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60部分在线阅读

1517年8月，弗瑙·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率领8艘船只，护送作为葡萄牙国王使者的托米·皮雷斯（Tome
Pires）到达广州河口，葡萄牙人的行动范围随之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佩雷斯·德·安德拉德1515年从里斯本被派遣出发，会同已在印度的佛罗伦萨商人乔万尼·达·恩波利专程访问中国。乔万尼曾写了一份精彩的关于中国贸易前景的概要。挑选皮雷斯作为使者是大胆破格之举：在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作为担任要职的先决条件的社会中，他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药剂师，新近得以负责调查和搜集亚洲的药物以呈送给国王曼纽尔；他是他那个时代欧洲最优秀的亚洲情报搜集者。他的《东方概要》是所有语言中有关葡萄牙侵入之初亚洲海上贸易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他到中国的计划因在过满剌加海峡时损失了6艘船只而推迟，后又因讨论转向孟加拉而耽误。后来在1516年，拉斐尔·佩雷斯特勒罗将一份热情洋溢的关于中国贸易的报告带到满剌加，又推动了他实施到中国的计划。
1517年8月，佩雷斯·德·安德拉德与充当（商业机构）代理人和经常作为与中国交涉的中间人的恩波利竭尽一切努力与中国当局建立友好关系。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首次暴露出若干导致纠纷的根源，这些根源长期存在于前现代中国与欧洲关系之中。欧洲人在外交交涉中的急躁傲慢与中国官场的拖沓延误和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单方面自行其是相碰撞。欧洲人还被证明有一种不幸的倾向，即拒绝中国对其决定作出的解释，并将这种解释看成是中国官员贪污腐败和自私自利的结果。[6]在珠江口附近的南头与明朝海军指挥官的第一次交涉中，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在长达一个多月内力求获得允许，让他的船队逆河上行至广州。他威胁说即便得不到书面允许，他也要去；明朝那个海军指挥官退却了，让这个令人头痛的客人去见广州当局，并派了一名领航员协助他。葡萄牙人未经书面允许到达广州城外，鸣放礼炮致意，引起了更大的惊恐和愤怒。葡萄牙解释说，中国商人到达满剌加时也是这样做的，并宣称他们攻占了满剌加，对反对中国商人的地方独裁统治者进行了报复。中国政府明确禁止中国人进行海外贸易，而且被推翻的满剌加国王本是明王朝忠实的朝贡者，因此，葡萄牙人的解释更加深了明朝官员的忧虑。船队受到严密的监视，葡萄牙人不准上岸，也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们。在高级地方官员到达广州并与这些外国人交涉后，他们被极其隆重地迎接上岸，托米·皮雷斯及陪同这位使者的七名葡萄牙人（可能还有一些奴隶）被提供了住宿，货物被一批批搬上岸，交易安排得有条不紊，给葡萄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还派了一艘船去考察福建的贸易前景。贸易前景是极其美妙的，但是前往福建航行的报告送到朝廷，惹起了中国人对于间谍的疑惧。佩雷斯·德·安德拉德错过了1517—1518年的北季节风，滞留到1518年9月北季风即将来临之时，他在屯门发了一个布告，宣布任何受到葡萄牙人损害或者任何被葡萄牙人欠了钱的人，都可来找他索取补偿（如一位葡萄牙编年史作者告诉我们的）。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因此树立了一个好形象。
1519年8月，弗瑙·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率领三艘帆船从满剌加来到此地，他很快就毁坏了弗瑙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和解。他在所有外国人聚集的贸易中心屯门岛修建了一个小城堡，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个葡萄牙人，阻止其他外国人（据推测为暹罗人和其他东南亚人）在他之前进行贸易。他和他手下的人打伤了力图坚持明王朝对该岛行使主权的明朝官员。他们收买中国儿童，若干年后西印度迪乌的葡萄牙当局发现了其中一些人，他们都是良家子女。[7]明代中国并非完全不知道买卖儿童的情况，但是，葡萄牙人对于儿童新的大量的需求可能加剧了绑架良家子女的行动，并使得葡萄牙人如何收买儿童并将他们煮食的传说“掠小儿为食”很快传播开来。西蒙和他的人留下过冬，于1520年9月离开。没有有关当地制止和惩罚他们的这种暴虐行为的记载，但是在他离开时有关的报告肯定通过各种渠道正在送往北京的途中。报告在北京所产生的影响再加上其他因素，使皮雷斯使团在劫难逃，并使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在今后30年间倒退到非法的私人贸易边缘。
