毛，然后运往广州销售。因此，俄美贸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许甚至可以说，如要取得生存，就取决于它是否像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能争取清朝同意俄国人通过海路与中国进行贸易。
根据这个逻辑，圣彼得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说，沙皇希望派一名使节前往中国。同年，又派出“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两艘轮船在封·克鲁森斯腾的率领下从喀琅施塔得驶出作环球航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与他同行的是宫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赞诺夫。后者此行的目的是说服日本人同意俄国人来进行贸易。但列赞诺夫的使命完全失败。日本人拒绝在江户接待他，退还了他的礼物，并在打发“纳杰日达”号离开时命令俄国船只不准再来日本。于是列赞诺夫单独回国，而封·克鲁森斯腾乘“纳杰日达”号载运堪察加的皮毛驶向广州，以期与“涅瓦”号在1805年后期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