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61部分在线阅读

马尼拉
在西班牙人来临之前很久，中国商人航海通商，就到了后来成为菲律宾的这片群岛。然而，中国与西班牙的联系，中国在吕宋居住区及其事业的扩展，却与先前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联系几乎全是中国与西班牙的交换造成，即跨越太平洋的中国丝绸去换取西班牙美洲的白银。中国与吕宋的贸易资料可以在西班牙首次航行到这一群岛的记录中找到，麦哲伦1521年的记录、洛阿萨1527年的记录，都提到这方面的情况。良好的港湾，富饶的内地农业区域，与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商业关系，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西班牙在米古尔·洛佩斯·
德·列迦斯皮的率领下在1570—1571年对马尼拉的征服，以便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具有完备体制框架的西班牙城市，并将西班牙在亚洲海域的指挥中心迁移到这个新城市中来。而此时，当地人民在穆斯林的影响之下，才刚刚开始形成庞大的君主体制。因而，一旦西班牙人焚毁国王的城镇，并开始在该地建造有围墙的西班牙城市，他们还不能对西班牙人的统治进行持久的抵抗。[50]
中国人早已在一个穆斯林国王赐给他们的地方定居了，该地横跨从马尼拉流来的帕西格河，大体上在比龙多地区，那里从当时至今，一直是中国人人来人往居住的中心。[51]
1571年列迦斯皮的船只在民多洛（Mindoro）岛以外搭救了一艘毁坏了的中国帆船的船员，中国人意识到在马尼拉将有新的机会，并会得到友好的接待。1572年，一些得救的中国人驾驶一艘满载货物的船来到马尼拉，1573年他们再度来临。驶来的第一艘中国货船被派出横渡太平洋前往阿卡普尔科。1574年有6艘，1575年有12艘或更多的船到来。也就是在这几年，对现在为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的开采顺利进行，在美洲西班牙人定居的奢侈放纵的城市中，发展起了中国丝绸和其他精致手工艺品的市场。贸易成为马尼拉压倒一切的存在目的，以至于没有花费多少努力去开采吕宋的黄金资源，也没有开发马尼拉周围地区的农业潜力。在马尼拉，几乎所有航运到新大陆去的货物都是中国人带来的，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及技术性手工工作都是由中国人从事的。
在这一进程顺利开展前，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存在几乎为中国人的攻击所清除。中国人的攻击是在西班牙打开与明朝直接关系失败之后发动的。一度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中心将不是在马尼拉，而是在福建沿海的某个“西班牙澳门”。1574年，海盗林凤被逐出福建，逃到澎湖列岛避难。该年11月29日他的船队进入马尼拉海湾，次日他第一次登陆被击退。12月2日，林亲自带领1000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但也被击退，他的人有200名被击毙。随后，他退出马尼拉地区，在吕宋沿海更北方的冯嘉施兰筑垒自守。1575年3月，一支西班牙部队和菲律宾辅助人员追逐他到了这里，烧毁了他的船，几乎夺取了他的营寨，并驻扎下来等他投降。但是林的人仍能从附近居民那里得到食物和薪柴，最后，他们搜集到足够的木材悄悄地建造起37艘帆船逃到海上。[52]
西班牙部队到达冯嘉施兰后不久就与明朝派遣跟踪林凤的军官王望高会合。看起来，西班牙人完全控制了局势，王望高于是被派到马尼拉，他受到热诚的接待，不久即启程返回。他带了两名西班牙世俗使者米奎尔·德·洛阿卡、佩德罗·德·萨明托与两名僧侣马丁·