使团于1518年离开广州，但直到1520年1月才启程北上。葡萄牙方面的史料告诉我们，在这期间，围绕着皮雷斯使团，广州和北京间曾三度交换信函。正与清王朝的皇帝和大臣们乐意接待新的朝贡者以便证明王朝威名远播相反，明王朝的许多政治家认为不应当接待来自没有列入该王朝第一朝代的朝贡国名录上的统治者的使者。[8]由于太监们在开发商业方面的利益和皇帝着迷于所有奇异的外国人，在正德朝最后几年中，这种观点尚未流行。1520年5月，使团到达南京，皇帝正住在那里，但很快被命令前往北京等待皇帝回京。葡萄牙的史料告诉我们，使团成员在北京等待期间，他们必须在阴历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匍匐于紫禁城的一道城墙前。笔者尚不知道哪种中国史料中有这种礼仪的记载。[9]
1521年1月，他们听说皇帝到达通州，并处决了叛乱的宁王。他们还知道满剌加被驱逐的国王的使者已经到达，他是来禀报葡萄牙的征服，并请求中国支持他们将侵略者赶出去，将该城交还给合法的主人的。他们知道了两个监察御史，丘道隆和何鳌已上奏谴责葡萄牙人征服满剌加，强烈要求拒绝该使团。广州官员也上奏折报告说，葡萄牙人是难以对付的人，正提出要求恩准设立贸易站。他们被告知，在有关反对葡萄牙人的奏折送达首都后，译员被一个一个地传唤询问。至少有一人承认，因为葡萄牙人希望将信原封地呈交到皇帝手上，译员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葡萄牙国王的信，于是拼凑了一个适当的“朝贡奏本”文本。这些在中国文献中都没有提到。[10]
再没有召集葡萄牙人去举行每月两次在宫殿外进行的仪式，在皇帝1521年4月19日逝世之前也没有对拒绝使团作出决定。显然，为皇帝举哀必须暂停所有礼仪及对外国人事务的处理。实际上，在政治风向转变之时，随着大臣杨廷和暂时占据上风，太监势力遭到普遍反对，拒绝使团和禁止与葡萄牙发生关系的决定在皇帝去世前就已是不可避免的定论了。皇帝死后的第二天，使团被立即逐出北京，9月到达广州。
1521年4月或5月，大约5艘葡萄牙帆船到达屯门并开始贸易。当皇帝逝世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外国人被命令立即离开这个国家。葡萄牙人拒绝离开，因为他们尚未收集到全部货物。中国调集强劲的战船攻击葡萄牙人及带有葡萄牙人的来自暹罗、帕塔尼的帆船，一艘船沉没，许多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有的被杀死，有的被俘虏。6月，至少两艘葡萄牙帆船赶来，中国人再度进攻，但被击退。随后平静了一段时间，9月3日葡萄牙船只好不容易打退中国人的又一次进攻而撤出。托米·皮雷斯使团1521年9月21日回到广州之时，这些海战加强了明朝当局逐出葡萄牙人的决心。中国人将使团与在海战中俘获的战俘分隔开。当局盘点登录使团的礼物及从捕获的船只上搬下的货物，葡萄牙人感到这是不诚实的行为。[11]
这一事件的结尾是马丁·阿方索·德·梅罗·科廷霍率领3艘船于1522年8月到达屯门，他奉国王之命与中国缔结和平，并带了足够的人员来守卫他打算在取得中国同意后修建的堡垒。船队的指挥官完全不知道关系已经破裂，在一次出乎意料的中国发起的攻击中，损失了两艘船。幸存者乘上第三艘船，在中国水面只呆了14天就撤走了。海战中的俘虏遭受苛刻的对待，被套上枷锁，1523年秋大审后被处决。托米·皮雷斯被迫写信给葡萄牙国王、葡萄牙驻印度的总督和满剌加长官，转达中国皇帝关于将满剌加交还给合法君主的命令。他及他的人被扣为人质，只有在明朝当局得到报告说葡萄牙已将满剌加归还给合法统治者时才予释放。皮雷斯死于1524年。他的使团中的两个人在1534—1536年还活着，并写信到满剌加、果阿，满篇都是有关广州的有用的情报及征服广州的疯狂计划。[12]
1528年以前，明朝当局每年都调集船队防备葡萄牙人返回。所有的外国人被禁止参与正德朝时在广东繁荣起来的官方征税的非朝贡贸易，东南亚贸易转移到福建漳州的非法贸易中心，这样就严重损害了广东的财政和商业。即便在1530年广东重开征税的非朝贡贸易，葡萄牙人也被完全排除在外。
