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41部分在线阅读

在其长期在位的过程中，明太祖及其士子顾问们，对于官方宗教怀有多少有些不同的观点，这种情况变得明显起来。尽管需要征询作为礼仪专家的学者的意见，但他却表现出改变他们的建议的很大的决心，这一般是提高他本人的威望而削弱他们的权力的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首先必须规定一个宗教的立足点，从中他可以攻击比他更精通经典和历史学识的人所占据的位置。他的策略主要是，宣称他主要通过内省已经获得了一种高人一等的智慧。[10]如果一个仪式不利于他，对他来说就有足够的理由而对经典权威的最有学识的阐述置之不理。因为他是天子，是圣人统治者的传统中在世的继承人。他的洞识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而且，他研究星象学以及对预兆的解释，由此他能够从观察到的宇宙反应中，去判断一次举行的仪式的正确性。
皇帝与文士们之间有关官方宗教的对抗，　从对于历代帝王的崇拜与孔子崇拜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历代帝王的祭拜是作为一位朝代的缔造者的明太祖所关心的问题，他明确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而孔子崇拜则是文士们的行业宗教，并被供奉在他们的学庙之中。
首先，明太祖把祭拜孔子贬低到一种由官方承认的地方祭拜的地位，献祭给孔子的供奉，仅限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举行。[11]但他不久即屈服于文士们的抗议，并准许在从国子监到县学的所有孔庙中进行祭祀。然而，在1371年，相对较低级的孔庙祭祀被明确而永久性地确定下来。著名学者宋濂，在回应皇帝的诏令时，对于孔庙的明确规定，提出了建议。除了一些技术性的祭拜仪式和事务，并从从祀名单中删除了一些有疑问的弟子们，这些祭祀包括了补充古代的圣人统治者，他们被认为是孔子之前的儒家之道的阐释者。规定还指出，通过把三皇（伏羲、神农和黄帝）移入孔庙，这些神祇就可以不再充当民间药神的角色。对它们祭拜的民间仪式，在元代就已获得了官方的允许，但在明初就可以压制了。
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播可以追溯到伏羲之时，此说曾在晚唐和宋代时受到士子们的支持。[12]最初可能作为一种把其传统与佛教污染隔离起来的方式。然而，明太祖认为这种学说有着另一种意义：它把孔子及其门徒们提高到了与历代帝王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暗示着这就把他本人的文士顾问提高到了接近于他本人的地位。出于对这一建议的不满，皇帝拒绝了它，并于不久后找到了一个借口，解除了宋濂在翰林院的职位，并把他贬职为一个县令。[13]
正当宋濂提出建议时，明太祖就已经开始系统地恢复历代统治者们的陵墓祀庙，并已经拟定了一个名单，列出了应受官方祭拜的36位历代统治者的名单。在这36位帝王中，有宋濂曾仓促地提出要求儒家祭祀的所有的古代圣王。[14]
1373年，皇帝为17位这类神祇修建了历代帝王庙。这些人都是圣王及主要朝代的缔造者。这17位帝王及其他19位帝王还都在其寝陵中受到祭祀。[15]在主庙中的祭拜仪式，于1388年得到了扩展，增补了将受到从祀的大臣们。[16]
洪武皇帝在把古代圣人的礼仪转用于祭祀其帝王先辈们，其隐藏的动机是确信在他与历代帝王之间具有一种特殊而相当神秘的关系。虽然他明白文士们一直都是把圣人学说保存下来的典籍监护者，但他似乎曾经相信，有一种由老子所传授的一种玄秘的圣人学说，而他作为有关道家经典《道德经》的一部注疏的撰著者，已经掌握了这种密旨。[17]
