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42部分在线阅读

引论
皇帝直接从上天接受不可见的委托统治权，但他却继承他的皇位。皇帝的祭祀，被天所接受，证实了这一委托统治权；而由祖先接受其祭祀，则表明了他是一位值得继位的儿子。然而，在原则上，皇帝作为天之子的角色，及其作为乃父之子的角色，却并非处于相互矛盾之中，因为，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虔敬之人而实现了这两个角色。确实，在死亡中，历代统治者的神祇，父亲们与儿子们，都将登临昊天上帝的天庭，明太祖大概就是如此相信的。明太祖于1368年对他的祖先们的祈祷中，提供了一位明代皇帝恳请他的先人们向昊天上帝传达讯息的一个罕见但意义重大的例子。
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先告祖考监知，历代有天下者，未尝不以祖配天。兹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犹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惧有责焉。况去年上天垂戒，早暮兢汤，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恐上帝有问，愿以此言敷奏帝前，善恶无隐……[46]
在设置对一位祖先的祭祀作为昊天上帝的配祀者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即帝室祖先与昊天上帝一道形成了一个合作的共同体。然而，实际上，事情却更为复杂。帝国的祭祖仪式，是在皇位继承从父亲传到儿子的设定上组织而成的，但在一种情形下，它却是从侄子传给叔父（永乐皇帝的篡位）；在另一种情形下，皇位则从兄长传给了弟弟（从英宗传给代宗）；在第三种情形下，皇位则从堂兄传给了堂弟（从武宗到世宗）。上述的每一种情形的解决办法，都会与规定发生祇牾。从存在二种不同形式的祖先崇拜中，产生了其他一些问题：宫殿的形式和单堂的形式；每种形式都有其拥戴者。有些皇帝倾向于超越合理的界限，以抬高其祖先的地位，有时还导致了他们与其文士顾问之间的冲突。
帝室的祖先崇拜区别于处于较低层次的仪式，主要由于它更大的复杂性，以及它更易受到官员的积极干预，但人们却发现它是基于同一个原则。宫廷争议反映了在人死后的两种灵魂存在的普遍坚持的信仰：两者都必须得到后代的供奉。魂在家中的一座神龛中，由后代每天供奉，存在着常规的和不定时的特殊仪式，或在家中的神龛前举行，如果家族地位较高，就在扩大的祖庙（宗庙）中举行。
在祭祖仪式中，祖先们都被认为是神，一个宽泛的概括性的名词，涵盖着男性与女性的诸神，以及祖先神。每一位祖先神都有一块木制的牌位被安放在神龛或宗庙中，在牌位上刻着神的名字和正式的社会职务等级。每一位毕恭毕敬的祭祖仪式参拜者，都被指望感受到神明的不可见的降临，而这种现身将集中于牌位上。神的牌位，据说是神明们的“栖居地”，而牌位的底座，则被称之为神明们的“宝座”。诸如出生、死亡、婚礼或是家庭危机之类的重要的家庭事务，都要向祖先们汇报，而祖先们的建议，则可通过占卜而获悉。
对保存在尸体中的灵魂（魄），在其葬身之地以常规的供奉献祭。魄，有时被称为鬼，以表示与神明的区别。
祖先们被认为能够主动地进入他的活着的子孙后代的生活之中。像其他神明一样，他们能够允准或是拒绝后人的祈求。由于他们一直都被想像为曾经活着的那样，对祖先们的祭拜也被相应地设计。他们的宗庙是房屋，或者是宫殿，献祭品则是食物和衣服；而在穷人家，供祭品则是纸钱，祈祷者和誓言都被传达给特定的祖先。
当其全面展开时，帝室的祖先崇拜就在宫墙之外的太庙中举行；在宫墙之内的奉先殿，则被作为室内的祖庙。明太祖的寝陵在南京，而后来13位皇帝最终都被安葬在北京的北部的一座山谷中。建文皇帝在南京有一个简单的葬地，而代宗则被安葬在北京附近西山上的一处中型的陵墓中，离十三陵相当远。
