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87部分在线阅读

[44]许多详细的资料未在本概述中提到。又见上田信：《浙江省奉化县忠义乡的履历》，载《社会经济史学》，49，第2期（1983年6月），第31—51页；《地域与宗族——浙江省山区》，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94（1984年3月），第115—160页。现随便举一例，徐姓一族从浙江省山阴县（绍兴府所在地）迁往同省的萧山，以逃避朱元璋的人口调查。见刘翠溶：《1650—1850年浙江萧山两个宗族的人口统计》，载苏珊·B.汉利、亚瑟·P.沃尔夫编：《东亚史中的家庭和人口》（斯坦福，1985年），第17页。
[45]斯蒂文·哈勒尔：《富人生儿育女：1500—1800年中国3个家族的分割、分层和人口状况》，载汉利、沃尔夫编：《东亚史中的家庭和人口》，第81—109页。在刘翠溶的丰富的家谱抽样材料[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中，有文官武将功名的人只占全部个人的1.95％。这可能高于占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但并不会使家谱不具代表性而不能利用。
[46]例如，见特德·A.特尔福德：《中国家谱学中社会人口统计数据的考察》，载《晚期中华帝国》，7，第2期（1986年12月），第118—148页。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把生女和儿童早死列为最严重的问题，而结婚时间则不是总被包括在内。
[47]见米歇尔·卡蒂埃：《明代中国人口统计的新资料》，载《经济、社会、文明编年史》，28，第6期（1973年11—12月），第1341—1359页；袁易今（音）：《1365—1849年一个中国南方家庭的寿命表》，载《人类生物学》，3，第2期（1931年），第157—179页；刘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载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编：《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丛刊，论著类》（台北，1983年），第285—316页。刘翠溶的一部多篇论文组成的著作现以《明清时期家族人口》问世。历史人口统计学是当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流行的课题。但是不像威廉·拉夫利、李中清和王丰（音）合写的《中国的人口统计学》一文[载《亚洲研究杂志》，49，第4期（1990年11月，第807—834页）]，我对这些著作的大部分评价不高。因为它们甚至没有试图得出诸如历史上上报程序的可靠性这类基本问题。米歇尔·卡蒂埃的《艰难的诞生：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史》，载《中国学书目评论》，9（1991年），第119—126页，显然同意这一意见。
[48]见特德·A.特尔福特：《补缀中国谱系学的漏洞：1300—1880年桐城县的家族人口的死亡率》，载《晚期中华帝国》，11，第2期（1990年12月），第116—137页。
[49]文中的全部数据来自刘翠溶的《明清时期家族人口》，必须说明，她无可置疑地把上述许多趋势的时间确定到清代。这可能是由于当前风行一时的所谓“清代人口爆炸”的假设。但是她的数据，特别是表5-3的数据和本章图表9-3以图表示的数据，说明死亡率提高的趋势至少在1500年就开始了（更早时期的数据缺）。
[50]何炳棣：《人口研究》。
[51]横田整三：《明代户口的移动现象》，载《东洋学报》，26，第1期（1938年），第
[52]这是我根据河北、河南、山东和江苏的抽样县作出的估算，较低的数字为1391年至1472年齐东的数字，较高的是指洪武朝（约1391年）至1472年恩县的数字。两地都在山东北部。当然，所谓的“可靠的”县是我选择的。
[53]从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收集的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到。
[54]尹水源（音）：《饥荒救济统计》。
[55]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第247页。她提出她研究的家族的固有的增长率为0.7025％。
[56]这使人想起德川和明治时期史学家的阐述之间的抵牾：为了强调明治（相当于清）的成就，所用的起点是德川（相当于明）时代学者所不能接受的低基点。
[57]1812年的数据是清代开始收集数据后的第一批比较可靠的数据，它们大致相当于时间稍晚的《嘉庆一统志》中公布的数据。关于这些数字的重要性，见施坚雅：《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分散数据中吸取的教训》，载《晚期中华帝国》，8，第1期，第1—79页。相对地说，施坚雅发现的这些数据最为可靠，根据我用湖广的数据进行研究作出的判断，我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对晚清的数据都比何炳棣更抱怀疑态度。
[58]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国制度史论丛书，Ⅰ（台北，1986年），特别是第2章；赵冈：《中国历史中人和土地的经济分析》（斯坦福，1986年）。所谈的书是王文肃的《古今算学宝鉴》。
[59]何炳棣：《人口研究》。
[60]何炳棣：《人口研究》；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1980年），第335—358页。
