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69部分在线阅读

[36]关于此时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参见崔瑞德和格里姆：《1436—1464年，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见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09—337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有同样的困境相关，尚需进行全面的研究。
[37]关于此时中一日外交和商贸关系，参见田中长男（音）：《日本与海外国家的关系》，见约翰·惠特尼·霍尔和丰田编：《室町时代的日本》（伯克莱，洛杉矶，伦敦，1977年），第168—171页；河添彰二（音）：《日本与东亚》，广三山村（音）编，G.卡梅伦·赫斯特译：《中世纪日本》，第3卷；《剑桥日本史》（剑桥，伦敦，1990年），第423—446页。
[38]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76页。
[39]关于这一时期，参见牟复札：《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41—402页。另见威拉德·J.彼得森：《方以智和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纽约、伦敦，1979年），第70—71页；约翰·梅斯基尔译：《崔溥日记：渡海漂流记》（图森，1965年），第93—94页。
[40]正如以下讨论的，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欧洲白银产量有相当可观的增加。一部分增加的白银立即就被用于欧洲、中东、亚洲之间的国际贸易。因为实际上白银全部都被熔化和浇铸成锭银，有多少欧洲白银最终流入中国无法估计。不过，至少有一枚15世纪威尼斯人的银币（格罗索）在广州的一个年代考订为1480年代末或者1490年代初的坟墓里发现。参见约翰·U.内夫：《1450—1618年中欧银的生产》，载《政治经济杂志》第49辑，1941年8月第4期，第575—591页；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与威尼斯银币》，载《考古》1979年6月第6期，第532—537页；M.斯卡帕里：《中国发现的十五世纪威尼斯银币》，载《考古》1979年6月第6期，第538—541页。
[41]参见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243页。参见全汉昇：《明清时代云南银课与银产额》，载《新亚学报》1976年3月第11期，第65—66页：表8-3。
[42]关于这一人口增长，参见本书马丁·海德拉写的章节。
[43]内夫：《中欧银的生产》，第575—591页。
[44]哈里·A.米斯基明：《1460—1600年欧洲文艺复兴晚期的经济》（剑桥，1977年），第32页。
[45]卡斯韦尔：《中国、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青花瓷》，第31页。另见彼得·斯珀福特：《欧洲中世纪的货币及其使用》（剑桥，1988年），第367页。关于此时欧洲和中东可供使用的白银的增加，哈里·萨希里奥鲁曾写到：“在现代初期的开端，欧洲经济发展的提高，刺激新的大银币的铸造。奥斯曼帝国随即在1470年把重达10.14克的大银币引入了流通……”参见萨希利奥格鲁：《奥斯曼货币史上的国际货币作用和金属流动》，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271页。关于此时从欧洲出口到埃及的白银，参见弗雷德里克·C.莱恩：《威尼斯和历史》（巴尔的摩，1966年），第299页。
[46]彼得·巴克韦尔：《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矿业》，莱斯利·巴塞尔编：《拉丁美洲殖民地》，载《剑桥拉丁美洲史》（剑桥，1984年），第2卷，第108—149页。彼得·巴克韦尔：《红山的矿工：1545—1650年波多西的印第安人劳工》（阿尔伯克基，1984年），第13—26页。有关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波多西经济状况的有价值的概要，参见约翰·林奇：《1598—1700年的西班牙与美洲》，载《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第2版（牛津，1981年），第231—244页。
[47]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较为丰富。中文著作参见全汉昇在其《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4年，第1卷，第417—473页）中的三篇优秀研究论文。全教授在其英文论文《晚明至清中期中国与西属美洲的丝绸贸易》中归纳了他的发现，见劳伦斯·G.汤普森：《亚洲研究：贺陈受颐教授75岁寿辰文集》（旧金山，1975年），第99—117页。有关最近更多的英文论著的研讨，参见克罗斯：《南美洲块银生产和出口》，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412—413页；约翰·J.德派斯克：《1590—1800年新大陆的白银，卡斯提与菲律宾》，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425—445页；尤金·莱昂：《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载《国家地理》，第178卷，1990年9月第3号，第3—37页；威廉·M.马瑟斯：《受孕圣母》，载《国家地理》，第178卷，1990年9月第3号，第38—53页。