这些事件在广州地区引起了极大关切，造成了对于葡萄牙人的恐慌和轻蔑的情绪，这种情绪一直存在于澳门繁荣的整个过程中。从现存的中国文献来看，葡萄牙人在朝廷和高级官员名流中，留下了零零碎碎的模棱两可的印象。他们的火炮及舰船备受赞扬；在广州河口建造了一艘葡萄牙式的舰船；一个叫汪鋐的官员因推动仿制葡萄牙式火炮，并将它使用到长城要塞那样遥远的地方而出名。在这个时期的记载中，葡萄牙人被称为“佛郎机”，这一名称来自印度与东南亚的“ferengi”，用来指所有拉丁族基督教徒，归根到底它是从十字军的“法兰克人”派生出来的。而“机”（chi）这个汉语词又有“机械”的意思，于是就用同样的词来表示火炮。这样就很快产生了混淆，难以肯定佛郎机到底是指火炮，还是指人。在《明史》佛郎机的记载及一些有关史料中，一个叫火者亚三的外国食客，以葡萄牙使者或其译员的身份出现在皇帝左右的腐败随员之中。这也许是把来自哈密或吐鲁番的某个人弄混了，但也可能是反映了与中国的满剌加语译员有关的某种阴谋，这个译员很可能就是招认了伪造“朝贡奏表”的那个变节者。[13]
从宁波到澳门，1530—1572年
16世纪20年代的失败将葡萄牙人抛回到东南亚与中国贸易的边缘，于是他们只好以个人的身份搭乘东南亚船只旅行，后来也派自己的船只到满剌加人、暹罗人及其他人进行交易的港口。16世纪30年代偶尔也提到王室或总督特许航海到中国的证件，1542年首次到达日本的葡萄牙船是在前往“宁波”（Liampo）的航行中被大风吹到那里的。“宁波”，大概就是浙江沿海舟山群岛的年连岛上的双屿贸易中心。16世纪40年代，这个地区成为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繁荣的非法或半合法贸易的中心。葡萄牙人还参与了以福建漳州（即欧洲文献中的“Chincheo”）河口的月港及附近的岛屿浯屿为中心的非法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非法贸易是正德朝期间广东沿海岛屿的与合法性沾边的贸易的复活，它同样也能确保使危险的外国人远离主要城市。但是由于这些中心未经合法授权，也没有官方的参与，因此比起前一时期的贸易中心更倾向于暴力，更易招致政府的敌意。
对于这些贸易中心的兴衰来说，葡萄牙人并不是一个十分独立的因素，因为他们只是附带地参与到中国与日本交往的进程之中。[14]对于非法贸易和有时伴之而来的海盗活动的报告，最终导致了明朝任命朱纨为享有广泛权力的特别高级协调官员，以粉碎浙江和福建沿海的走私和非法活动（据《明史·朱纨传》，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任命朱纨为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译者注）。1547年11月，朱纨对漳州地区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改进防务和控制沿海中国人活动的措施。[15]1548年4月，他在杭州处理由策彦周良带领的日本使团的不正当行为，并调集军队对双屿发动全面进攻。从那一年的4月到6月，双屿被占领并遭到破坏。中国的文献只报道了有几百人伤亡，没有任何葡萄牙人伤亡的可靠记录。很明显，许多中国人和外国船只及商人已设法离开了。这次进攻恰好在南季风开始之时发动，这正是到日本去的贸易船离开的季节，因此对于双屿的外籍人来说是个很适宜的时间。由于对他们的基地岛屿的攻击已作好充分准备，非法贸易者收拢其出口货船，将船只和人员撤到安全的地方，并没有多大的困难。
1547年，朱纨就已在福建下令采取措施以切断非法贸易。1548年夏他返回福建，此时，反对他的政策的呼声高涨起来，8月他的权限被削减了，但他不为所动。那年夏天在福建海岸贸易的葡萄牙人起初发现他们沿海贸易几乎完全被切断，但后来他们贿赂了某些海岸军官，得到了出口货物。原曾任高级官员的林希元，此时已深深地卷入海上贸易，显然是他怂恿这种贸易，并玩弄各种花招推延执行朱纨严厉的命令。他辩护说，葡萄牙人在过去五年中一直和平地进行贸易，甚至支持官方攻打海盗。[16]1549年早期，大概是从日本来的葡萄牙商人发现不可能进行贸易，就将货物留下交给中国代理人。2月或3月间，一艘或两艘帆船被诱骗登岸，在福建和广东边界附近位于诏安的走马溪遭到攻击。数百人当场被杀，或战后不久死去。96名俘虏被带到泉州，在那里朱纨命令将其中的中国人处死，四名葡萄牙人被当作满剌加的国王或王公。朱纨自行处决，特别是处决那些不在战场上的人，正是要把他搞下台的他的政敌所需要的。他被撤职下狱，自杀而亡。所谓“满剌加显贵”的谎言被揭穿了，给葡萄牙人留下了中国审判彻底和公正的印象。葡萄牙人被流放到中国各地若干年，其中一些人最后加入到在广东沿海进行贸易的葡萄牙人中。[17]
