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15部分在线阅读

[220]《大明律》，第8卷，第20ab、22b—23a页。
[221]《河间府志》（1540年），第7卷，第4a页。
[222]孙铎：《鲁山县志》（1552年），第1卷，第33ab页。
[223]王家士：《广山县志》（1556年），第1卷，第21ab页。
[224]唐锦：《大名府志》（1506年），第1卷，第30b—38a页。
[225]包瑛：《固始县志》（1659年），第3卷，第4a页。
[226]《常熟县志》（1687年），第5卷，引于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1982年），第235页。县志没有说明其他集市建立的日期，但它们不会早于明中叶。傅又引了另一个明初嘉定县的例子。
[227]例如，《嘉定县志》（1882年），第1卷，引于傅衣凌：《明清社会史论文集》，第235页；蔡光前等：《琼州府志》（1619年），重印于《琼山县志》（1917年），第4卷，第102b页，其中提到1515年一名州官建集市的情况。
[228]莫旦：《吴江志》（1488年），第2卷，第10b—13a页，只有两个集市没有列出庙宇。
[229]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长沙，1989年），第152页。
[230]马梅：《人间天堂》，第30页。
[231]这一逻辑由田中正俊作出，见《16—17世纪江南农村的手工业》，载琳达·格罗夫、克里斯琴·丹尼尔斯编：《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日本人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看法》（东京，1984年），特别是第86页。
[232]马梅：《人间天堂》，第34页。
[233]《震泽县志》（1746年），第25卷，引于《明代浙江市镇分布与结果》，载《历史地理》，第5期（1987年），第186页。
[234]《邵武府志》（1543年），第2卷，第45b页。
[235]《九江府志》（1527年），第4卷，第17a页。
[236]《九江府志》（1527年），第1卷，第19b页。
[237]关于松江的棉业，见西岛定生：《中国早期棉业的形成》，载琳达·格罗夫、克里斯琴·丹尼尔斯编：《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日本人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看法》（东京，1984年）。
[238]陈继善等：《松江府志》（1631年），第6卷，第10b页；引于西岛定生：《早期中国棉业的形成》，第49页。
[239]《松江府志》（1512年），第4卷，第11b页；引于西岛定生：《中国早期棉业的形成》，第35页。
[240]朱国祯：《湧幢小品》。
[241]西岛定生的《中国早期棉业的形成》第63、64、66、69页反对放债之说，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227页坚持放债的观点。
[242]《枫泾小志》，第10卷。援引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227页。
[243]例如，松江普榭镇的棉商就能垄断那里的市场。由于农村织布者没有出售其棉布的其他渠道，商人可以将购价压低两成。见《嘉定县志》（1881年），第29卷；引自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233页。
[244]田中正俊：《16、17世纪江南农村的手工业》，第85、90、93页。
[245]关于不同的观点，见马梅：《人间天堂》。马梅引了祝允明的一段文字，作为放债的证据。祝允明叙述主管坐商和行商资本的商人，把资金分到织布户，收集制成的布匹，再返回给坐商和行商。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名商人在利用资本控制交换，而不是控制生产。
[246]《广东通志》（1561年），引于李熙、蔡藩编：《琼山县志》（1917年），第2卷，第16页。
[247]《嘉定县志》（1605年），引于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第154页。
[248]张岳：《惠安县志》（1530年），第4卷，第1b、3a页。
[249]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第52页。
[250]威廉·阿特威尔：《约1530—1650年国际银锭流动与中国经济》，载《过去与现在》，95（1982年），第68—90页；本书第8章。
[251]朱国祯：《湧幢小品》（1622年），第2卷，引于《明代浙江市镇分布与结果》，第187页。
[252]林魁、李恺：《龙溪县志》（1534年），第1卷，第26b页。
[253]《大明律》，第10卷，第5b—6b页。
[254]《大明律》，第17卷，第15a页。
[255]林魁、李恺：《龙溪县志》（1534年），第8卷，第36a页。
[256]《明人传记辞典》，第251页。
[257]苏均炜的《16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安阿伯，1957年），对倭寇进行了详细研究。
[258]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得到的一份似乎是手抄的文本，在1639年呈给大主教劳德，并被收藏在牛津的博德兰恩图书馆。通过与田汝康的《渡海方程》一书的比较，注意到第一部印刷的欧洲版航程手册出现在16世纪的第一个10年，英文版在1527年出版。关于林希元，见博多·威特霍夫在《明人传记辞典》所作的传记，特别是第921—922页。顾炎武把包括《渡海方程》里记载的罗盘上日本的方位收入《天下郡国利病书》（1662年），重印于《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1936年；京都重印，1975年；台北，1979年），第34卷，第59a—60b页。
[259]威廉·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帆船》（1939年；1959年纽约再版），第73—74页引。耶稣会士科林在1663年写的关于马尼拉货物单的记载证实了纺织品和织锦缎在中国产品中的突出地位，但他补充了瓷器，在莫尔加的国际贸易货物单上，瓷器显然没有列上。他只提起瓷器是供应西班牙社区的物品，不用于贸易。见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