[61]见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东京，1980年），第290页注50，指出何炳棣在这方面的研究并非有误。
[62]见森正夫：《16世纪太湖周边地带官田制度的改革》，载《东洋史研究》，21，第4期（1963年3月），第58—92页；22，第1期（1963年7月），第67—87页。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载东洋史研究丛刊（京都，1988年），特别是第5章。
[63]还能经常称其他的名称，尤其是“地亩坐落册”，见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州，1988年），第64页。
[64]关于总的考察，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第9—12页。
[65]在这类著作中，见鹤见尚弘：《明代的农村控制》，载《东亚世界的发展》，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中世6（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57—92页）。蒂莫西·布鲁克和詹姆斯·科尔莫译文载琳达·格罗夫和克里斯琴·丹尼尔斯编：《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日本人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看法》（东京，1984年），第245—277页；西村元照：《张居正的土地丈量》，载《东洋史研究》，30，第1期（1971年3月），第33—61页；30，第2—3期（1971年12月），第214—241页；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2（1985年），第133—165页；3（1985年），第25—147页。
[66]有的明代地方志由于假设作者利用的洪武初期的数字一定是指1368年的数字，而把情况复杂化了。
[67]见何炳棣：《南宋至今》。黄佐编：《南廱志》。
[68]见富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1976年），第1卷，第679—683页。
[69]藤井宏：《明代土地统计考察》，载《东洋学报》，30，第3期（1943年8月），第90—123页；30，第4期（1944年8月），第60—87页；31，第1期（1947年2月），第97—134页。德怀特·珀金斯及其当时的助手王业键是属于很少的几个不但引用这篇论文，而且实际上用了这些必然的结论。见德怀特·珀金斯（在王业键等人帮助下）：《1368—1968年中国的农业发展》（芝加哥，1969年）。李龙潜甚至根据800万顷这一不真实的巨大数字断定，洪武时期的测量因此必定是可靠的和全帝国性的！见李龙潜：《明清经济史》。
[70]近期的学者，如赵冈和樊树志，甚至在发现这些较严重的错误时，作出了不正确的推论，企图纠正它们。见赵冈和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2章；樊树志：《万历清丈述论——兼论明代耕地面积统计》，载《中国社会济史研究》，2（1984年），第25—37页。他们使用了《诸司职掌》中以错误材料为基础的其他数据，表面上其日期始于洪武时期。应注意的是，实际的征税数字不根据抄录错误的数据。至于《大明会典》，有两种可用的现成版本：1509年的正德版，它由李东阳带头的一批学者编纂，再版为3卷本（山根幸夫作导言，东京，1989年），这一版本在1578年已经修订；另一再版本为李东阳的5卷本（台北，1976年），申时行等修订。
[71]人们应该利用黄仁宇在《16世纪中国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所列的数字来重新估算以接受850万顷的数字为基础的其他许多论点。
[72]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第83—85页。
[73]河南的数字很离奇，所幸我们掌握了1441年的一个修正的地方志数字。
[74]这次豁免原先可能限于北直隶、河南和山东，在宣德，也许在嘉靖时期不再豁免。见藤井宏：《明代土地统计考察》，Ⅰ，第115页注15。在其他地方，期限为3年。有些记载指出，新开垦土地的拥有者很乐意为其田地付低额赋税，因为登记意味着法定的所有权，因此有了不受侵占的保障。
[75]见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第2章。
[76]见西村元照：《明后期的土地丈量》，载《史林》，54，第5期（1971年9月），第1—52页。
[77]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756—759页。
[78]西村制作一表，列出了至16世纪80年代所有的新丈量，见《明后期的土地丈量》。有些新丈量实际上稍晚，与张居正的丈量同时进行。张的丈量见下文。使用了标准亩，地方上新的实际数字可为原数的1.8倍至8.1倍，这要取决于土地的类别。稻田和旱田占总数的绝大部分，一般说最接近官方数字。
[79]西村元照：《明后期的土地丈量》。
[80]又见西村元照：《张居正的土地丈量》。
[81]一个早期的例子是1538年的常熟县（在江南区），见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第257页。
[82]其传见《明人传记辞典》，第53—61页。
[83]西村：《明后期的土地丈量》；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第4章；樊树志：《万历清丈》；赵冈和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