德·拉达、哲罗尼莫·马林同行，他们去寻求与福建当局达成贸易协定，并要求获准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他们在同安、泉州受到热诚的接待，最后福建巡抚在福州接待了他们。他们被告知，在收到皇帝对他们要求作出的回答前，他们不会得到任何答复。1575年9月他们起航回马尼拉时，他们的中国东道主指出，漳州河口以南的小岛浯屿将给他们作为建立贸易站的地方。在中国的记载中，他们的使团被记录为一厢情愿的朝贡使者，据说，明朝向他们赠赐了礼物，而他们的礼品则由当地官员代为转呈，这表示不再会允许他们建立长期关系了，因为他们“不是朝贡国”，也就是说，在明朝早期的朝贡国名单中并没有他们的国家。[53]王望高与使者回到马尼拉，他沮丧地得知林凤已经逃脱了，马尼拉的新总督对他粗鲁无礼，而那两个僧侣还逼迫他将他们带回福建。最后，他们登上了他的船，但在吕宋北部被送上岸。[54]到1589年，总督还告诉萨拉札尔（Salazar）主教，他正在努力取得漳州官员的同意，在邻近海岸的岛屿上建贸易站。[55]这个计划也许为下文叙述的1593年对西班牙贸易的禁令所中止；前面在澳门那一节中记述的埃尔皮瑙事件似乎是西班牙为了规避这一禁令而作出的最后一次努力，而明朝对于埃尔皮瑙劫夺事件未予解释则意味着加强禁令的明确含义。此后，西班牙对来到马尼拉的中国人保持互利的，但很不自然的，有时甚至充斥着暴力的关系。相对而言，1603、1639年及1662年的大屠杀已为人们所熟知，并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但是，必须将这些事件置于中国社团的组织结构及税收状况的背景之下来理解，而这些背景人们知道得并不清楚。
有关中国人在马尼拉的历史及明朝当局偶尔对他们的关注，需要从分散在各处的史料中搜索汇集。塞维利亚的档案中偶尔有详细的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数量、种类的资料。皮埃尔·乔努所搜集的对中国贸易的征税及中国居民缴纳的人头税数目具有重大价值，但这些数字由于征税实际操作的变化及腐败程度而不准确。[56]生丝和丝织品一直是西班牙与中国贸易的大宗商品。1586年，由于考虑到硬币流向中国，中国商人在讨价还价中的精明固执及在贸易季节大批中国人来到马尼拉，而他们中一些人要在此停留直到来年，马尼拉于是吁请西班牙国王批准实施潘卡达制度，即一种在贸易季节到来之前商讨统一所有中国商品价格的程序，1589年王室批准实施该项制度。虽然潘卡达制似乎是西班牙人创设的（这个词是马尼拉的创新词，其起源尚不清楚），但它同时也适应了中国人卖完所有货物按时返航福建以便让贸易尽可能顺利进行的需要。很可能定居马尼拉的中国人社团头领是谈判的重要中间人，但关于这一点尚无确切的证据。1593年，这一限制性政策扩展到对跨太平洋贸易数量的限制，禁止秘鲁进口中国货，禁止西班牙人航行到中国进口那些已由某些西班牙人专营的中国货。潘卡达制度似乎一直存在漏洞，它很快仅限于在高级商品中实施，但到1600年代彻底崩溃，为中国船到来后开设的自由集市（feria）所取代。
在马尼拉地区定居的大量中国人更令人忧虑不安。1586年，马尼拉估计有1万名中国人，而西班牙人不到2000名，普遍禁止中国人从事零售和永久性定居的命令几乎没有得到贯彻。出售中国人定居许可证的做法始于何时尚不清楚。1600年前后，有关的规定只允许出售4000份许可证，每份两个里亚尔。但这时，许可证的发放已成为贪污受贿的一个财源，主管官员将许可证送给他的亲朋好友，后者不仅从定额或超额出售许可证中获利，而且进行额外勒索。每年贸易船离开后，中国人如果被发现没有居留许可证，他就要花6个里亚尔才可买得一份许可证。[57]结果，限制中国居民人数规定的执行摇摆不定，而且更多地落到新来的中国人头上，而不是已经定居的中国商人头上。
最早的帕尼安（Parian），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城，位于该城的城墙内。1583年，中国人被迁移到城墙外东北方的沼泽地带。很快他们将这一地区变成了街道整齐有序的、中心有一个大水塘的繁荣的城镇。水塘可驶入船只，其中心是一个小岛，中国罪犯在那里受惩治。在各个时期，都有中国人从该地区短期迁出，并在帕西格河北边的通多和比龙多发展起了若干单独的中国基督教徒居住点，但以上提到的地区直到19世纪基本上仍然为中国居住城市的主要中心地带。从筑有城墙的老城英特拉莫罗斯中国城门的名称及中国米商所在的阿罗塞罗斯（Arroceros）街，人们仍可追寻到中国城的遗迹。