通过把他本人公开地置于历代帝王的继承者的地位，并且使他自己信服他拥有他们的智慧，明太祖显然相信，其解决宗教问题的内省方法，并非独断专横，而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这正是真理的源泉。1377年，当他修正大祀典礼时，他断定人类情感（人情）乃是圣人们在其创设的文明生活原则所运用的尺度。[18]
天地祭祀
皇帝们及其文士顾问们，有时对于天地祭祀的正确形式而争吵不休，这种形式可能要么分祀，要么合祀。在礼仪的分祀形式中，天地分别都有其自身露天的祭坛：天坛，圆形的祭坛，在帝国首都的南部；地坛，方形的祭坛，则在首都的北部。天地各自都有献祭。供奉天的祭祀，在冬至日举行，而对地的献祭则在夏至日举行。在合祀的形式下，天地神位被共同地安置在京城南边的一座神殿中，时间在农历正月，共同接受献祭。这一议题，在明代初期并未被人提起。宋代新儒家理学派的阐释者朱熹，曾维护分祀形式，而反对明代实行的合祀形式。每当他们讨论这一议题时，他的名字时常被他在明代的追随者们所提起。洪武皇帝起初被说服采纳分祀形式；但到了1377年，出于他自身的原因，他对大祀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并确定了天地合祀的制度。1530年，嘉靖皇帝显然被他要发扬他在统治家庭中旁系的决心所激励，并决心给王朝带来新的繁荣，便着手推行他本人对大祀的全面改革。其措施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作为分祀的天地祭祀。他还设置了堂式的天帝祭祀，以仿效相当神秘的神堂，即明堂，明堂据称曾被周代统治者们用以提高他们的权威。在新设的厅堂中举行礼仪，只行于嘉靖皇帝一朝，但露天分祭的祀仪则被保留下来。[19]
圆坛和方坛于1367年的设置，暗示着推行礼仪的分祀形式，但洪武皇帝那时可能尚未考虑到另一种可选择的形式。当他于1367年12月视察南坛时，他只是询问他的侍从们，它们是否符合古代的设计要求。人们使他相信，它这些符合古代的设计，但存在着许多足以表示新朝代显著特征的差异。[20]大概在不久后，他就想到了合祀的可能性。因为在1368年1月23日，在其皇帝登基的典礼上，他在圆坛顶层同时祭祀天地；在第二层祭坛上祭祀日月；在周围的封口处，祭祀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城煌。
登基一周后，中书省臣李善长（1314—1360年）和一位翰林学士陶安（1312？一1368年）奉旨向皇帝呈送了《郊社宗庙议》。[21]这项奏议考察了大祀的经典基础及其历史先例，在每一个方面都提出了建议，当时为明太祖所采纳。郊祀部分（在市郊举行的帝国祭祀），正如《明实录》中概括那样，构成了分祀形式的一种概要。作者们得出结论说，天地分祀曾用于夏、商、周三代。引这一主张出典于《周礼》，特别是《大司乐》和《大宗伯》两章；《孝经》也被引证。然而，所有这些仅证实在周代流行。奏疏随后指出，这种经典形式，在秦代时，被戎蛮对白、青、黄、赤四位天帝的祭拜取而代之。汉代由于增加了第五位天帝黑帝及其他非经典的祀仪，加重了秦代的错误。合祭的设置，据说最初曾由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在元始年间（公元1—5年）所倡导。[22]据传回复到经典形式的祭祀是三国魏时的经学家王肃，他反对东汉的郑玄学派（127—200年），重申了天的独一无二的本性。唐代、宋代和元代多次反反复复地用分祭和合祭；而且在元代期间，甚至出现了最后的一种上天的多神崇拜的恢复。对于分祀形式的争论，乃是基于其传说中的古制和经典中的形态；或许是为了使其观点更具说服力，奏疏者声称，在郊祀的分祀仪式中，帝国的一位祖先总是被尊为天的配祀。
