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29部分在线阅读

[289]参见蒂莫西·布鲁克：《祈求权力：晚明中国的佛教与士绅社会的形成》（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93年），第15—29页。布洛克把士称为“gentry”。
[290]清初由朱彝尊编纂的诗选《明诗综》，收入3000多位诗人所撰的诗作。
[291]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第17页。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译文，第45页。
[292]“晚明文学书目”一种方便的评论见于A.H.帕拉克斯：《明代小说中的四大名著》（普林斯顿，1987年），第25—49页，其中讨论了以诗歌、散文、文学理论、戏剧与传奇等数种类型著述的发展。
[293]作为一种翻译，“文学人”（还有某些人用于称文人的“读书人”和“文士”）掩盖了非话语性艺术，特别是绘画的文人的活动。以文人画著称的美学作品，在整个16世纪及17世纪初曾独领风骚。
[294]《明史》，第287卷，第7379—7381页。另见《明人传记辞典》，第1399—1404页。王世贞的条目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未被收录。
[295]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东京，1963年），第207—208页。译见于约翰·蒂莫西·韦克斯德：《中国诗歌五百年（1150—1650年）》（普林斯顿，1989年），第164—165页。
[296]胡应麟：《诗薮》（上海，1958年），第2页。另译见戴维·罗尔斯顿：《怎样阅读中国小说》（普林斯顿，1990年），第15页。
[297]吉川幸次郎强调了这一点。见《元明诗概说》，第216页。另见于韦克斯德：《中国诗歌五百年》，第172—173页。
[298]《明史》，第287卷，第7381页。另引见吉川：《元明诗概说》，第212页（韦克斯德：《中国诗歌五百年》，第169页），及《明人传记辞典》，第1403页。
[299]有关晚明文人重新强调情，及其与王阳明强调心（作为“心灵”而不是“意志”）的公认的关联，参见陆侃：《试论明代文艺理论中的主情说》，载《文学论集》，第7辑（北京，1984年），第165—180页。
[300]据陈继儒在其于1623年所撰的汤氏《牡丹亭》序。收入于汤显祖：《牡丹亭》（上海，1959年），第4页。另引见于李怀义（音）：《着迷和清醒：中国文学中的爱与幻想》（普林斯顿，1993年），第60页。
[301]汤显祖：《题字》，其于1598年的序言性的评论，《牡丹亭》，第1页。另引见李怀义：《着迷》，第50—51页。
[302]冯梦龙：《情史类略》（长沙，1984年），序言，第1—3页。另引见李怀义：《着迷》，第91—92页，并译见于李华元：《情史中的中国爱情故事》（哈姆登，1983年），第12—14页。
[303]在冯梦龙《情史类略》序言中，强调了情的非幻想的特性，第1页。在作为“体”的感情或情感与作为“用”的美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晚明小说的杰作《金瓶梅》第一章的开端，被描绘为一个主题。参见《金瓶梅》，戴维·托德·罗伊英译（普林斯顿，1993年），第12页。
[304]对于一般的考察，见傅吾康：《明代的历史著述》，载《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726—782页。傅吾康注意到，在晚明时，“对原始材料的一种更为批评的态度”变得逐渐明显，第726页。
[305]参见傅吾康：《明代的历史著述》，第730—731页。
[306]王世贞：《艺苑卮言》，第2卷，第9a页。
[307]参见傅吾康：《明代的历史著述》，第746页。
[308]爱德华·钱：《焦竑》，第55—56页。傅吾康：《明代的历史著述》，第176页。
[309]朱鸿林：《丘浚的〈大学衍义补〉和它在16、17世纪的影响》，载《明史研究》，第22期（1986年），第7—10页，评述了丘氏著作的刊行过程及其摘要。黄宗羲没有把丘浚收入其《明儒学案》中。
[310]《明史》，第237卷，第6176页。见威廉·S.阿特威尔：《1608—1647年：晚明士大夫陈子龙》（迪塞，普林斯顿大学，1974年），第82—83页，提供了在晚明时出现的其他一些经世著述的篇目。明代经世著述11种撰述的主题索引见于《明代经世文类目录》（东京，1986年）。
[311]朱鸿林：《丘浚的〈大学衍义补〉和它的影响》，第13页。
[312]托马斯·梅茨格主编：《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想与社会变迁》，收入《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台北，1984年），第21—35页。通过在实学意义上广义地运用术语经世致用，在这一标题下，山井涌试图描绘一种思考类型，作为先前明代对心的强调与后来18世纪对考证学的强调之间的一种学术转化的模式。山井涌认为，社会利益和实学形成于17世纪初，特别是由主要的东林思想家及其同盟者，以及与新引进的天学有关的士人所提出。然而，山井涌的绝大多数例子是清初的思想家们，并且在17世纪最后30年才崭露头角。他没有提到可追溯到丘浚的经世传统，以便阐述他的观点。参见山井涌：《明清思想史研究》，特别是第239—266页。
[313]陈子龙：《年谱》，见《陈子龙诗集》（上海，1983年），第633、657、659页。另见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1984年），第106、119页。英语中对陈子龙生平最为完备的论述是阿特威尔的《陈子龙》。另见《清代名人传》，恒慕义编，第102—103页。
[314]我的宽泛的界定，部分地取自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4—135页。对于一个有意不与清代学术相关，也不与任何特别的主题或材料相关的界定，见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第2版（台北，1986年），第2—3页。林氏注意到三个主要方面：收集材料、批评性地评判材料，以及通过归纳与演绎得出结论。通过这一概括性的界定，林氏能够并确实发现了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考证学。
[315]这一点在《儒林传》的开始得到证明，载《明史》，第282卷，第7221页。
[316]《明史》，第282卷，第7222页。18世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辑者，1.1，作出了类似的说明。
[317]有关来知德的残缺不足的传记材料，参见徐芹庭：《易经研究》（台北，1974年），第12—13页。另见《明史》，第283卷，第7291页；拉瑞·舒尔兹：《来知德（1525—1604年）与〈易经〉的现象学》（普林斯顿大学论文，1982年），第48—56、102—126页。
[3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73—74页，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王象乾”条。王在刊行某些杨慎著作中也有所助益。参见《明人传记辞典》杨慎条，第1533页。
[319]徐芹庭：《易经研究》，第12页。在18世纪，《四库全书》编撰者指出，100多年来，来氏的理论吸引了许多信从者。
[320]来知德：《周易集注》，第12页（重印于《四库全书珍本四集》，第11册；台北，年代不详），《原序》，第2b页，另见第3b页。来对其隐修以研究《易经》的表述在第4a页上。
[321]来知德：《周易集注》，第4b页。另见徐芹庭：《易经研究》，第6—11页。
[322]有关李时珍概括叙述，参见《明人传记辞典》，第859—865页，以及李约瑟主编《中国科技史》，第6卷（剑桥，1986年），第308—321页，二者都涉及到日文、中文及西方语言的有关李时珍的大量第二手文献。
[323]李时珍：《序例》，载《本草纲目》（标点本，北京，1975年），第1卷，第1章，第11页。
[324]参见保罗·A.昂舒尔德：《中国药物史》（伯克利，1986年），对本草文献作了通览，并对之作出了昂舒尔德本人亚种类的区分。
[325]《明人传记辞典》王世贞条，第1402页。
[326]参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6卷上，第312页。
[327]参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6卷上，第317页。
[328]李时珍：《凡例》，载《本草纲目》，第34页。李约瑟的译文有所不同，《中国科技史》，第6卷上，第320—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