朱纨倒台之后，江南、浙江、福建海岸若干年间动乱不已，不断打击海盗。葡萄牙为了寻求和平贸易，再次转向广东沿海。中国沿海每一个地方，旧有的限制尽行弛废，军人们有时与地方上层勾结，权势炙手可热。正是在这一变化了的局势下，葡萄牙人得以部分地弥合16世纪20年代遗留下来的与中国的第一次破裂，并搞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极其有用而持久的葡萄牙和中国的利益调和点——澳门。一些早期的史料说，官方是在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18]到17世纪20年代，澳门的葡萄牙人精心编织了一个故事，说葡萄牙人在1557年消灭了曾占据澳门的一伙武力强大的海盗，结果，皇帝将澳门主权转让给他们，并赐给“金牒”予以确认，“金牒”保存在澳门城市大厅中。然而，澳门当局多次承认，中国仍保留澳门的最高主权。可以看出，包含在这些澳门建立的神话之中的某些因素也许反映了1564—1565年间发生的一些有充分文件依据的事件。认为葡萄牙人的那种愚蠢接纳是在1557年以前，这同样有可靠的文件为依据。
葡萄牙在广东沿海的私人贸易也许在1548年和1549年在浙江和福建的失败之后不久就开始了。首次主动推动贸易向更加正规化方向发展的事件是1552年果阿总督在圣·弗朗西斯·沙勿略的提议下派遣迭戈·佩雷拉为使者出访中国。满剌加的葡萄牙总督可能是由于担心佩雷拉会搅乱满剌加商人在葡萄牙与日本、中国贸易中的支配地位，所以不允许他由此前行。伴同佩雷拉出使的沙勿略希望能就出使之事进入中国，他仍继续前进而未能进入，几个月后，死于广东海岸之外的上川岛。
一名叫列奥内尔·德·索萨的葡萄牙私商取得了更成功的主动行动，他也于1552年到达广东海岸。他本人的信件是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主要的信息来源，也是中国与葡萄牙关系史的重要文件。[19]索萨的成功在于他本人认识到要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特别是在葡萄牙人过去所造下的残暴好斗的坏名声的情况下，更需要与中国的利益和权力相调适，这种见识是与其毫不沾染亚洲的第一代葡萄牙人的那种愚蠢的好战性而专注于贸易相一致的。他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同样不沾染中国原有成见的中国同事，这个中国人正准备制定一项地方性的协调方案。此人为“海道”，即海上防务巡察副长官汪柏（汪柏于嘉靖三十二年任按察司副使，分巡海道。——译者注）。据中国史料，他收受葡萄牙人的贿赂，允许他们将货物搬上岸“晾干”，并同意他们纳税后到广州贸易。1552年，索萨听说中国人允许所有外国人缴纳关税后进行贸易，“佛郎机除外，这些人心地丑恶卑鄙……被他们看作海盗”[20]。他敦促在这个地区进行贸易的其他葡萄牙人要维持该地的和平，如果得到允许进行贸易，就一定要纳税，要努力“改变他们的名声”，以便不再被当作可恶的佛郎机。他告诉汪柏，他们只能缴纳10％的税；汪柏说，帝国的税率是20％，但他会协调，收税之时只按他们的货物一半征税。许多葡萄牙人赶到广州，贸易毫无困难，对收税官吏隐瞒了大量货物，以致只有大约三分之一货物付了税。汪柏在葡萄牙船上受到隆重的接待，心满意足。他授权索萨管辖所有来这个地区贸易的葡萄牙的和东南亚的16艘船只上的人们。所有这一切，索萨都是在富商西蒙·德·阿尔梅达的协助下完成的。阿尔梅达通过向汪柏及其随从赠送礼物，使事情办得极其顺利快便。也许就是在这时，双方约定每年须送给海道副使500两银；据澳门地方传说，直到1571年或1572年前，这些银两一直是私下交给“海道”个人的。而在那一年交付银两时，有其他官员在场，一个特使急中生智，称银两是为在澳门居住而缴纳给帝国国库的“土地租金”，使自己摆脱嫌疑。[21]西蒙·德·阿尔梅达离开之时，汪柏提议葡萄牙派遣使者来华以便确定葡萄牙的正式地位。1554年秋索萨起航到满剌加之时，葡萄牙人在广东海岸立足的基础，在未经奏请北京朝廷的情况下，或者在除了对外国贸易征税之外不提其他政策方面的要求的情况下，就已稳固地奠定了。
1552年至1557年间，葡萄牙人活动的中心逐渐从圣·弗朗西斯·沙勿略1552年创办的葡萄牙人贸易中心上川向东转移到更临近海岸的“浪白澳”（Lampacao），后又移至澳门，耶稣会会士贝切尔·努内斯提供了有关这一时期的最好的描述，1555—1556年他在去日本途中在浪白澳过冬。[22]那年冬季那里有300—400名葡萄牙人，他们住在粗糙的茅草屋中，目无法纪，以致这位耶稣会会士使他们能够做到的就只是不要彼此残杀。贝切尔神父也许是随同在那里贸易的葡萄牙商人一道前往广州的，他设法游说释放数年前在福建被俘虏而关押起来的一个葡萄牙人，但徒劳无益。