[48]除本书威尔斯写的章节外，另见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香港，1963年）；陈纶绪：《16世纪晚期到1603年的中国与菲律宾关系》，载《菲律宾研究》，1978年第24期，第51—82页；王赓武：《没有帝国的商人》，见特蕾西编：《商业帝国的兴起》，第400—421页。陈教授的著作以英文出版，并作了一些修改，标题为《16世纪菲律宾的中国人社区》（东京，1968年）。最近有关马尼拉的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著作，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1987年），第188—192页；另见他的《16—17世纪福建私人海上贸易》，E.B.费米尔编：《福建省在17—18世纪的发展与衰落》（莱顿，1990年），第163—215页；张彬村：《晚明福建的海上贸易与地方经济》，E.B.费米尔编：《福建省在17—18世纪的发展与衰落》（莱顿，1990年），第63—81页。
[49]当时和之后的大量瓷器还能够在现在新大陆的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筑的陈列中发现。参见莱昂：《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第31页；马奇：《北美的中国出口瓷器》，第35—84页。
[50]关于马尼拉大帆船的重要材料可见威廉·L.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纽约，1939年）；C.R.博克瑟：《1530—1730年从西属美洲流到远东的白银的启示》，载《菲律宾研究》，1970年第18卷，第457—468页；O.H.K.斯帕特：《西班牙红颜料》（伦敦，1979年），第176—291页；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挥霍者与窖藏者：1550—1750年西属美洲白银在世界的分配》（新加坡，1989年），第23—25页。
[51]虽然还不知道这些银条的重量，但在1985年发现的17世纪西班牙沉船“纽斯特拉·塞诺拉·德·阿托恰”号护卫帆船上的银条每条重70磅。参见罗杰·C.史密斯：《西属美因河的宝船：伊比利亚—美洲的海上帝国》，见乔治·C.巴斯：《美洲的船队及海难》（伦敦，1988年），第94页。
[52]当时德雷克得到的瓷碗中的一个可能现在收藏在纽约都市博物馆。见杰维斯·杰克逊—斯托普斯编：《英国的珍宝馆：500年的私人资助和艺术收藏》（华盛顿，1985年），第209页。
[53]威廉·L.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305—308页。按照全汉昇、李龙华编汇的数据，在这时，明代中央政府每年白银收入总数大约为14万公斤。参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第136—139页。
[54]这些统计已经被皮埃尔·乔努发现，见他的著作：《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巴黎，1960年）；德帕斯克：《新大陆的白银，卡斯提与菲律宾》；另见沃德·巴雷特：《1450—1800年世界块银的流动》，见特蕾西编《商业帝国的兴起》，第248—250页。
[55]例如，参见《皇室检查官给皇帝的信》，见E.H.布赖尔、J.A.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03—1909年），第11卷，第86—119页；伍德罗·博拉：《早期墨西哥与秘鲁的殖民地贸易》（伯克利，洛杉矶，1954年），第120、124—125页。
[56]《教会市政厅给菲利浦四世的信》，见E.H.布赖尔、J.A.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4卷，第254—255页。
[57]全汉昇：《明清期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卷，第444页。约翰·林奇引用与全汉昇相同的资料，同意这个数据是可能的。参见林奇：《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第244—246页。
[58]博拉：《早期墨西哥与秘鲁的殖民地贸易》，第123页。另见德帕斯克：《新大陆的白银，卡斯提与菲律宾》，第436页；C.R.博克瑟：《西属美洲流到远东的白银的启示》，第457—468页。在17世纪30年代，一个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写道：“中国国王能够用从秘鲁运到中国的银条来建造白银宫殿……这些白银（在阿卡普尔科）没有登记。”这个官员继续说道：“中国王国里商品如此充裕，（中国人）在商业中如此精明，如此热衷于追求利润，以致他们知道英国人、荷兰人需要多少商品，在日本总的可以卖出多少。而且，他们是如此的精确，一个裁缝只要看一眼一个人的体形后，就可确定做衣服需要多少布料。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他们知道每年仅有两艘船航海（从菲律宾到新西班牙），在马尼拉的中国人居住区，他们通常存有装载这些船舶的必要数量的货物。”参见唐　·赫罗尼墨·德　·巴纽洛斯　·卡里洛：《菲律宾群岛的关系》，见E.H.布赖尔、J.A.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71、79页。应予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西班牙船通常是当时在世界各地服务的船中最大的船。