[58]到1590年当地贸易和手工生产，从面包的烤制到书籍的装订，从酒店客栈的开设到石匠泥瓦匠的活计，所有这一切都引人注目地由中国人占支配地位。多明我会传教士在他们1587年来到此地后立即在中国城附近建筑教堂，很快他们便孜孜不倦学习汉语，明智地利用炫耀、慈善事业和教育，在中国人中争取皈依者。[59]中国早期的皈依者曾被要求穿着西班牙服装，剪短头发。多明我会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这一做法尚不清楚，不过他们1589年和1590年的两封信显示了对于汉语的极大兴趣，并愿意考虑迁就他们的文化的必要性。[60]1590年的信还第一次向我们提到中国基督徒——“唐·朱安·詹可（Don
Juan
Zanco），中国基督教徒总管”[61]。尚不清楚他是否被授予权力管辖那些非基督徒的中国同胞，但他可能是他们与西班牙人关系中的重要的中间人。1603年王室对到那时已为已经确立的做法予以确认，即任命一位中国基督徒为统辖所有中国人的市长（alcalde，也称为Capitan），而其他地方的市长（alcalde）对他们没有管辖权，但在有关法律的事务及其他重大事件上中国人市长被要求征询检查法院（Audiencia）的国王代理人（fiscal）的建议。[62]
1593年，戈麦兹·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总督的帆船桨手暴乱，杀死总督。暴乱者向西航行，其中大多数留在越南沿海，有32人回到中国。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上奏朝廷，领头的人被惩治。在马尼拉，由于担心发生新的攻击，当地中国人被迫将其居住地迁移到帕西格河北岸。1594年，7艘中国战船驶至马尼拉，佯称搜寻中国不法之徒，局势更加紧张。随后中国人获准迁移回河对岸。1596年，1.2万名中国人被遣返回他们的故乡，但更多的人留在原地。
1603年，恐惧烦恼的煎熬、相互依赖的关系、繁荣的贸易、不可阻挡的移民相互交织的局势导致了大屠杀的爆发，2万中国人被杀。大屠杀的催化剂是福建省当局派出的官方使团来到马尼拉。福建冒险者阎应龙和张嶷向臭名昭著的矿税使太监高寀（Kao
Tsái）进言，宣称在马尼拉海湾的卡维特（Cavite）半岛上有座金山。为使团制定的计划似乎是在海军的支持下进攻马尼拉，或者寻找这座金山。一些官员提出反对意见，但毫无作用；后来福建当局决定由他们派员稍微进行一些探查，目的是要揭穿张嶷的骗局。县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被派遣，带上锁着镣铐的张嶷前往调查他所说的故事的真实性。
使团于1603年3月到达，佩德罗·布拉沃·德·阿库纳总督立即接待他们。使团行进的队伍鼓乐齐鸣，先锋开道，旗帜招展，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得到舒适的招待。然而，当他们正要在中国社团审案时，得到命令立即中止。在5月第二次与总督会晤时，他们明确表示他们也不相信张嶷的报告，但不得不遵从皇帝的旨意。于是，总督果断地作出安排，让他们去卡维特亲眼看看那里并没有黄金。他们去了，随即带着一篮子卡维特的泥土和仍然披枷戴锁的张嶷返回中国。[63]
由于不知道这次探查后面的政治背景，西班牙人不相信寻找金山是探查的真正目的。不久就有谣言传播开来，说这是中国为了大举入侵马尼拉而进行的侦察，而且当地的中国人将配合中国入侵。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许多西班牙人、菲律宾人、居留的日本人开始威胁中国人。在中国城长年居住的中国商人尚能保持平静与调和的态度。但是那些新到来者，尤其是居住在帕西格河北部半乡村的人，则没有那么好管制，他们损失不多，但更遭受前面提到的征收许可证费用的弊病之苦。该河北部的一大团伙中国人策划首先出击，一些中国城内的居民开始加入到他们之中。中国城市长胡安·鲍蒂斯塔·德·拉·维拉（其中文名翻译为恩康，Eng
Kang）试图劝阻他们，但发现他的义子在指挥这次叛乱。他们试图劝说他出来当他们的领头人，但他逃回中国城，立即向西班牙人报告局势的危急。当在他的房屋内发现了火药（可能原本是用来做烟花爆竹的）时，他被逮捕，后来被处决。