据估计，到1562年澳门有800—900名葡萄牙人。他们有两座简朴的教堂和一些比浪白澳的茅草棚更舒适、更牢实的房屋。圣·弗朗西斯·沙勿略曾写信给果阿总督，抱怨迭戈·佩雷拉的出使在满剌加受阻，敦促使节成行；他的要求最终得以实现，1563年佩雷拉到达澳门。广州官方的最初反应是，提议佩雷拉作为朝贡使节予以接待。所送的礼物都被仔细地检查，一个来到澳门查验礼物的高级官员受到盛大显赫的招待，看起来十分喜悦。这个官员提出还须新增加一些从果阿运送来的礼物，其中包括两头大象。耶稣会会士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个提议，致信果阿敦请顺从这位官员的要求。然而，什么东西都没有从果阿送来，在“多次拖延”后，最终中国当局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葡萄牙人是否带来交给早先那位使者的文件？（这可能是指要葡萄牙人放弃满剌加的命令）他们为什么要攻占满剌加？由于大概在1565年某个时候提出这些问题，这清楚地表明使团将不会受到接待。澳门还将继续在朝贡体制的规则和惯例之外发展。[23]
澳门与长崎，1572—1640年
1572年至1590年间，无论是在广东官方，或是葡萄牙人的小居住地内都形成了某种管理制度的框架，使澳门在中国官方的眼光中是可以控制和容忍的。这种变化在中国文献中记述得极为肤浅，而葡萄牙文献又大部分是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但是体制的总体模式似乎是相当清楚的，其实际动作的功效还可以从以后年代记录得相当完整的事例中看出来。我们几乎没有能将这种变化与中国的政治背景相联系起来的证据，但注意到这样一点是有益的，即这些发展的开端正值张居正努力推行财政改革、恢复中央控制的年代，而其持续的时间又是在虽然中国政府中央管理的活力急剧下降，但有许多例证说明省级政府仍保有权能和进行改革的活力之际。与福建官方在1600年以后与马尼拉、荷兰、海澄的中国商人发生冲突正相反，没有证据表明太监矿税使的活动对于澳门与广东的关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困难。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1571年或1572年一种成为惯例的贿赂变成了指派的数额确定的土地租金。当局1573年采取了具有决定性的下一步行动。那一年它在澳门所在的半岛的隘口筑起了城墙和城门，即“城门”（Circle
Gate，又称为Porta
do
Cerco），禁止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外出。[24]城墙的澳门一侧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农地，因此，澳门从一开始并永远将置于依赖于外界供给食物的境地，而中国官员则可在任何时候切断供应。
在下一个10年一些使澳门地位正式化的措施进一步施行。在很早以前，葡萄牙人就已经在广州贸易，随着其贸易的增长，很可能他们在这里的“集市”上每年进行两次贸易的新章程被制定出来。[25]1582年，耶稣会士阿农索·桑切斯从马尼拉来到此地，宣布西班牙的菲力浦二世继任葡萄牙王位，这是一个很不受澳门的葡萄牙人欢迎的消息，但也没有对他们控制的地方局势产生多大实际影响。然而，两广总督陈瑞产生了怀疑，将澳门的代表传召至其督府所在地肇庆。据我们的史料说，起初，澳门代表遭到严厉指责，指斥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却按照外国的法律来管理他们自己；但随后，解释和礼物起了作用。[26]也许就是在这次对抗之后，广东当局认可了澳门的代理人为“外国人总管”（夷目）。[27]可以理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葡萄牙居民感到有必要尽可能地使其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正规化，并按照他们认为适宜的方式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把来自果阿的以及遥远而格格不入的马德里的主子的干预缩小到最低限度。1583年，一次由主教主持的居民集会通过向果阿当局和马德里提出请愿，要求授予地方政府的正式特许状。[28]
1586年果阿总督颁发特许状，授给澳门葡萄牙埃武拉市的所有特权，1595年葡萄牙国王批准了该项特许。[29]
自治政府就这样建立起来，它有一套精心安排的间接选举的惯例程序，以组成著名的皇家参议院（Leal