在宫殿形式的宗庙中，总数达九位祖先，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祭庙；在单殿形式的宗庙中，九位祖先，每一位都在一幢共同的建筑物中，都被安排有一室。从1367年到1375年，以及从1536年到1545年1间，使用宫殿形式的宗庙。单殿形式的宗庙，则从1375年到1536年，以及从1545年到1644年间推行。在宫殿形式中个别庙的安排，以及在单殿形式中室的安排，都由相继的一代代分类为昭（明亮）和穆（阴暗）来加以编排。这种做法，可能源自于史前后期或是历史纪元早期的在一个分支众多的氏族中的母系之间的婚姻制度。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昭和穆的设计，反映了孙子与祖父，作为同一支系的女性的儿子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比不同支系的女姓所生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明代朝廷的讨论中，却表明并没有意识到昭穆范畴的起源，而且它们现在则被机械地运用于相继的一代一代的关系之中。因此，有人作出一种尝试，区分一、三、五代的祖先为昭代，并把他们的牌位安放在缔造者的牌位的更受尊敬的东侧；而二、四、六代的祖先则归类为穆代，他们的牌位则安放在西侧。这种一代一代之间更替的原则产生了一些问题，当继位者并非从父亲传到儿子时，建文皇帝和明代宗都被简单地排除在宗庙之外。嘉靖皇帝成功地把他的从未登过基的父亲安放在宗庙的昭代，尽管他实际上属于穆代。
祖庙，无论是属于宫殿的形式，还是属于单殿的形式，都由二或三个部分构成。殿堂在前，在殿堂的后面是受祭者的“寝”。第三幢建筑，被称为“祧”，用来安置较远的祖先们，则坐落在单殿“寝”的后边，如果是宫殿形式，坐落在太庙的“寝”之后。当“寝”完全排满九位祖先时，在每一代皇帝死后，占位的一个牌位将被移至“祧”，以便为死去的皇帝的牌位腾出空间。
标准的设计由于永久性祖庙（世庙）的增加而被修改，或者在单殿的形式下，增加永久性的寝室（世室）以容纳某些祖先的牌位，以显对他们表示与众不同的敬意。这些牌位永不会被移入“祧”。除此之外，从明太祖时期开始，帝室亲属的重要支系的牌位，都被安置在主殿的东侧，而功勋贵族的牌位则安置在西侧，以便使所有的牌位都在每三年一度的集体祭祀（袷）中被人供奉献祭。[47]
四季祭祀（四享）被供奉给主庙和分庙的神祇，在单殿的形式下，则供奉给“寝”中的神祇。每三年一度的集体祭祀（袷），则包括“祧”中的神祇。尚有另外一种祭祀，被称之为褅（帝的一种变形），有人建议设立，但遭到了洪武皇帝的反对。这种祭祀，在古代曾供奉统治之家的根本祖先。明太祖拒绝了这一设想，因为不可能鉴定这类皇族成员的身份。嘉靖皇帝于1531年恢复了这一设想。据称，朱姓家族的根本祖先，是神话传说中的圣人颛顼，还有人建议设一块空白的无名神位，可用于第一位祖先的位子，无论他可能是谁。虽然这二种提议都遭到了负责礼仪事务的官员们的反对，但皇帝仍采纳了空牌位的建议，并把帝室祖先的祭祀（褅）设置为一种常规的每五年一度的祭祀仪式，在祭祀时，无名的第一位祖先的牌位面南而设，而明太祖的神位则作为配祀，面西而设。褅的祭祀仪式，在1531年和1536年至少举行过两次。
历史
在明太祖崛起时，共有四代祖先。他的双亲不曾举行葬礼，就于1344年被安葬在由一位同情他们的邻居所提供的一处地点。[48]他的出生地濠州，长期被敌人占领，于1355年收复，而明太祖，当时为吴王，才能返乡探亲。他打算掘出双亲的尸体，并给予他们以一个适合他们身后提高的地位的葬礼，但他被人说服并劝阻，认为如果他掘开他们的坟墓，与他们的遗骨相关联的神圣的物质力量（灵气）就将漏失。这就可能削弱他们维持他及其子孙后代的能力。因此，他满足于抬高他的双亲的坟头，并征募了20户当地家庭作为世袭的墓地守护者。[49]由明太祖修建的其他家族的坟墓，还有他的祖父的坟墓，他的外祖父的坟墓，以及马皇后的父亲的坟墓。[50]作为其皇帝登基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就在宫城外边的午门东侧修建了一座祖庙。这座新建的祖庙属于宫殿类型，有四座单独的庙，每座庙分别属于开国皇帝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和太祖父（分别为仁祖、熙祖、懿祖和德祖）。德祖庙坐落于宫城围墙的北端；懿祖庙和仁祖庙则在德祖的前方，位于东侧，这是昭位；熙祖庙在西侧，即穆位。[51]