[59]关于失落的金银运输船，见史密斯：《西属美因河的宝船》，第85—106页。有趣的是很多这样的船除了主要的货物白银外还装载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其中包括一艘1641年在西班牙北部海面沉没的转用为商船的“拉·康塞普肯”号帆船。这些中国货很有可能是装载在中国船上从中国运送到马尼拉，再用“阿卡普尔科大帆船”从马尼拉运到科，最后再用骡车由阿卡普尔科运到墨西哥东海岸的韦拉克鲁斯。众所周知，“拉·康塞普肯”号阿卡普尔1641年6月从韦拉克鲁斯驶向西班牙，在哈瓦那停泊后，于当年10月份触礁沉没。1991年8月，圣多明哥的拉斯·卡萨斯·里阿斯博物馆（Museo
de
las
Casas
Reales）展出了在该船上发现的明朝瓷器以及一条金手链，博物馆管理员认为，那条手链做工很精细，肯定出自中国工匠之手。
[60]这一时期中欧的白银也被船运送到里斯本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布劳代尔描述说，到1508年，欧洲的“白银（通过安特卫普）为了葡萄牙人的巡回贸易的利益而消耗殆尽”。我们在这里说到的巡回贸易就是葡萄牙新开发的与亚洲的贸易。见布劳代尔：《世界的透视》，第148—150页。
[61]C.R.博克瑟：《16、17世纪作为宗教、商业港口的澳门》，见《亚洲学报》1974年第26号，第70页。这一时期从中国流出的黄金，见全汉昇《明中叶后中国的黄金输出贸易》，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3，第2部分，1982年，第213—225页。
[62]阿雷兹：《葡萄牙和陶瓷》，第18页；琼·麦克卢尔·马奇：《中国风格的西班牙青花瓷》，见约翰·卡斯韦尔编：《青花瓷器：中国陶瓷和它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芝加哥，1985年），第43—44页。
[63]阿雷兹：《葡萄牙和陶瓷》，第16—17页。
[64]C.R.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里斯本，1959年），第62—64页；C.R.博克瑟：《远东的费达尔戈人》（海牙，1948年），第6页；杰弗里·帕克：《欧洲现代金融的萌发》，见卡洛·西波拉编：《丰塔纳欧洲经济史：16—17世纪》（格拉斯哥，1974年），第528页。明代晚期葡萄牙人在澳门的作用，见本书约翰·E.小威尔斯写的章节。
[65]C.R.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第62—64页。
[66]克里斯托夫·格拉门：《荷兰与亚洲的贸易：1620—1740年》（海牙，1958年），第112—113页；阿雷兹：《葡萄牙和陶瓷》，第18页。
[67]从亚洲返回葡萄牙的船只经常在巴西停靠补充给养。
[68]阿雷兹：《葡萄牙和陶瓷》，第16页。17世纪，在法国的葡萄牙商人也在巴黎郊外的圣日耳曼市场上出售陶瓷。诗人保罗·斯卡隆用诗这样称赞道：带我去葡萄牙人那儿，在那儿能看见新花样，从中国来的稀奇货。在那儿能看见灰色的琥珀，亮漆漆过的漂亮玩艺儿，还有精美的瓷器，都来自这个庄严的国度，来自这个伊甸园。（引自陈纶绪：《明朝的兴亡》，第106页）
[69]马奇：《中国风格的西班牙青花瓷》，第43页。葡萄牙人对中国产品的热情以及对获取中国产品的欲望也强烈地感染了欧洲的其他人。1562年葡萄牙大主教惊讶地发现罗马教皇的餐桌上使用金银器皿，但他很快就称赞起瓷器来：“（它是）这么的精致，这么的半透明，就像玻璃或雪花石膏一样。有时它用蓝色装饰，就像是雪花石和青玉的混合……如此美丽的器皿，着实令人倾倒……”这给教皇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如同全西欧的宗教、政治领袖们一样，他也为自己订购了中国瓷器。在17世纪早期，法国、英国的皇室均拥有成套的由葡萄牙在澳门的代理商直接购买的瓷器。见邓肯·麦金托什：《中国的青花瓷》，第2版（伦敦，1986年），第132—134页；C.L.范·德尔·皮基尔—凯特尔编：《维特—里乌号装载的陶瓷制品（1613）》（阿姆斯特丹，1982年），第28页。
[70]关于这一点，见F.S.盖斯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欧洲出口至亚洲的贵金属：1602—1795》，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447—467页；另见亚瑟·阿特曼：《1500—1800年世界金银块贸易中的荷兰企业》（哥特堡，1983年）。
[71]M.A.P.迈林克—罗洛夫斯：《1500年至约1630年期间亚洲贸易及欧洲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海牙，1961年），第246页。明代晚期在印尼的中荷贸易情况另见利昂纳德·布鲁塞：《奇怪的伙伴》（荷兰，多德雷赫特，1986年），以及此卷中约翰·E小威尔斯写的章节。
[72]麦金托什：《中国的青花瓷》，第135页；科林·希夫、理查德·基尔伯恩：《哈彻号的瓷器货船》（牛津，1988年），第21页。在弗吉尼亚詹姆斯镇附近的英国边境居民点发掘出的两只万历年间的青花瓷杯子可能来自葡萄牙商人。这个居住点只在1618—1635年之间被占领过，这表明中国瓷器是以怎样的速度沿着新的国际贸易路线扩展的。见马奇：《北美的中国出口瓷器》，第88—89页。
[73]C.R.博克瑟摘自1614年荷兰的一份出版物。见他的《荷兰海上帝国，1600—1800》（伦敦，1988年），第195页。
[74]格拉门：《荷兰与亚洲贸易》，第8—10页。
[75]关于日本16世纪晚期金银矿开采的情况，日本编年史家有弘志材（1527—1610年后）写道：“自从丰臣秀吉摄政（1582年）以来，白银从日本的山区和平原源源不断地涌出……从前，很少有人见过金子，但现在，任何一个人，甚至庄稼汉、乡巴佬，不论他是多么低贱，都掌握着丰富金银。”引自乔治·埃利森：《十字架与剑：桃山时代历史范式》，见乔治·埃里森、巴德威尔·L.史密斯编：《军阀、艺术家与平民：16世纪的日本》（檀香山，1981年），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