虽然后来据传皇帝于1377年采纳了合祀之举，是仓促和考虑不周的。但有证据表明，作出这个决定的过程由来已久。从一开始，明太祖也许曾对这些礼仪有所顾虑。1368年春，他诏令编纂一部著作，该著作完成于1371年，名为《存心录》。这部著作，既是一部大祀的历史，也是一部诸神满意或不满意礼仪的可见标志的记录。[23]正当《存心录》可能尚在编纂时，皇帝查阅了手稿本，以确定一次长达六天的日斑的意义，并得出结论，认为它们源自于圆坛祭祀中的一些不妥之处，他提出增补几次从祀。
在《明实录》中关于一年一度在圆丘上对诸帝的最早祭祀是在1368年冬至日，诸种名单，包括独在顶层的昊天上帝；在第二层上，是面对西方的太阳和星辰，以及面对东方的月亮与太岁。[24]对于方坛上的最初的诸神的名单，出现在1369年夏至日举行的祭祀，其中包括了在第一层上面对西方的皇地祇、五岳、四海，在第二层上则是面对东方的五镇、四渎。[25]在这些神祇中，于1370年增补了明太祖父亲的神位作为天的配祀，并在圆坛的封口处，在配祀中增设了风、云、雷、雨。[26]次年，出于没有解释的原因，圆丘以较小的规模被重修。[27]到1374年祭祀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似乎成为走向合祀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就在那一年，除了与昊天上帝有关的天神外，它在圆丘上的配祀，现在包括了通常作为皇地祇配祀的所有成员，在配祀时，一般都与皇地祇相关联，但没有其配偶。其目的是要明确地体现出天神掌握高于地祇的直接权威，尽管继续在二座祭坛上分祀天地。[28]
1375年冬至日，相同的神祇祭祀名册被再次列出来，而祀仪则包括了名义上由明太祖本人亲自谱曲的赞颂词。[29]
除了合祭的愿望，洪武帝还希望采用厅堂的形式来举行祭祀仪式，他在几个场合都曾表达了这一愿望。在1369年，皇帝提出修造包括所有帝国郊祀的建筑，以便庇护活着的祭祀参加者和诸神，免遭风雨之苦。虽然人们说服了他，在这种时候，可以留在祭坛附近所修建的建筑物内，观看祭祀（望祭），但大致在同时，他与礼部尚书崔亮（　？—1370年）就寿星的祭坛以及四位天上星宿（司中、司命、司民、司禄）的祭祀，进行了一次更加公开的交锋。尽管崔亮坚持认为，四天神坛的祭祀必须在露天进行，由与雨、霜、露等相关联的物质能量来渗透，而且认为将它们封闭起来会违反礼仪，但洪武皇帝表示不同意，他说：风、雨、雪及星辰的物质能量渗透到天地之间。它们无处不见。故设若建有一座祭殿让诸神可以“栖身”其中，那么即便遇到风雨之时，祭祀亦可顺利进行。
随后，他诏令为“星宿”修建封闭的神龛。在1376年初，随着一座祭祀太岁的综合仪式殿的修建，以厅堂形式的祭殿设置迈出了更远的一步。风云雷雨诸神、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南京的山坛）、京城地区的山川、四季月将和南京的城隍神，总共有13座祭坛在那里修建，祭坛都可容纳在一座殿堂之内。
明太祖于1377年9月走出了合祭的最后一步，当时他诏令修造一座祭祀的综合殿。主建筑即成为大祀殿。然而，这一新型的合祀礼仪将要在冬至日首次举行，由于新建筑尚未竣工，祭祀改在奉先殿举行。在其献给诸神的祈祷文中，皇帝概述了他之所以采用新的祭祀形式，并反对文士们照本宣科的原因：
曩昔建国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邻，周旋九年，于心未安。诚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载生，成三恩之一也。及其严奉礼祀，则有南北之异。揆以人事，人正事亲，曷敢异处？窃惟典礼其分祀者，礼之文也；其合祀者，礼之情也。徒泯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谓礼。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绪。今朝堂适成，时当冬至，讲合祀于殿，迁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为定礼。谨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上帝、皇地祇，鉴之！[30]