李善长负责的研究直到1368年1月才正式提交，但其结论却事先运用在祖庙设计之中。宫殿形式源自于周代时期，而被弃之不用的单殿形式，则是源自于汉代时期的一种后起的发明。当祭祖与郊祀一起举行时，选择的基础似乎一直是相对古老的称之为宫殿的形式。[52]
在洪武初年，每年一度的祭祖仪式被复杂化了。朝臣百官被派往在泗州的熙祖墓和在凤阳的仁祖墓，供奉太牢祭祀（一种一头牛、一只羊和一只猪的祭祀）。供奉牛、羊、猪（太牢）的日期是元旦、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以及冬至日和夏至日。此外，显然当地官员，在每一个伏日、每一个腊日、所有社神供奉的日子以及每一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供奉一只羊，但这些日子正好与重大节日相一致时则例外。[53]在南京的祖庙当供奉祖先的祭祀单独举行时，则在他们各自的宗庙中进行，时间是春季的第一个月；而集体举行时，则在德祖庙中进行，时间是夏季、秋季和冬季的第一个月，以及每年的最后一天。每个季节的新鲜供奉（荐新），则在每个月的初一，以及在清明节、端午节（五月初五）、七月十五和冬至日等重大节日进行。[54]经典制定的每三年一度的祭祀（袷），在1368年后也按定期举行。[55]
在1370年末，皇帝诏令，在宫殿的地基上修建奉先殿。早些时候，他就曾欶令礼部考虑兴建第二座庙堂的问题。他认为，作为一处外宫的设置，太庙仅仅适合于四季的礼仪及岁末的祭祀，并且提出，他需要一处内宫的祖庙，这将适合于更亲密的家庭仪式。在这里，他可以更充分地表述自己孝顺虔诚之情。礼部尚书陶凯，找到了对于所提修建祖先庙堂的一个宋代时的先例，说宋代的皇帝们每日及在节日期间在他们的家中祖庙中举行祭拜，并使用其帝室祖先们的画像。当修建奉先殿时，宫殿中提供“衣冠神位”代表四代皇帝和皇后（即明太祖皇帝的四代祖先）。由于把祖先牌位安置在太庙的寝堂中，奉先殿可能也同样设置了祖先们的画像，与宋代时的先例保持一致。洪武皇帝及皇子们在此每天早晚都可以进行祭拜，而皇后与宫妃们则可以在每月初一与十五举行荐新。所有这一切，都“一如百姓之所为”。这种祭拜殿堂的修建，如同在1378年重建的大祀殿，可能在士子支持的正规的非人格化模式面前，体现出他统治帝国的主要的个人性格一面。[56]
1367年，就在明太祖激进地改革天地祭祀的前一年，他废除了他原先的宫殿式的太庙，并修建了一座单堂形式的新的太庙。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在《明实录》中并没有记载。但是太庙，现在经过整顿，在设计上基本上类似于奉先殿的形式。[57]在经历三天的斋戒，并委派朝臣、权贵们前往各地通报京城举行所有主要神祇的新仪式后，皇帝及其皇太子把四位祖先的神牌位安放在主殿的中央的神龛中，21位旁系亲戚的牌位安放在东廊，12位功臣的牌位则安置在西廊。在诸神的祭祀之后，皇帝及太子接着就把诸神的牌位移入九室“寝”，每一个“寝”都配有床、床罩、席子、柜子和衣帽架，“就像是在服侍生者一样”。从那时起，五年一度集体拜祭诸神的祭祀举行了五次。[58]
明太祖本人陵墓在南京东部的钟山上，马皇后于1382年在一场佛教式的葬礼后被葬于此处时，她是第一位入葬者。她的牌位随后被安放在太庙中。[59]洪武皇帝于1398年随她而去，而明代一个记载称，40位宫妃被要求自杀以伴随他的驾崩。其中两位随洪武皇帝一道安葬在他的寝陵——明孝陵。[60]
