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16部分在线阅读

[260]伦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画有欧洲盾形纹章的嘉靖时期的水罐，纹章可能属于葡萄牙皮耶肖托家族（C.222—1931）。
[261]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收藏一件万历时期青釉底色的盐碟，状如约1580年的英国银盐碟（C.566—1910）。
[262]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C457—1918。
[263]C.R.博克塞：《来自亚马逊河的大船：澳门编年史和古老的日本贸易》（里斯本，1959年），第179—181页。
[264]例如，见包瑛：《固始县志》（1659年），第8卷，第12a页；内引1372年的一条皇帝诏令。
[265]唐锦：《大名府志》（1506年），第1卷，第21a页。
[266]孙铎：《鲁山县志》（1552年），第1卷，第38b页。
[267]何炳棣引于《中国人口研究》（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9年），第73页。
[268]安吉拉·奚（奚孙凝芝）：《明代商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伊利诺斯大学论文，1972年）。
[269]曾道尔夫：《中国地方历史的变化和延续》，第100页。从经济和文化角度研究徽州（新安）商人的经典文章是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研究》，载《东洋学报》，36，第1期（1953年6月），第1—44页；第2期（1953年9月），第32—60页；第3期（1953年12月），第65—118页；第4期（1954年3月），第115—145页。
[270]蒂莫西·布鲁克引于《16世纪中国的商人网络——张翰的〈论商贾〉的讨论及译文》，载《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24，第2期（1981年5月），第173页。
[271]汪道昆之文引于曾道尔夫：《中国地方历史的变化和延续》，第48页。
[272]蒂莫西·布鲁克：《家族延续性和文化霸权：1368—1911年宁波的缙绅》，载约瑟夫·埃什里克、玛丽·兰金编：《中国的地方精英和统治的形式》（斯坦福，1990年），第40页。
[273]曾道尔夫：《中国地方历史的变化和延续》，第52、96—97等页。
[274]《广东通志》（1561年），引于李熙、蔡藩：《琼山县志》（1971年），第2卷，第17a页。
[275]儒家价值观与商业成就的关系在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1987年）中有争论。关于把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强制应用于重商主义价值观的不同解释，见蒂莫西·布鲁克：《中国的商业经济和文化困惑》，载布鲁克等编：《东亚的经济和文化》（安阿伯，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97年）。关于寻求包容改造的儒家思想的中等商人意识形态，见理查德·卢夫拉诺：《一般商人的世界：晚期中华帝国的自我修养和商业成就》（待出版）。
[276]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1635年；1992年太原重印），第311页。
[277]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第293、325页。
[278]关于明代儒家重建应得善报的观念，见辛西娅·布罗考：《功过格：晚期中华帝国的社会变化和道德秩序》（普林斯顿，1971年）。
[279]布鲁克：《家族延续性和文化霸权》，第37—42页。
[280]克雷格·克卢纳斯：《华而不实的器物：近代中国初期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地位》（剑桥，1991年），第8页。
第十一章　晚明思想中的儒学
导言
这里所指的晚明时期，是指开始于16世纪20年代，并涵盖了明朝1644年春在北京覆灭之前的最后六个皇帝统治期。其间有几个可能引起那些致力于某类知性活动者的政治地位重大变化的时刻，这些知性活动引起了当时人们及历史学家的注意。16世纪20年代，刚登基的嘉靖皇帝成功地维护了其凌驾于政局的领导地位的意志，并在此过程中，成功地疏远了一大批官员与士人。在这10年间，王阳明在1529年去世前，把大批追随者聚集到他的新学说中。王阳明尚在世时，他的思想因偏离了帝国钦定的新儒家学说而遭到批评。25年后，王阳明思想受到了许多士人远比官方学说更多的重视。1553年和1554年，第一次在北方，大批士人和官员聚集北京讨论阳明学说。从1529年到1554年期间，可以看到王阳明思想影响继续扩大，他的弟子在不断增加。其后的25年中，从1554年到1579年，在王阳明学说影响下，思想观点不断增生。在所有的省份，那些几乎没有文化的人，以及士人和官员都卷入了对这些学说的讨论，虽然他们最主要的影响是在浙江、江西及南直隶地区。1579年，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年）试图弹压大多数他贬抑为无效的有关道德的哲学清谈。张居正的行为开创了另外一个25年时期，即从1579年到1604年，在此期间，我们现在可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分子，以及仅仅是有道德意识的知识分子，招致了高级官员们的抨击。一些较为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遭到杀戮，更多的人被迫离职，尤其是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至此时，所有王阳明的亲传弟子都已去世。从1604年到1626年，是东林学派运动所主导的时期，也是从其正式创立到瓦解的时期。它的领导者及人数达数百人的同盟者，力图重新整合王阳明思想和帝国钦定的新儒家学说，并试图抛弃数十年来正值朝廷内外交困时对阳明学说的误解。最后，从1627年到1644年以后，当明朝政府对全帝国的行政控制需要修复的意图变得明显时，期盼它能办得到的希望呈现了出来，但然后即破灭。怀着不同信念的士子们都力图认定那些一旦被皇帝所倡导就多少可以改善秩序的思想，但没有一个人最终获得成功。
核心思想
整个16世纪和进入17世纪后，知识的氛围是在一个稳固但不平静的思想体系的背景中树立起来的，这个思想体系自13世纪完成并得以维持，成为帝国支持并控制的一个思想体系。这套思想有着不同的名称，包括程朱学说、道学、性理学。它后来被称作宋学，并被泛指而称为新儒学，有时有人打算指它为狭义的道学。
传授这些思想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强调选择朱熹（1130—1200年）等人共同注解的经典文本而进行的教育过程。核心课程由著名的四书——《大学》和《中庸》（它们在宋明时期仍被认为分别为孔子门徒曾子和子思所作）、孔子的《论语》和《孟子》所构成。经过朱熹系统注疏后，重要命题贯穿于这些文本之中，并贯穿于更大型经典集成《五经》中，其中心思想是相当坦诚的：既有永恒真实的道德价值，包括人性、正直、对家庭的孝道与爱心，对统治者的忠诚，又有对礼仪礼法的尊敬，它们综合起来就成为：
（1）所有人际之间正当关系的基础，也是人与精神、神性之间正当关系的基础；
（2）维系社会秩序的正确手段；
（3）首先并最清楚地由古代圣人所表述，并传承下来的经典文本；
（4）通过学习过程而能被充分领会的经典；
（5）如果每个人在其内心认识它们并整合这些价值而加以实践的准则；
（6）在动态的宇宙中植根和持续存在的可感知的整体，人们将与之达到终极的统一。
这些命题含蓄地摒弃了佛教的观念，即现实最终为虚幻的，感官认识的过渡性世界本质上是短暂的；也反驳了帝国的主张，即统治者是、而且应该是一切价值观念的最终仲裁者。
这些核心思想的多少有些复杂的学说，在朱熹去世后的数百年中，被士人——其教育达到足以能够参加国内公共考试制度的较高文化层次的人——所教导与记诵、讲述与撰写、实践和确认。自15世纪初起，如果一个人想通过考试，就必须对朱熹的注释详加讲述。然而，他们并不要求相信它，而且在他们的其他著述中，士人可以脱离朱熹，尽管他的思想被作为思考、讨论和注释的出发点。在朱熹的注释中，核心概念被理解为如下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