10月3日夜，西班牙人关闭内城城门，准备发动攻击。在帕西格河北部的一家西班牙人被杀，许多房屋被烧。西班牙士兵击退了中国人对通多教堂的进攻，但却鲁莽地追击中国人进入一片沼泽地，被切断通路，团团围困起来。叛乱者稍事休息，相互争议，抽签决定下一步行动（这种抽签方式在福建南部文化普遍存在）。10月6日，他们渡过帕西格河，占领中国城，制作云梯和滚动攻城塔楼，作攻打内城的准备。他们从被阻隔在沼泽地中的西班牙人那里夺得一些火器，但仍不能同城内瞄准他们的滑膛枪、火炮的火力相匹敌。他们对内城的攻打混乱无序，被击退，云梯和塔楼被炮弹炸碎。一两天内纪律严明的西班牙和日本士兵开始从城内出击，当菲律宾援助部队从外地赶到时，中国人溃败了，四散逃奔。在后来的几个星期内，他们被追逐到乡村，只要西班牙人或菲律宾人追上他们，就没有一人被活捉为俘虏。估计遭屠杀的中国人为1.5万至2.5万人。
西班牙人很快认识到，不论他们是怎样地害怕和鄙视中国人，但没有他们的贸易和工业，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中国城内活下来的商人得到保证，贸易可以照常继续进行。马尼拉总督致信广东和福建当局，解释发生的事件。福建官方倾向于将大部分罪责归咎于张嶷。据《明史》记载，他们回复说，西班牙人本不应当自行杀死中国罪犯，现在应当将寡妇和孤儿送回中国。但中国并未派遣军队进行惩罚性远征。由于中国城受到严重焚烧，1604年前来从事贸易的中国人只好在内城的好房屋住宿。贸易恢复得非常迅速，乔努关于中国贸易税收的数字显示从1606年到1610年年均贸易额超过300万比索，是贸易史上年平均数最高的五年。[64]
西班牙对中国社团的司法权问题仍然纠缠不清，仍然可以用金钱来收买，总督被认为具有最终司法权，检察法院的王室代理人作为中国人的“保护者”及他们的市长的司法事务上的顾问。中国人免除从事体力服务和菲律宾人须支付的低额的个人税，但须交付极其严格的许可证费，每年八个比索，此外，还要遭受许可证出售者的勒索和骚扰。中国人连续向西班牙国王上书请愿，倾诉对西班牙人勒索及苛政的怨愤，要求自己管理自己，1630年他们的申诉被驳回。[65]许可证的出售仍被保留为西班牙被委任者的一项受贿特权，将中国人口限制在6000人以内的新的努力毫无成功的可能；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估计中国人口数为1.5万至2.1万人，1639年叛乱时达到3.3万至4.5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许可证费成为比对中国的贸易税更多的政府收入的来源。[66]此时，中国人口中的一大部分在边远地区务农，或在作为教团地产的农场上干活，至少有一例则是在一个强制居留地劳动。1639年，正是这些农村的中国人起来反对西班牙人，并导致了另一场对他们的大屠杀。
1639年吕宋的中国人叛乱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乡村事件，叛乱者只在短期内占领了马尼拉的中国城，使西班牙内城受到威胁。他们装备简陋，但组织得很好。西班牙士兵将中国人逐出宿营地进行搜索时发现蓄积的大量稻谷、记事牌，还发现了有关编制情况的证据，暴动者组织完善，10人编为一班，这是在战斗结束当天从收集到的筹码了解到的。暴动肯定在乡村的中心地区作了相当时间的准备。谣传暴动的领导者与郑芝龙有联系，相互配合举事的日期定在12月24日，然而，在乡村提前进行的暴动打乱了原定的计划。这些传说并不十分翔实可靠。暴动发生在11月20日，在马尼拉以东的拉古纳一德海湾南岸的卡兰巴。那个地方有大量的中国人，也许有好几千，从事水稻种植的开发。他们中许多人是被强迫迁移到那里的，所有的人都要向西班牙王室缴纳地租。这个地方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他们中已经有300人死去。叛乱者向马尼拉迅速进军，11月22日占领了东郊的圣佩德罗·马卡蒂的教堂。当大批西班牙和菲律宾部队赶到时，他们就溃散逃亡了。此时传来了其他地方发生暴动的报告，11月26日至12月2日叛乱者控制了帕西格河北岸。[67]