1378年秋，新祀殿与祭坛宣告竣工。主殿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前殿有20根圆柱。四根中间的圆柱上被涂上了金漆；而其余的柱子则用三种颜色的油漆。外表以代表树木的绿色的瓦润饰，象征了举行祭祀的农历正月中处于上升的基本力量。在大殿的中央，在旧圆坛的地基上修建了一张石台。
在1379年1月首次祭祀时，17座祭坛安排如下。在大殿的石台上是三座祭坛：昊天上帝与皇地祇的祭坛，二者都面向南面；在上述二座祭坛的前方，是为皇帝的父亲而设立的祭坛，面西而向。自主殿而下的阶梯的东侧，是一座为日神而设的祭坛，西向而立，而在其阶梯的西侧，则是一座朝东的为月神而设的祭坛。
两条长廊，各有六座祭坛。12座祭坛都因此而成双地相对排列。在东长廊，是为五大行星而设立的祭坛，面对的是通过固定星体的木星十二辰轨道的祭坛；为太岁而设的祭坛，则面对为风、云、雷、雨而设的祭坛；为五岳而设的祭坛，面向为五镇而设的祭坛；为四海而设的祭坛，面向为四大渎而设的祭坛；为天下诸山而设的祭坛，面向为天下诸河而设的祭坛；而为世上天神而设的祭坛，则面向为地上诸神而设的祭坛。
在他就如何管理新礼仪而给太常寺的诏令中，皇帝再次表明了他的改革的正当性。他宣称，分别崇拜宇宙进程的终极表现，即阳的一面和阴的一面（也就是天和地）是荒谬的，也是违背“礼”（宇宙秩序）的原则的，因为阳和阴正处于其力量的顶峰。尽管承认这曾是古代圣王们的做法，但他仍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更好地认识这一点。他接着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观念，说它是进步的一个障碍：如果百姓们不愿意改革，执古而不变，那么他们就将继续饮用地穴中的污水，仍然住在树上，茹毛饮血为生。[31]
1379年1月29日，合祀祭仪在大祀殿首次举行。祭仪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祭祀，因为从参加祭祀者宣誓禁斋时起，晴空万里；而正当他们登上祭坛时，夜空星光灿烂，一阵阵“吉祥之风”吹拂着他们，一片片“吉祥之云”绚丽多彩。[32]祭祀完毕后的庆贺酒会上，皇帝重复了他对文士们的抨击。在其对朝臣们的演讲中，他说：“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悦。”[33]
10年后，即1387年，在一次由气象学的征象所证实的特别成功的祭祀典礼之后，他对参加祭祀的朝臣们，发表了如下冗长而乏味的说教：“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焉。……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34]
第二年，合祀祭仪完成了最终形式。1388年，如下祭祀的神坛都被重新修建，而且它们的数量从14座增加到了24座：两座有关星辰的祭坛被移入了内院；20座石坛，每一座都有台阶与护栏，则在外院修建；每座五岳、五镇和四海都有其祭坛；一座祭坛，现在则提供给历代帝王们。历代帝王坛包括于自然界的伟大神祇的祭坛之中，再次表明了明太祖宗教思想中的拟人化的倾向：这种混合的倾向显然并未使人感到他的异常。[35]
在1398年至1402年的内战期间，合祀的祭仪一直得到保持。建文皇帝曾于1399年和1402年两度举行合祀，都以洪武皇帝为配祀；而永乐皇帝则从1403年至1413年间，亲自举行合祀，从1417年到1424年间，则曾五度举行合祀。1420年，一座新的大祀殿建于北京，它完全仿制原先建于南京的大祀殿。不过，皇帝曾数次派人代替他举行祭祀的事实，却表明他或许不再像他的父亲那样重视祭祀。