Senado）的三名市参议员、两名行政官和一位代理人。每三年，执行行政官或法官在与所有市民商议后挑选出三对选举人。每对选举人为每一个待选举的职位填写三个候选人姓名的名单。执行官员再将填好的名单按照三年分别组成三份名单，每一份名单均放入蜡丸加印密封，锁入柜中。除夕或元旦这一天，由一位小孩随意抽出一份名单，名单上所列的人即担任来年的官职。在亡故或缺席而出现空缺时，则即时选举填补。必要时，尤其是出现市的财政或与中国关系方面的危机时，原任行政官及富有者则被召集举行会议。[30]
这样，决定权几乎完全掌握在那些对于澳门的长期存在和繁荣有着既得利益的常驻商人寡头集团手中，他们知道如何与中国当局打交道；尽管将军和总司令们为葡萄牙的荣誉而对懦弱地屈服于中国官方愤慨不平，呐喊咆哮，但这些商人明白澳门完全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任何时候他们忘记这一点，中国官员们只要封闭城门几个星期，就足以使他们清醒。商人寡头集团还管理圣慈善会（Santa
Casa
de
Misericordia）——一个有势力的世俗兄弟会慈善机构，它关照贫病者，并将从遗赠的财产中抽出资本向澳门的海上贸易投资。这个城市组织盛大热烈的宗教游行，赞助许多教堂、修道院和传教士，显示了它对天主教的虔诚。最有势力的宗教机构属于耶稣会，它是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的宝贵财富，并且控制着如此之多的资产，以致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投资者。
1590年至1610年期间是澳门成为联系欧洲日益发展的国际海上丝绸之路与后期明代中国过热的社会经济的枢纽，在向日本输出生丝和丝织品换回白银的交易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其繁荣臻于极盛。[31]尽管从这种贸易中获利，但澳门仍令广东的人们深深不安。任何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都会发现街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不同肤色的异国人：·欧洲葡萄牙人、印度洋周围各地的奴仆和欧洲人与北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异国情调的建筑，宗教游行队伍，教堂的钟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不是在中国。街道上，在夜间，有时甚至在光天化日也是不安全的。天主教皈依者在广东其他许多地方的出现惹起了人们的敌视，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于澳门的态度。逃离葡萄牙主人而进入广东的非洲奴隶是招惹敌对情绪的又一根源。1580年前后，利玛窦就已经发觉，如果他想要得到广东上流社会的欢迎，就须小心翼翼地不要与澳门有牵连。[32]大约在1600年，一位广东上流社会的匿名人士的话被引证，他说澳门再也不是广东的一个部分了。[33]
16世纪90年代，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入侵转移了朝廷对南方沿海的注意，但加深了对日本是危险的敌人的认识。此后，日本与东南亚贸易的扩展及其对台湾的试探，1609年萨摩对琉球的征服，再次将朝廷的注意力吸引到日本可能对南部沿海地区的威胁上来。与此同时，1600年前后，以朝廷为中心的派别斗争在太监矿税使与那些已失去权力的官员们的地方斗争中引起巨大反响，后者卷入家乡政治并常常与商人有着联系。有关日本威胁意识的复活增加了澳门的诱惑力，即可以将它用作一个获取日本白银的中立渠道，既可不让日本人登上中国沿海地区；又不用担心中国商人与日本人串通。但是，这种诱惑力很容易被任何有关葡萄牙人容许日本人进入澳门的暗示所抵消。
这些年代中，就对澳门的政策而言，关键性的人物是1597年至1610年间担任两广总督的戴耀。《明史》指斥他及其下属官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养成其患”[34]。戴是福建漳州长泰县人，他与那些比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时间更长的福建商人的关系很可能影响了他的态度。他因减轻税收及劳役而受到赞誉；在1606年，他甚至缩减了澳门贸易的税收定额。[35]值得注意的是，1600年，澳门所在的香山县令设法避免了税收专使太监李凤进驻香山的企图，他争辩说：“夷人禀性难测，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攻击朝廷旨令的传送人，朝廷威德如何（避免遭受触犯）呢？”[36]
