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71部分在线阅读

[122]王世贞的批评，见本章的《引言　若干普遍趋势》。
[123]关于明朝奏议的种类和传送，见赛拉斯·吴：《明代奏议的传送及对传送网的评价》[596]，《通报》，54（1968年），第275—287页。
[124]明代官方文献的种类和它们的名称，显然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文献的种类与使用》[153]中所说的清代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5（1940年），第1—71页；也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的行政：三项研究》[152]（坎布里奇，1960年）中所说的不尽相同。
[125]30卷（1638年；台北，1964年重印）。
[126]有彼德·格雷纳的德译本：《从明初至天顺末年（1368—1464年）的明代锦衣卫》[193]（威斯巴登，1975年），和同一作者的《王世贞关于锦衣卫的笔记，二部》[192]，见《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艾尔弗雷德·霍夫曼诞辰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汉斯·林克、彼德·莱姆比格勒和沃尔夫冈·库宾编（蒂宾根和巴塞尔，1976年），第130—163页。
[127]又见黄章健《明代律例汇编》[244]，两卷（台北，1979年），开列了他所知道的尚存72种版本的名称。
[128]《明实录》[380]中有关蒙古和满洲的章节，田村实造摘录出来单独出版，书名《明代满蒙史料》[496]，18卷（京都，1954—1959年）（7.3.27）；有关东南亚的章节，赵令扬等编成《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两卷（香港，1968和1976年）；有关云南历史的章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编成《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123]（昆明，1959年）（7.5.13）。
[129]《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53—1054页。
[130]（7.3.5，7.10.2）；《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7—1029页。
[131]（7.3.6）；《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67—1368页。
[132]（7.3.2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44—546页。
[133]有亨利·塞鲁斯的法译本《萧大亨的〈北路风俗〉》[455]，载《华裔学志》，10（1945年），第117—208页。
[134]《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93—595页。
[135]见富路特《打败满族人的九十九种方法》[189]，载《天下月刊》，6，5（1933年），第418—424页。
[136]“第三边界”这种说法是博多·维特霍夫创造的《中国的第三边界：传统的中国国家与沿海地带》[565]（威斯巴登，1969年），特别是第1—5页。
[137]有卡米耶·圣桑的法译本《〈南诏野史〉：一部古云南史的译文，附地图和历史地名词汇》[442]（巴黎，1904年）。
[138]《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6—1027页。
[139]最新附有注释的译本是J.V.G.米尔斯的《马欢〈瀛涯胜览〉：大洋沿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377]（剑桥，1970年）。
[14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0—441页。
[141]同上书，第165—167页。
[142]同上书，第762—765页。
[143]《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16—1618页。
[144]同上书，第204—208页。
[145]见裘开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明代类书概述（上）》，《清华学报》，新版，2，2（1961年），第93—115页。
[146]有现代重印本，6卷（台北，1970年）。
[147]《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55—1357页。
[148]《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3—85页。
[149]有现代重印本，30卷（台北，1971年）。
[150]见傅吾康《介绍》，第310—320页。
[151]见本章的《引言　若干普遍趋势》。
[152]谢交敏（音）：《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214]，载《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48（1958年），第73—82页。
[153]《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80—984页；沃尔特·富克斯：《朱思本的中国的“蒙古地图”和〈广舆图〉》[184]（北京，1947年）。
[154]见本章的《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155]《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07—1111页。
[156]有明代初版和稍后版本的两种重印本，一为3卷本（台北，1965年），一为2卷本（台北，1969年）。
[157]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问题》，4，5（1981年6月），第32—76页；4，6（1981年12月），第130—140页。
[158]《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6—319页。
[159]《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59—865页。
[160]《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90—691页。
[161]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1968年），第149—168页。本文作者感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