12月2日，中国城的一些人暴动，并开枪射击，西班牙人也从城墙上向中国城射击。估计有300名能使用武器的西班牙人对付2.6万中国人，西班牙人采取激烈的行动使中国人没有任何集中力量的机会。12月5日，西班牙总督向所有城外的西班牙人居住区发布命令，杀死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中国人，并悬赏割取中国人的头颅。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几乎用不着再加鼓动了。在某些地方，中国人被包围起来，一次就有10人被砍头。在另一些地方，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排成扇形队列，搜索猎捕中国人。估计总共有1.7万至2.2万人被屠杀。中国人最后一支大约有6000—7000人的部队坚守拉古纳—德海湾东滩，直到1640年3月15日才投降，他们被押回马尼拉，关押在帕西格河以北的一个营栅中。
乔努的关于中国贸易税及对中国人的许可证费的统计数字在1650年以后均急剧下降。引起这一下降的因素包括新大陆白银生产缩减和由于明清交替之际的战争对于贸易的破坏。在收缩大趋势下，还出现了大动荡，这种动荡可以看作是诸如南京的派别内讧及隆武皇帝与郑芝龙间的冲突等南明悲喜剧的遥远的回声和继续。1662年4月24日，即荷兰在台湾热兰遮城投降后不到3个月，郑成功就派遣在1650年代在厦门有一传教团的宣道团修士维克托里奥·利西奥（Victorio
Riccio）携带信件出使马尼拉，要西班牙人承认他为宗主，向他朝贡，并威胁说，否则他将如同征服荷兰人那样率舰队征服他们。如果说，郑成功的信件除了反映他的妄自尊大之外还想达到什么目的的话，那么，他的意图即在于吕宋的稻米生产，在几乎没有得到开垦的台湾荒地上，他的饥肠辘辘的士兵正需要吕宋的稻米来填饱肚子。利西奥5月5日到达，西班牙人认真地对待郑成功的威胁，撤回摩鹿加和棉兰老岛的驻兵以加强马尼拉的防卫。自此，西班牙人就再没有返回摩鹿加，在多年内也没有重新占领棉兰老岛兵营。西班牙人下达了严峻的命令征集建筑材料、食物、中国和菲律宾的劳工，在西班牙城墙上大建新工事。[68]许多人主张杀掉或遣送所有非基督徒中国人。中国城内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逃走，而不赞同叛乱。总督尽力作出保证并使他们保持镇静。然而，5月25日在中国城门附近发生群斗，结果双方均有伤亡，西班牙人炮轰中国城。越来越多的人逃到帕西格河以北。总督与中国人谈判并达成谅解：不伤害和平归顺的中国人，让当时还在的贸易船运送非基督徒中国人离开马尼拉。史料没有说明有多少中国人离开，但提到一艘船挤上了1300人。这项谅解不能满足进行屠杀的普遍欲望。后来，总督也顺从这种欲望，下令杀死所有在6月4日前未到达集合地点的中国人。一些人被杀死，另一些人逃上山，其中有的饿死，有的被尼格利陀人杀死。利西奥神父带了一封挑衅性回信被打发离开。然而，当他1663年4月8日带着郑经倡议和解的信回来时，西班牙人立即再次认识到有必要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69]
传教士与明王朝
罗马天主教在明朝中国的传教事业在宗教、学术界、科学、文学与艺术等方面引起了富有魅力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与教会的、天主教教皇制的，尤其是天主教在马尼拉和澳门的先遣组织的政策及体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与明朝政治的变幻及明朝官场上天主教的庇护人和保护人的政治命运纠缠在一起。这里仅从它与中国和外国的政治联系来考察，至于文化方面的相互作用，威拉德·彼得森在本卷另外地方予以探讨。[70]
我们曾提到，1574年至1575年，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教团的传教士曾与西班牙使者相联系，力争获准进入中国。后来，多明我会和圣方济会数度试图从马尼拉进入帝国，但直到17世纪30年代，所有企图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都当即被逐出。在传教的前半世纪，所有取得成效的传教工作都是由在葡萄牙人的赞助下来到远东的耶稣会成员完成的，他们都经过澳门进入中国。从圣弗朗西斯·沙勿略（Saint
