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28部分在线阅读

[249]引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10页；唐君毅：《论晚明东林顾宪成与高攀龙之儒学》，载《中国学志》，第6期（1972年），第555页。另译见于布希：《东林书院》，第129页，以及在注224中的英语资料。
[250]唐君毅：《论晚明东林顾宪成与高攀龙之儒学》，第556—557页。
[251]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11页。
[252]黄宗羲：《明儒学案》，第58卷，第1399页。参见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234页。另见《明史》，第243卷，第6311页；容：《明代思想史》，第301—302页；布希：《东林书院》，第121页；《明人传记辞典》，第702页。
[253]高攀龙：《高子遗书》（晚期；1983年台北重印），第51b—52a页。见布希：《东林书院》，第90—91页。
[254]《三时记》，引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4页。译见于泰勒：《培养成圣贤的宗教目标》，第192—264页。
[255]参见布希：《东林书院》，第123页。
[256]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9页。
[257]布希：《东林书院》，第125页。
[258]引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8页。
[259]黄宗羲：《明儒学案》，第58卷　，第1402页。参见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240页。
[260]高攀龙：《高子遗书》，第5卷，第23页。引见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04页。
[261]参见唐君毅：《论晚明东林顾宪成与高攀龙之儒学》，第562页。
[262]《明人传记辞典》，第703—704页。
[263]布希：《东林书院》，第132页。
[264]据黄宗羲：《明儒学案》，第1507页。参见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235页；布希：《东林书院》，第132页。
[265]姚名达：《刘宗周年谱》（上海，1934年），第13、16页。
[266]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24—26页。
[267]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28—31页。
[268]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
[269]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3页。
[270]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4—35页。
[271]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6—37页。
[272]参见黄宗羲对刘宗周奏疏的概述，以及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评论和觐见，《明儒学案》，第62卷，第1508—1511页。参见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255—259页。
[273]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24页；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45页。
[274]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98—99页。
[275]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175—176页。
[276]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334页。唐君毅：《刘宗周的道德心学与实践的学说及其对王阳明的批判》，收入《新儒学的演变》，狄百瑞编，第326页，断定刘比顾与高更前进了一步。
[277]我选用了秦的译文。见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262页。另见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184页。“慎独”一词出自于《中庸》首章，及《大学》第6章。
[278]见唐君毅：《刘宗周的学说》，第323页。
[279]唐君毅：《刘宗周的学说》，第324页。
[280]刘宗周：《刘子全书》（1824年；1986年台北重印），第10卷，第26页。参见唐君毅：《刘宗周的学说》，第324页。对刘氏四句教的一个不同的解释，参见杜维明：《刘宗周哲学人类学中的主体性》，收入《个体主义与神圣性：儒家与道家价值观研究》，多纳德·J.墨罗编（安阿伯，1985年），第226页。
[281]见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261页；姚：《刘宗周年谱》，第336—337、341页。
[282]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42页。
[283]黄宗羲：《明儒学案》，第62卷，第1512页。参见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261—262页。
[284]唐君毅：《刘宗周的学说》，第327页，认为我们可以容易理解从刘到黄的过渡。依我之见，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向。
[285]参见王毓铨：《明代徭役制的几个显著特征》，载《明史研究》，第21期（1986年），第219—305页。我未列出一种特殊的人，他们被界定为归属于“儒”的范畴：诸如孔子、孟子以及某些弟子之类的早期圣人的有学识的后代，也未列出创立宋代道学的一些领袖大师的有学识的后代，这些大师当然包括程氏兄弟和朱熹。他们归于《明史》《儒林传》，第284卷，第7295—7305页。
[286]参见黄宗羲于1693年《明儒学案》前言的开首句，第7页，秦的《黄宗羲的〈明儒学案
〉》中未译。
[287]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页。
[28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国字典，如大部头的《辞海》，则以“通经之士”作为儒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