15世纪期间，皇帝亲自举行的合祀相当定期；从1425年到1505年的80年间，指派代表举行祭祀仅发生过八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以恰如其分的尊敬态度对待祭祀的这种功能。而缺乏新的建筑或改革，则表明这些祭仪可能已经成为例行公事。祭祀必须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事实（如果它们要适当地进行），就使祭祀成了对他的善良意志的要挟。在正德皇帝统治年间，这显然已成为令他深感痛苦之事，在其统治的晚年期间，他成功地把祭祀仪式降低到一种拙劣的模仿。每当祭祀结束之时，他就急匆匆地赶往他的狩猎之处，而不是留下来出席惯例的宴会[36]，而且他拒绝亲自举行检查大祀献祭的牺牲的仪式。[37]在1518年到1519年的冬季期间，正德皇帝正外出巡幸，他无视于他的朝臣们让他及时返回京城参加大祀的恳请。钦天监为此不得不两次预测以后大祀的日期，祭祀仪式终于推迟了一个月后举行。这就需要依次推迟其他的祭祀仪式，因为必须保持它们的合适顺序。当仪式结束时，像往常一样，皇帝离开而前往原野，但这一次，京城遭受了一次地震及一场沙尘暴的袭击。人们劝说皇帝返回京城，就在他祇达京城的第二天晚上，沙尘暴就平息了下来。[38]
1520年，一件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皇帝正在再次巡幸的途中，他为了方便，却想让仪式改在南京举行。然而，这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数个月过去了，文武百官都正在焦急地等候他返回北京。到了秋天，一位大学士写信给他说：“或者因郊祀未举，庙祭未亲，太皇太后升祔未行，祖宗之心容有未安，在天之灵以此警示陛下，未可知也。”（引见《明通鉴》第1821页。——译者注）
这一请求和所有其他请求，都被置若罔闻，皇帝最终在年末才返回北京，受到了一批逢迎官员的欢迎。在11个月后，才作出了举行大祀的一次安排，但就在大祀结束之前，朝臣们的预言得到了应验。皇帝突然病到，口吐鲜血。不到两个月，他就驾崩了。[39]
由于正德皇帝拒不合作，扰乱了大祀。他的继承人，嘉靖皇帝，面对来自于他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而改革祭祀，再次扰乱了大祀。在此期间的过火行为的原因，可能是出于这一事实，那就是他的已故父亲虽然从未登位，但嘉靖皇帝却坚持认为，他的父亲死后应该被视同他曾经登位。由于不同意这一出于孝道的错谬，一位年长资深的大臣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年）提出了一个合法的设定，年轻的皇帝作为其亲堂兄（已故的正德帝）的弟弟和其亲伯父（弘治帝）的儿子的身份登基。争论在嘉靖皇帝于1522年登基时提出，并一直持续到了1538年。此时，其大多数早先的反对者皆已谢世，或者是被逐出了朝廷。到了最后，出于孝道的错谬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合法的设定。[40]
原先作为改革帝室祖先崇拜的一种尝试，在1530年扩展成为一场官方宗教的全面改革。对此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虽然皇帝已经得到了许多为他的父亲争取的东西，但仍有许多目的尚未实现。这些目标之一，就是想让他的父亲在大祀中成为天的配祀。为了妥善地做到这一点，鉴于每一位主神仅有一位配祀者，他要么从这一角色中取代朝代的缔造者明太祖，要么他必须为昊天上帝设置两种有所不同的祭祀，朝代的缔造者明太祖为其中的一位配祀，而他本人的父亲则成为另一位配祀。使这可能取得成功的方法，就是恢复分祀，同时也保留祀殿的形式。