Franeis
Xavier）以来，耶稣会就一直参与了葡萄牙人争取在广东诸岛进行贸易和居留的努力。1580年到1581年随同葡萄牙商人访问广州的耶稣会的罗坚明（Michele
Ruggieri）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他极其认真地学习和实践中国礼仪，应邀出席所有外国商人与广东官员的会议。罗坚明还将基督教教义的讲解翻译成中文。[71]从许多方面来说，利马窦是从罗坚明打开的门户进入的。
罗坚明随同澳门使团参加了1582年在肇庆与总督进行的谈判，他给这位高级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被邀请留在那里。1583年，他到澳门将利马窦带回。由于肇庆出现了敌对情绪，1589年罗坚明转移到韶州（Shau-chou）。关于利马窦逐步找到与中国社会名流对话可能的曲折复杂的故事已经多次被谈过了。利马窦了解到在帝国通行的关键是得到高层官员的保护，在他庞大的随从队伍中，独自一个的外国牧师可以不受地方群众或官员们的刁难而通行无阻。1598年利马窦随同兵部尚书石星到南京（据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少司马石公亦敬爱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都。”另据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利马窦赴南京为万历二十二年，即1594年。——译者注）。他立即意识到这里作为他行动的中心有巨大的潜力，但也意识到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时，对外国人的怀疑增大了。他在南昌住了下来，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明代后期学术界和读书人圈子中的微妙复杂的道德和人生观的争论。[72]
1598年利马窦加入另一个高级官员的随从队伍到北京短暂游历。他没有在北京停留，而是返回南京居住。他的一份世界地图为他在学者圈子中博得广泛赞誉。在这座学术活动丰富活跃的城市中，他从叶向高、李贽、陈第、焦竤（Chiao
Hung）等人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并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有争论。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南京的年月里，他结识了徐光启这位明代后期最有影响的耶稣教皈依者和支持者。
1600年，利马窦再次前往北京，这一次他的身份是掌管皇家丝绸织造的太监的随从。到了临清他又投奔宫廷太监马棠。在北京，他被当作贡使，他所呈献的礼物也被看作贡品。因为皇帝没有接见，所以不清楚举行了什么样的仪式。利马窦注意到滑稽可笑的“朝贡制度”被中亚的商人利用来作为获准进入首都市场的手段。尽管礼部指出，按规定贡使在受接见后必须马上离开，他仍设法在北京居住下来。[73]他呈送的钟、古钢琴和其他礼品给宫廷造成了良好的印象，太监们以这些物品在皇帝周围编造了使之欢乐和着迷的网络，这种情况使他受益匪浅。他的新、老中国朋友都帮助他，将他的著述翻译成优美的中文，为他的著作写序，在各省重印他的著作。赴京赶考的生员、来京办事的官员络绎不绝地拜访他，有的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新知，有的只不过是出于好奇。1610年利马窦死后皇帝赐给他墓地，这进一步表明了他在朝廷中建立起来的稳固的受尊敬的地位。