建文皇帝把他的祖父的牌位安放在太庙的穆侧，紧挨着熙祖的穆位，当他于1399年和1401年举行祭天大祀时，他都让他的祖父配祀。他还把他自己的父亲，已故的皇位继承人朱标，抬高到了已故皇帝的行列。然而，永乐皇帝却把朱标降级到太子的行列，并且删除了建文皇帝的年号，通过宣称1399年至1402年这几年，为洪武皇帝在位的最后三年。[61]
永乐皇帝于1420年在北京兴建了一座新的太庙，这座太庙在设计上类似于在南京已有的那座祖庙。各牌位于1421年被安放。皇帝为在两京重复修建祭坛和太庙找到了一个先例，即周代成王时曾在洛邑兴建了第二首都。[62]永乐皇帝，由16位宫妃伴随，于1424年安葬在北京附近，是首位葬在后来称为明代十三陵的皇帝。
在永乐皇帝与嘉靖皇帝统治期间，对祖先的祭拜有了其他方面的修改。这些变革，包括洪武皇帝与永乐皇帝这两位皇帝，被安排为在祭天中一同配祀的制度[63]；明英宗废除了残杀宫妃的殉葬制度；1489年在太庙寝陵后边增加了一座“祧”庙。懿祖，明太祖的曾祖父的牌位第一个进入这座新庙，他移迁而空出的寝室，安放了死去的成化皇帝的牌位。德祖，尽管比懿祖更高一辈，但他作为家族的族长，仍保留在寝堂的中央寝室。[64]
嘉靖皇帝对于祖先崇拜的改革，促发了一场重大的宫廷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断断续续地持续于他统治的最初20年。正德皇帝死于1521年，那年他29岁，没有留下皇位的直接继承人。大学士杨廷和决定由朱厚熜、即死去的皇帝的13岁的亲堂弟为皇位继承人。杨廷和认为，他可以作为他的伯父弘治皇帝的养子，并作为其堂兄正德皇帝的弟弟而登位。但出于对朝廷官员的恐惧，那个年轻的男孩拒绝了，并且开始了一场长达20年的争斗，即把死后的全部荣誉赐给其生父的斗争。如果他顺从于他的顾问们的愿望，那么统治家族的主系与帝位继承之间的一致性就将得以继续保存。但年轻的皇帝的行动路线是宣称他的父亲是一个死去的皇帝，这令人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皇位现在传到了另一个支系。如果皇帝取得成功，那么这将意味着其褊狭的家族利益就必须战胜抽象的普遍性的原则，对此原则，绝大多数朝臣们当时是一致的。[65]
其计划的第一个阶段，到1526年已经得以实现。皇帝要求朝臣们推认他的母亲为皇太后，追谥他的父亲（他已于1519年去世）以兴献皇帝的称号，把他的牌位安放在奉先殿的东廊，并在北京太庙的地基上为他兴建一座永久性的庙宇。他与文士们之间的对峙，于1524年达到了顶峰，此时数以百计的朝臣们举行了一场情绪激昂的聚会，在紫禁城抗议他决定正式停止称他的父亲和母亲为他的本生父母。这一似乎无伤大雅的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皇帝就在一个月后所采取的下一步铺平了道路，当时他最终平息了这场关系名称的论争，正式接受弘治皇帝为“皇叔”，他的双亲则为“皇父和圣母”。与此同时，聚集在大门口的抗议者们，则遭到了被关进监狱和在某些情形下可能致死的鞭答的粗暴惩处。[66]
这些改革，于1525年编纂的两个官方文件，即《明伦大典》（在1528年修订颁布）和《大礼集义》，得到了朝廷的批准。然而，皇帝却仍然远未满足。一个困难是，为他的父亲兴建一座永久性的庙，乃是意欲平息皇帝的一种妥协，并且阻止他提出更为激进的建议，那就是他把父亲的牌位安放在太庙的主殿中，在那里，它将占据为死去的皇帝保留的一个昭位或穆位，这种前景是如此扰人，以至于即使在皇帝最为坚决的支持者中间，也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持者。皇帝还不时地遭到劝阻，不能把他父亲的遗骸从安陆的家族封地中移出去，并埋葬在北京北部的明朝的陵墓群中一处新修的帝室墓地中。