在戴耀当权的岁月中，发生的事件和谣传不断加剧了中国人对澳门的反对态度，然而，对澳门的政策并未改变。1598年，马尼拉的西牙人谋图在广州河口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贸易点，他们在广州得到很好的接待，花费了7000里亚尔送礼，并被告之可以在一个他们称为埃尔皮瑙（El
Pinal，意为凤梨林）的地方立足，该地位于何处尚不可知。葡萄牙人不能说服广州当局同意他们排斥西班牙人，随即擅自行动，派遣火攻船发动攻击，但未获成功，在中国人减少对澳门的食物供给后中止了进攻。后来，他们在澳门的另一个地方攻击了一艘为风暴损坏的西班牙船。1599年，一艘大型船只从马尼拉来到埃尔皮瑙，据报道澳门人与他们进行了贸易。然而，贸易季节结束后，西班牙人没有在埃尔皮瑙留下任何人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来。[37]
1601年，荷兰船只首次在中国水域出现，在澳门附近抛锚停泊，派出在沿海进行探测的一队人员被葡萄牙人抓捕，20名荷兰俘虏中有17人被处决。明朝当局也许从这一事件和埃尔皮瑙事件中认识到，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将与到达沿海的其他外国人发生冲突。他们作了类似的推断。中国人认为，在必要时，澳门是可以控制的，并且对于控制其他外国人来说也是有用的。在明代的记载中，荷兰人的探测有所记录，但埃尔皮瑙事件则没有任何线索。
更令中国人忧虑的是日本人对澳门渗透的迹象，及在这一时期中日本人、耶稣会士、葡萄牙人之间微妙的关系。由于担心荷兰人可能卷土重来，澳门加紧构筑新的防御工事，也令中国人惊恐不安。如果葡萄牙人能够更好地保卫自己，就更难以控制他们了。圣保罗大耶稣教堂就是在这些年代建筑起来的，许多工作是日本基督教工匠完成的，在中国人看来，它更像是一个城堡。更令他们惊慌的是，在澳门内港顶端的一个叫做伊哈维尔德（Ilha
Verde，即青州）的小岛上，一座围墙教堂拔地而起。葡萄牙人收到命令，撤除伊哈维尔德岛上的这座建筑，推倒了一些围墙。1606年，谣传葡萄牙图谋依靠日本和马尼拉的辅助及不少中国人的加入，发动对中国的入侵。广东附近地区的人民惶惶不安。据说，入侵者打算拥立耶稣会士拉扎罗·卡托尼奥神甫为皇帝。澳门发生了骚乱，在广州一名中国基督教徒被当作间谍拷打致死。1607年，荷兰船队到来，打算在离澳门不远的地方贸易，由于谣传船上有200名日本武士，中国人万般小心地对待到来的荷兰船队。当时，葡萄牙人将他们逐出。1608年，中国最忧虑的事情似乎成为真实。航行到越南贸易的日本水手和武士在归途中到达澳门，他们全副武装穿行于澳门的街头，最后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许多日本人被杀。[38]
葡萄牙人对待日本入侵者不得不谨慎小心，因为这些日本入侵者与势力强大的长崎官员有密切的关系，而后者是葡萄牙人在日本贸易时所要依赖的。1608年事件直接导致了1609—1610年长崎的一系列冲突，结果，大型舰船马德里·德·迪乌斯号被炸毁，而在澳门骚动没有再继续下去。1606年，一位到京城会试的广东举人提议将“各种外国人”从澳门驱逐到浪白澳，这个建议被拒绝。[39]1610年张鸣冈取代戴耀继任两广总督，争议再度兴起。一些人倡议将葡萄牙人全部逐出。我们有一份完整的郭尚宾的奏议，他主张将所有日本人和黑人驱逐，命令葡萄牙人离开澳门，“如以前那样在浪白澳贸易”，这意味着不再允许设永久居留地。郭的奏议提到葡萄牙人逃避关税，为日本人、黑人及中国的亡命之徒提供避难场所。它在我们所有的文献中最充分地反映了明朝反对澳门的态度。1613年，据一份已经轶失了的中国文献的葡萄牙译文，澳门被迫驱逐98名日本人，并禁止澳门再容许任何日本人入境。[40]然而，张总督没有接受郭的过激的提议，他争辩说，葡萄牙人在目前所在的地方，我们更容易控制他们，因为在那里的几个方面上都有明朝军队在附近驻防，而且中国人很容易对该城的食物供应加以控制。1614年后期，张派遣官员宣告一份完整的章程，今后葡萄牙人必须逐条逐字地遵行不误。章程刻在皇家参议院大厅前面的一块石碑上。石碑可能是1617年立的，在一份葡萄牙人的总结中列出了这个年份。章程有五条：第一，澳门不得窝藏日本人；第二，禁止收买中国人口；第三，所有船只，包括战船，均须纳税，必须驶入澳门内港，严禁在外岛抛锚贸易；第四，贸易须在广州进行，而不得在澳门交易，纳税也须在广州；第五，严禁在澳门构建新建筑，旧有的建筑可按原样修理或重建。这些规章，以及在1740年代所进行的修改和扩充，是直到19世纪的中国对澳门政策的基础，也是澳门从屈从获得生存的宪章。[41]
在此后的几年中，造成双方关系紧张的问题集中在葡萄牙在澳门的建筑上，尤其是那些可能被视为城堡的建筑。1621年，耶稣会被迫拆除他们建在伊哈维尔德的教堂，而明朝城关的堡垒在某些方面得到加强，并被置于更高级军官的指挥之下。[42]