清朝时的天主教传教团因宫廷内权力和政策的改变而屡遭倒退波折，与此不同的是，明朝时的传教士几乎没有受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他们是在中国人出版书籍和中国人的友情及保护所形成的关系网的基础上来扩展其事业的。到天启末年，尽管出现了两次反传教士政策的插曲，但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地方以外，他们除在江苏的上海、嘉定和常熟外，还在杭州、福建、陕西、山西建立传教点。其中大多数只有一个神父就迅速启动了，而这个神父就安分地住在他曾在南京或北京，或者其他传教点见过面的某位有权势的同情者寓所之中。
反对传教士的政治派别主要由沈煽动教唆。沈在1615年任南京礼部侍郎，这个职位承担最低限度的实际责任，但却具有最大限度的维护正统的职责。在他及其支持者的奏疏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言论，说传教士正在组成一个类似白莲教那样的秘密会社，正在为欧洲人的侵略目的进行间谍活动，正在中国支持者中发展“第五纵队”，并正在用金钱来引诱群众。沈依据他维护传统的礼教秩序的职责，大肆斥责传教士使用“大西洋”这种贬低中国的词语，采用不同的历法，明目张胆地鼓励忤逆不孝的感情和行为，在太祖孝陵附近购置产业。[74]1617年朝廷对沈的奏疏作出反应，颁发了皇帝旨令，将所有传教士遣返回国。沈在南京权势很大，得到广泛支持，那里的传教士被抓捕入狱，并被遣送到澳门，同时他们的皈依者则入狱和遭到虐待，吃了很大的苦。在其他若干地方的上层名流中和民间也有反传教士情绪的迹象。但名流中的支持者们也设法让传教士安全地居住在他们家中。在杭州，杨廷筠甚至接纳庇护了一些被强迫离开北京或其他地方传教点的传教士。
1622年，沈的反传教士事业及其政策又在短期内复兴，这次是因上面所提到的澳门炮手演示失败及由山东大规模白莲教叛乱引发的恐怖情绪煽动起来的。但是，沈很快就失势，传教士又被允许在北京居住。重大的突破来自1629年，那一年徐光启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次年他升迁为礼部尚书。1629年他安排分别使用传统中国、伊斯兰的及新传入的欧洲历法来预告日食，让它们进行竞争，比较优劣。事实证明，欧洲方法是惟一准确的。皇帝批准依照欧洲方法的计算结果来改良历法，一批欧洲人和中国学者在徐光启的指导下从事包括制造设备和翻译科技书籍在内的庞大项目的工作。耶稣会最优秀的科学家邓玉函（Johann
Terrenz）参与了这项工作，他1630年死后，由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谷（Giacomo
Rho）继续进行。1630年，朝廷颁布了根据新法计算出来的第一部历书，耶稣会士们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的工作成为让他们留在北京及与朝廷保持联系的最充足的理由，这使人们得以在京城继续看到他们的存在（先前利马窦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并使他们能代表其他传教士和澳门来发挥其联系作用，甚至在宫廷的太监和宫女中争取皈依者。
在耶稣会士在京城的稳固地位的保护下，他们在山西、陕西取得成功，并扩展到湖广、四川和山东。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和圣方济会从台湾北端基隆、淡水前哨站进入中国。尽管它们与耶稣会在传教政策上剧烈争吵不休，它们还是从耶稣会在京城得到的接纳之中受益，特别从汤若望的名气和政治手腕中获利。他们在山东、福建的福安建立长期的传教中心。传教士或多或少是卷入明清交替之际的数次戏剧性事变之中的见证人。两名耶稣会士在四川被张献忠叛军抓获，受尽了苦难的折磨。另一耶稣会士被忠于隆武皇帝的明朝政权传召，后来又被派返回澳门寻求军事援助。[75]在忠于永历皇帝的明朝政权中，皇后和太监庞天寿都是皈依者，该政权派遣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出使罗马。[76]耶稣会士还报告了上海附近农村的骚动[77]以及清军征服广州。[78]维克托里奥·利西奥留下了他在郑成功统治下的厦门经历的引人入胜的长篇记述。