当皇帝于1530年兴建一处新的郊祀祭坛时，他是把此事作为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而进行的，计划包括恢复明堂，或者是类似于明堂的建筑；但在1530年到1538年间，他却不得不勉强接受一场在大祀殿举行的每年一度的求得丰收的祈祷。在第一次举行祭祀献祭中，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都是昊天上帝的配祀，然而，自此以后，永乐皇帝就被弃置不用。1530年，张孚敬就曾提出，大祀殿并不像明堂一样，而丰收祈祷并不是周代传统中的一场大享。[67]
1538年，扬州的行政官员丰坊，提出在首都为祭祀昊天上帝兴建一座明堂，以皇帝的父亲作为配祀，同时在各个府县修建数百座规模较小的明堂，以祭拜皇帝并称颂他的朝廷。③这一建议的后半部分被忽视了，但皇帝却迫切要求在北京建明堂。户部侍郎唐胄，大胆反对这一建议，他认为，如果有人成为昊天上帝的配祀，那他就应该是永乐皇帝。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征引了宋代哲学家朱熹的意见，那就是配祀的荣誉应该归于值得享受的统治者们。唐胄被关进了监狱，并削职为民，而皇帝则继续设置以他的父亲为配祀的新礼仪。这种新的祭礼在宫殿的一个殿堂中举行，直到大享殿于1545年在过去的大祀殿的基础上修建完成，后者于1539年为大享殿留出空间而已被拆除。
随着大享殿的观念引入，太庙正在被改变。1531年，皇帝打算再次重修太庙，它应具有分庙的宫殿形式，但这个计划遭到了反对，因为太庙的地基不够大，而且在每一座庙中分别举行献祭，这将花太长的时间。1534年，南京太庙毁于大火。夏言使皇帝相信，原先那座单殿祖庙的被毁，正是上天同意他在北京兴建一座宫殿形式的太庙计划的一个信号。这种论调占了上风，至少赢得了皇帝的同意。既有的单殿祖庙被夷为平地，并于1536年，分庙挤进了旧庙址的地基。太庙集中在原址的北部，朝南而建。在它的前方，是两座永久性的庙堂，一座为永乐皇帝而建，另一座则虚位以待。在这两座庙堂的前方，是三座在东侧的昭庙，和三座在西方的穆庙。祖庙有一座主殿、寝室和祧庙，而较小的庙则每座都有一个殿和一个寝室。
1538年，皇帝恐吓他的反对者们，并再次提高他的父亲的地位，授予他庙号睿宗，因此为他提供一座正规的昭庙或穆庙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他提高了永乐皇帝的地位，通过把他的庙号从太宗改称为成祖，皇帝使他成为一位祖先，并在特权上与明太祖平起平坐，这暗示着他是帝系的开创者。然而，灾难于1541年降临了。在一次风暴中，一场大火从睿宗庙开始，蔓延到永乐皇帝庙和太庙，并因此而殃及其他宗庙。只有睿宗的坟墓从这场大火中幸存下来。
直到1543年，皇帝采用了建造新太庙的计划，这一次，太庙再次具有单殿的形式。皇帝考虑到自己的情感，并得出结论说，礼仪并不出自于天；它们出自于人情，我的帝室祖先们希望能够聚集一堂。在此环境下，这确实遵循了正确的礼仪。新的太庙完成于1545年，明太祖占据了“寝”的中央室。在他的左侧，是在一座永久性的寝室中的永乐皇帝，还有宣德皇帝（明宣宗）、成化皇帝（明宪宗）以及嘉靖皇帝的父亲；而在明太祖的右侧，则是洪熙皇帝（明仁宗）、正统皇帝（明英宗）、弘治皇帝（明孝宗）和正德皇帝（明武宗）。嘉靖皇帝以孝道为幌子的把戏此时得以完成。他的从未登上皇位的父亲此时被放在昭位诸帝之末而在其父之兄（弘治）之后（弘治被置于其父之前的穆位）。这样就公然违反了按辈分的排列，因为兄弟被排在不同的辈分是不恰当的。
在1550年，嘉靖皇帝在有关1550年太庙祭拜的论题上再次激怒了士子们，当时他把洪熙皇帝的牌位移入祧庙，以便在“寝”室中穆位的最后一排为他所喜爱的嫔妃孝烈皇后的牌位腾出地方。这是他本人大约17年后在她旁边将占据的位置。
皇帝的母亲于1538年的去世，恢复了他的父亲最终的安息之处的论题，这是一个他在1524年就曾最先提出的议题。直接的问题是，他的父母双亲是否应该被安葬在一起，如果应该如此，那么他们的共同安葬地是否应该是在北京，还是在安陆（现在则被称为承天府，以与两个首都应天府和顺天府相对应，作为适合于一个新的帝室支系的发源地）。
