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14部分在线阅读

[180]吴晗：《江浙藏书家》，第141页，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1819年）。关于阎起山，见第223页。
[181]吴晗：《江浙收藏家》，第130页。
[182]吴晗：《江浙藏书家》，第59、126、140等页。
[183]吴晗：《江浙藏书家》，第205页。
[184]吴晗：《江浙藏书家》，第32页。
[185]吴晗：《江浙藏书家》，第11页。
[186]《河间府志》（1540年），第28卷，第58b—59b页；第5卷，第1b页；第17卷，第15b页。
[187]谢顾：《瑞昌县志》（1568年），第5卷，第6a—7a页；总卷数没有包括据说已经散佚的17卷。
[188]《瑞金县志》（1542年），第3卷，第3a—4a页。
[189]陈洪谟：《常德府志》（1538年），第9卷，第4a—1
1b页。马泰乐（音）的《明代中国的私人书院》（论文，芝加哥，1987年）有关于学堂和书院图书馆的较详细的材料。
[190]丘浚建书库的记载收于《琼州府志》（约1619年），第11卷，第26b页；转载于李熙、蔡藩：《琼山县志》（1917年），第14卷，第27a—40a页。石室被用作学堂书库长达一个世纪，1614年才被代替。
[191]张世域：《龙泉县志》（1878年），第5卷，第2a—3a页；书中指出，“御书阁”通常专门称呼展示皇帝书法的亭阁。
[192]一次不成系统的调查发现，1431年前只有3个府有学堂图书馆的确切证据，它们是南直隶的扬州、浙江的严州和江西的袁州。袁州的学堂图书馆建于1339年，它的两个县的图书馆分别建于1395年和1396年。见严嵩：《袁州府志》（1514年），第4卷，第6b—9b页。在扬州，一座原已存在的学堂图书馆在正统朝时期（1436—1449年）被替换；《扬州府志》（1733年），第12卷，第3b页。严州的桐庐县有一座明以前的御书阁；《严州府志》（1613年），第3卷，第16a页。
[193]建于15世纪30年代的学堂图书馆，见《扬州府志》（1733年），第12卷，第10a页；《严州府志》（1613年），第3卷，第12a页。建于15世纪40年代（或更普遍地建于正统朝时期），见刘梧：《惠州府志》（1542年），第7卷，第2a、16b页；王家士：《光山县志》（1556年），第1卷，第27b页；《湖州府志》（1877年），第11卷，第22a页。蒂莫西·布鲁克的《开发知识：明代学堂图书馆的建立》（载《晚期中华帝国》，17，第1期，1996年6月）对明中叶学堂图书馆的发展进行了讨论。
[194]张岳：《惠安县志》（1530年），第9卷，第10a页。
[195]让·巴布斯蒂·杜·霍尔德：《中国通史》（伦敦，1741年），第3卷，第63页。
[196]《大明律》，第10卷，第1a—10b页；《大明会典》，第37卷：又见苏更生：《明初的商政与商税》，载《明史研究论丛》，吴智和编（台北，1985年），第2卷，第436页。
[197]《扬州府志》（1733年），第10卷，第10a页。
[198]丘浚：《大学衍义补》（1506年；1971年台北再版），特别是第25卷，第1b—28b页；参阅皮埃尔一厄蒂埃尼·维尔：《养育百姓：1650—1850年中国的国家民用粮仓制》（安阿伯，1991年），第11—13页，内有丘浚的经济哲学的讨论。英语作品中对丘最透彻的研究，见朱鸿林：《丘浚（1421—1495年）及其〈大学衍义补〉：15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普林斯顿大学论文，1983年。
[199]丘浚：《大学衍义补》，第28卷，第6b页。
[200]丘浚：《大学衍义补》，第25卷，第13b页。
[201]丘浚：《大学衍义补》，第25卷，第7b页。
[202]《明史》，第5451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收于贺凯编：《明代的中国政府》（纽约，1969年），第74—75页。
[203]朱衣编：《汉阳府志》（1546年），第3卷，第36a—37a页。
[204]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151页。
[205]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204页；憺漪子：《天下路程图引》，第373页。
[206]见关于《格古要论》的评论，载《中国人的鉴赏：〈格古要论〉》，珀西瓦尔·戴维编译（伦敦，1971年），第144页。
[207]玛格丽特·梅特利：《16世纪景德镇的组织和生产》，载罗斯玛丽·斯科特编：《景德镇瓷器》（伦敦，1993年），第69—73页。又所引数字见迈克尔·狄龙：《明代的一个工业中心：景德镇》，载《明史研究》，6（1978年），第37—44页；袁清：《1550—1700年景德镇的瓷器工业》，载《明史研究》，6（1978年），第45—53页。
[208]《南京户部志》（1550年），第14卷，第28a—30b页。盐引给持引人购200斤（一包）的权利，另加5斤用来弥补损耗，称为耗盐。在明朝开始，当盐由政府代理人专营时，每张引值400斤；当把分配承包给私商时，每张引减值一半，为200斤。实际上每张引购盐数差别很大。见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93页。
[209]见海伦·邓斯坦：《明代的河东盐政》，剑桥大学论文，1980年。
[210]汉斯·乌尔里克·沃格尔：《公元前311年至公元1911年四川的产盐史考察：专卖和生产组织》（斯图加特，1990年）。
[211]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90页。
[212]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95页。
[213]《扬州府志》（1601年），第111卷；引于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79页。山西商人和边境商人的关系在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东京，1972年）中进行了讨论。见张正明等的同名汉译本（太原，1986年）第199页以下各页。
[214]程梦星等：《扬州府志》（1733年），第32卷，第80a页。
[215]在明初，运输任务由士兵负担，后来改由商人负担。见莫里斯·罗萨比：《明代与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载《亚洲史杂志》，4，第2期（1970年），第142—143页。
[216]《南京户部志》（1550年），第12卷，第36a—39a页；《大明律》，第8卷，第16b—17b页。三个茶马司设在洮州（今临潭）、河州（今临夏）和西宁。四个四川茶货栈设在成都、保宁府、重庆府和博州宣慰司。关于马的成本，见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第84页。关于九江的批验所，见《九江府志》（1527年），第9卷，第11b页，该批验所于1527年关闭，其职能由南京的批验所（应天府批验所）承担，该所仍如九江批验所，归户部的九江司管辖。1440年，私运茶的惩处扩大到与交易有关的任何人，包括运茶的马车夫和船夫、帮助私运的货栈主或经纪人。1842年，惩罚力度加大到与贩运私盐的惩罚相当。
[217]《南京户部志》（1550年），第12卷，第39b—40a页。
[218]珀西瓦尔·戴维：《中国人的鉴赏》，第10页。
[219]《大明律》，第8卷，第19a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