横冲直撞的荷兰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政治和商业决策集权化及远远超过葡萄牙东印度公司的暴政带到亚洲水域。公司予以印度尼西亚某些地区及葡萄牙竞争对手毁灭性的冲击。在与中国关系方面，他们以在东南亚所吸取的教训为主导的决策集权化使他们难以学会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加之，他们将与西班牙—葡萄牙君主国之间的战争带到远东水域，一股劲儿狂暴地瞎冲瞎打，使他们博得了一个与“佛郎机”不相上下的臭名昭著的坏名声——“红毛”。后来，他们又与开辟中国人居住点的沿海的中国人一道在台湾定居，两者共生，关系并不和谐。台湾的开发对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全神贯注于恐怖的王朝崩溃的剧变之中，大多数中国的名流及明朝的统治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进程。
1601年，某个打前哨的公司派出的一艘寻找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被风暴吹过马来半岛上的帕塔尼，最终在澳门附近抛锚停泊。两队派上岸的人被葡萄牙人抓捕。由于不能再上岸传递信息，荷兰人只好扔下被俘的人离开。据《明史》所载，税使太监李道盘查了其中一个俘虏（据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考证，其时李道任湖口税使，《明史》错，应为李凤。——译者注）。20个俘虏被葡萄牙人处决掉17个。《明史》记述了如此细小的一桩事，这告诉我们，相当丰富的有关1600年至1610年这10年间明朝与欧洲关系的中文文献只不过是上层名流关注他们与太监矿税使之间斗争的副产物。[79]
1604年，公司的指挥官韦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在帕塔尼遇到几名福建商人，他们告诉他，如果他们给官员们送丰厚的礼物，他们就可设法让荷兰人得到允许进行贸易。显然，这些商人头脑里特别贪财的官员就是太监高寀。8月，一中队荷兰海军停靠澎湖列岛，派信使往返奔走。高寀传话说，只要送给他4万至5万里亚尔就可获准贸易。然而，10月份，海军官员沈有容率领一支50艘作战帆船组成的舰队到来，告诉荷兰人，他们必须撤离澎湖，因为这里是明朝领土，如果他们停靠到台湾海岸，明朝可以就贸易作出某种安排。[80]荷兰人在那里找不到适宜的港口，最后只得放弃，扔下那几个关在中国监狱中的福建中间人不管，折回帕塔尼。那些中间人中，至少有一个被处决。对于文人和文官来说，这个事件只不过是太监与出海远航的亡命之徒间又一次狼狈为奸，它与1603年的马尼拉事件是如此相同，以至于在同一份奏折中将这两个事件相提并论。
1607年，荷兰人试图在澳门附近通商，这引起中国人的恐慌，担心他们与日本合谋，最终他们被葡萄牙人逐出。此后，荷兰人集中精力巩固他们在香料群岛和爪哇的地位，不得不依靠由中国船只带到东南亚港口的中国货物的供给。1619年至1621年期间，他们对中国海运的攻击是他们对伊比利亚君主制的世界战争的一个部分，这些行动又在福建海港流传下一些有关“红毛”的令人恐怖的事件，但在现存的中国史料中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1622年荷兰人又恢复了对中国沿海的攻击。如前所述，他们对澳门的进攻遭受失败，舰队离开澳门，7月占领澎湖列岛。他们在那里建筑一座堡垒，并派信使到厦门提出令人惊愕的要求：必须允许中国商人到澎湖或台湾贸易；中国商人要获准通过荷兰控制的水路航行到巴达维亚或者暹罗和柬埔寨，但不得前往马尼拉；任何驶往马尼拉的中国船只将成为荷兰抓捕和没收的目标；如果推迟同意上述要求都将导致对中国船只和沿海城镇的攻击。在现场的荷兰军官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不能像威吓东南亚海口小王国那样来恐吓明帝国，但荷兰巴达维亚当局迟迟不能明白这一点，或者说根本没有明白过来，相反，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命令，批准使用毫无道理的暴力去对付那些他们本应与之合作以便获得通商的人们。[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