他发现在《孝经》中的一段话，暗示说周代曾经有一座献祭上帝的明堂，同时还有一座献祭天的郊礼坛，这是一种完全适合他的需要的模式。至少在两个场合上，他求助于占卜，以确定明太祖在这件事情上的意愿，但死去的祖先的神明却两次都否决了这一计划。此事就被搁下，直到夏言（1482—1548年），当时在吏部任职的一位给事中，发现了恢复这一论题的一种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法。[41]他指出，在古代，皇后曾在北郊祭坛主祭桑蚕神的祭祀，而在南郊祭祀坛由君主主祭每年一度的春耕仪式。这一资料支持了皇帝全面恢复分祀的意图，他诏令大学士张璁（1475—1539年），与夏言共同商议此事。夏言随后呈送了另一道奏疏，在奏疏中，他抨击了现存的大祀仪式，内容是把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一同作为配祀，并在正月而不是在至日时举行祭祀，都违背了经典的标准。随后他建议，对《诗经》、《尚书》和《周礼》作一次新的研究，这项研究还将包括研究从汉代的匡衡到宋代的朱熹的所有这些经典的注疏，以及包括明太祖对于分祀的最初设想。
甚至早在皇帝展读这份奏疏，并把它传送给礼部进行商议之前，吏部侍郎王汝梅（约1517年进士）就送呈了一道奏疏以回应夏言的奏疏。这道奏疏的抄本，显然已经落入王的手中。王指控夏言犯了大错。然而，皇帝却驳斥王氏的奏议说：“（王）汝梅等举《召诏》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周代时）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此即北郊祭地）也。”[42]
与这些考察报告一道，皇帝随即把夏言的奏议转给礼部加以商议。当张孚敬（即张璁）呈送一篇《郊祀考议》时，皇帝也把它转给礼部，就如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提供更进一步的意见。勇敢无畏的大监察官霍韬（1487—1540年），深非张的报告，认为分祀之说，仅见于《周礼》，那是王莽的一部伪书，根本不足为据。夏言随即指控霍进行秘密的派系活动，而皇帝则出于对这一罪状，把霍关进监狱，不顾张璁为他说情。
现在到了最终的面对面的对抗的阶段。皇帝召集朝臣们进行一次表决。当表决结果上报时，据称有82人同意分祭；84人赞同分祭，但出于对现存法规的尊重而不愿大胆地明言；26人同意分祭，并同意采用以往的山川坛为方丘；206人主张合祭，但并不认为分祭是错误的；198人则没有发表意见。尽管反对者206人占多数，而赞成者为192人，但礼部仍同意恢复分祭礼仪。不过，为了削减改革的花费，礼部建议，现存的大祀殿，仍然适用于对昊天上帝的祭祀，而山川坛则可用作皇地祇的祭祀。[43]
皇帝并不满意于这份报告，而采纳了夏言的建议，把大祀殿保留为昊天上帝的大享（秋收献祭）祭祀地，而就在大享殿的南侧，为祭天新建了一座圆坛。在北郊增建了一座方丘，而为日月分别修建东郊和西郊祭坛，从而完成了基本的设置，这个设置一直使用到明朝的覆灭为止。[44]
隆庆皇帝可能曾短暂地把大祀恢复到正常状态。他废除了秋收（大享）的祭祀，并经常主持圆丘的祭祀。然而，他的直接继承人万历皇帝，却在他在位的47年间，仅亲自主持过三次祭祀；一位奏疏者曾指出某些预兆乃是来自于上天对他的行为的一种警告，却为此而遭到了指责。1575年，大学士张居正，基于下述四个理由，敦促年轻的皇帝恢复合祭：第一，适合于在至日举行的祭祀，天气十分寒冷或酷热；第二，当在露天祭坛举行祭祀时，朝臣们将饱受恶劣天气之苦；第三，恢复合祀，将使永乐皇帝再次与洪武皇帝一道，作为昊天上帝的配祀；第四，合祀将使祭祀符合人类情感。虽然记载说，皇帝赞同这一建议，但他从未让它实施，而分祭则继续被采用。[45]
帝国的祖先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