当皇帝开始准备把他的父亲的尸骨迁到北京时，这正是他喜欢的解决方法，御史陈让警告他不要泄漏在坟墓中的灵气，并提出代之以一处复制的衣冠冢。他的父亲将留在承天府，他的母亲则将在北京安葬，而他可以把他父亲的衣冠与母亲安葬在一起，他的母亲的衣冠则随他的父亲一起安葬。根据身体的灵魂（魄）既与衣服相关联，同时也与死者的身体相关联的信仰，这种做法将把皇帝双亲在精神上联结起来，因此没有必要迁移其中一位的尸骨。皇帝对于这一建议几乎没有加以考虑，他把奏疏者斥责为他的阻挠者，并把他削职为民。不过，皇帝在他作出决定时，却犹豫不决，并称他曾整夜辗转反侧、通宵达旦地考虑他父亲的“魄”，在一直安居了将近20年后，现在却将暴露在风尘中，并被漫长的旅途所震动。他还推测，他的父母双亲的神明将被这一前景所困扰。因此，他决定让他的母亲南下承天府。礼仪官员指出，这个计划并不是一种改善了的计划，因为就像前面那个计划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皇帝随即前往承天府，考察那里的坟墓，随后返回北京视察北京附近的墓群，最终决定让他的父亲平静安息，而决定把他的母亲安葬在北方。他以这种想法安慰自己，即尧帝的母亲与父亲也被分开安葬。[68]
在嘉靖初年期间，常见的冲突遍及到了有关祭祀的每个方面，朝臣们起初都曾普遍地力图阻止形成一种新支系，而在这一点上失利后，他们则力图限制它的扩展。因此，尽管谈论这一议题仅仅是政治性的，但更多的东西都涉及到了。朝臣们自身对于论题存在着分歧，而至少那些支持皇帝的人不参加争论，仅仅是出于利己的理由。皇帝的早期反对者包括从1517年到1524年任大学士的杨廷和、从1517年到1524年任大学士的毛纪，以及从1517年到1523年任礼部尚书的毛澄。他们三人都在正德年间担任过高官，并曾帮助过渡到嘉靖朝。正是他们提出了合法的虚构，即使嘉靖作为弘治皇帝的养子，但遭到了年轻的皇帝的反对，并在他登位后的三年之内，把他们全都降职或罢官。在开始时，皇帝还有十多位杰出的支持者。这些人包括，从1515年到1516年和从1525年到1529年任大学士的杨一清；从1527年到1532年任大学士的张孚敬；1527年任礼部尚书和从1530年到1531年任大学士的桂萼；从1524年到1526年任礼部尚书的席书；从1527年到1529年任礼部尚书和从1532年到1534年任大学士的方献夫；1523年任南京都察史的黄绾；以及霍韬，他于1521年到1540年期间断断续续地在北京，主要是在国子监任职。
在当时白热化的争论中，皇帝的支持者们经常被指责为阿谀奉承者，或者是被指控为王莽例子的仿效者，但有证据表明，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争论的是哲学性的原则。所有皇帝的支持者，除了张孚敬之外，都在某种程度上与王阳明相一致，要么作为他的支持者，要么作为他的追随者。[69]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杨一清和桂萼，都曾与王阳明分道扬濂，当时恰在后者去世前不久。这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但有些人，包括霍韬与方献夫，他们后来都反对皇帝，当时他试图重新确立天地分祭的制度。在这一点上，嘉靖皇帝背离了在为其孝道的主张辩护时所利用的内省的伦理前提，而霍与方则仍坚持忠实于这一前提。另一方面，至少有些皇帝的反对者，可能一直完全忠实于他们所援用的相当抽象的合法性原则，并忠实于宋儒之学的传统。[70]正如方献夫于1522年阐明自己的立场所说：“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君子论事，当究名实。窃见近日中所议，有未合乎人情，未当于名实。一则守《礼经》之言，一则循宋儒之说也。臣独不以为然。”[71]
然而，大致上在1530年后，基于哲学论题的结盟变得更加难以找到；结党和党争加剧了，而出于对皇帝的专制行为的恐惧，除最为勇敢的朝臣之外，势必无人敢去反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