1622年，荷兰试图征服澳门，幸运的是一发炮弹恰好射入荷兰人的火药桶，葡萄牙人及其奴仆一阵猛烈的冲锋，突入荷兰人登陆的海滩，荷兰人才被击退。[43]中国文献对此只字未提，然而，我们的确有一份耶稣会关于澳门防御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坚持建立澳门防御，经著名的皈依天主教者伊格纳提乌斯·孙元化（Ignatius
Sun
Yuan-hua）提交到京城。据耶稣会士材料，孙为他们辩护，说澳门已与中国维持了许多年的和平，并派遣炮手在与满洲人的战争中服务（见下文）。现在，海上到处是欧洲海盗（指荷兰人）。当初澳门的建筑是那些受微利诱惑并容许建造的人所犯下的错误，“而现在，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抵御荷兰海盗，保卫帝国”[44]。另一条有关地方省级官员反映的线索载于葡萄牙1623年的一份文件，其中说道，在说服明朝允许澳门人建筑新城堡的过程中，“送了更多的贿赂，一些中国官员来查看了那艘大船及战场上的尸体，并带回了一些头颅以证明我们要求构筑城墙只是为了防卫属于中国国王领土的这座城市”[45]。但是一份中国的文献说，就在那些年代，中国强迫拆除了一些城墙。[46]
澳门通过顺从地逐出日本人，击退荷兰人，也许已经得到了一些宽容，但是当葡萄牙人想通过派遣军队援助明朝对付正在崛起的满人来加强他们的地位时，他们陷入更为错综复杂的政治困境。1623年，著名的天主教皈依者徐光启和李之藻（Li
Chih-tsao）提议，葡萄牙人应该训练明朝士兵使用火炮。一小队葡萄牙炮手被带到北京，但在一次演示中，火炮爆炸，一名葡萄牙人和三名中国人被炸死。沈及其他反对耶稣会及其皈依者的官员乘机对此大加抨击，炮手立即被遣返回澳门。1630年，一小队炮手又被派来，他们参加了抵抗满族进攻的涿州保卫战，战绩卓著。此时，计划扩大了，数百名澳门士兵应征入伍为明朝服役。他们行进至江西南昌，随后又返回。他们之所以被阻止继续前行，也许是广东与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人及其官方盟友努力的结果，这些人不希望葡萄牙人在中国其他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地方拥有贸易和联系的渠道。派出的士兵中有几个继续前进，加入到山东登州守军中，其中大多数死于1632年孔有德叛乱。[47]
澳门的生存及其繁荣，很少因它与广东官员和人民之间的摇摆不定的关系而陷入危险之中。对于澳门的生存与繁荣来说，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日本对天主教的态度，及随之而来的对待与天主教密切相关的葡萄牙人的态度。澳门崛起的辉煌成就依赖于各个领主“吸收黑船”到自己领地上来的巨大愿望，以及使他们能够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生产的扩大。1580年，长崎被赠赐给耶稣会之时，这一明朗的热情好客的时期达到其早期的高峰。1587年丰臣秀吉的反基督教敕令表明反基督教行动的开始，随着1612—1614年间反基督教措施施行，情况进一步恶化。[48]然而，中国人、荷兰人及英国人仍未能提供其他渠道向急速扩大的日本市场提供足够的中国货物。迟至1630年代早期，日本日甚一日地采取严厉措施禁止他们自己的沿海贸易，加紧对天主教的压迫，中国沿海发生动乱，荷兰搞糟了他们与日本的关系，所有这些抑制了其他供应货物渠道的形成。约在1637年，荷兰及其中国竞争对手和贸易伙伴都安下心来进行和平贸易。随着局势急剧变化，无论是在日本，或是在中国，葡萄牙人都借用这种方式来维持其竞争地位，他们的经验及其既有的关系网使他们成为难以对付的竞争者。不是商业的变化，而是由于1637年的岛原叛乱才毁灭了葡萄牙在日本的贸易，同时也驱使澳门无可挽回地滑向衰落和贫困。1639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并禁止重返日本。1640年，葡萄牙派遣使团赴日请求重新考虑禁海令，整个使团，包括官员、商人、水手都被处决。
澳门再没有从其贸易领先地位的丧失中恢复起来。紧接着，1641年荷兰在满剌加海峡对葡萄牙舰船发动进攻，征服了满剌加，使澳门失去了与印度贸易的枢纽地位。澳门派遣一支部队支持忠于明朝永历帝的势力，但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并失去了明清更替之际的贸易。当然，使它再也没有和不能从中恢复过来的打击，还是与日本贸易的丧失。[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