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70部分在线阅读
[82]《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0—1191页；沈德符：《野获编》[468]，8，第223—234页。
[83]《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39—1242页。
[84]引自姚名达《邵念鲁年谱》[614]（上海，1930年；1934年重印），第16—17页。
[85]已故海因茨·弗赖斯在他未发表的论明代宦官的政治作用的资格论文中，详尽阐述了这个题目；又见乌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1568—1628年）：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年）。
[86]《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0—312页。原文引自《修史条议》[231]，在刘承幹编的《明史例案》[347]（1915年；复制重印，北京，1982年）中，题为《徐健庵修史条议》，见该书卷2，第10页。徐乾学为他的历史编纂评论写的序言，可以在下列书中找到：《明史例案》2，第1页和徐乾学的《憺园文集》[232]（1697年；重印，《清名家集汇刊》，昌彼得编，台北，1979年），19，第20—21页。
[87]浅野忠允：《明实录杂考》[1]，《北亚细亚学报》，3（1944年10月），第254—285页。
[88]关于尚存手抄本的传播和两种刊本的起源，见傅吾康《介绍》[172]，第22—23页；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第91—115页。
[89]黄虞稷（1629—1691年），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356页；《千顷堂书目》[260]（17世纪后期；重印，《适园堂丛书》，1，台北，1967年），177，第1—6页。据编者张钧衡的跋，这个目录是《明史·艺文志》[41]的主要资料来源。又见王遵通（音）《黄虞稷（1629—1691年）〈千顷堂书目〉史部新校注本》[556]，学位论文，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68年。
[90]关于《大明日历》，见本章此处及有关正文；关于《宝训》，见本章此处的有关正文；关于《三朝要典》，见本章的《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关于万历朝起居注，见本章的《国史馆》。
[91]牟复礼：《诗人高启，1336—1374年》[399]，第162—16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97—698页和第1227页。李晋华在1932年发表一篇《明代敕撰书考》[320]，见《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丛书补编》，3。
[92]《皇明祖训录》[386]（6.1.12）（1373年；重印，《明朝开国文献》，台北，1966年），第1686页。
[93]酒井忠夫在他渊博的《中国善书研究》[443]（东京，1960年）中，列出56种这类官方出版物的有注释的名单。
[94]见本章的《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95]见本章此处。
[96]关于“综合体”，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第44—59页。
[97]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1527—1602年）》[22]，第125—151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65—1567页。
[98]A.J.M.德穆瓦里亚克·德马拉：《中国通史，或这个帝国的编年史：〈通鉴纲目〉译文》[140]（巴黎，1779—1785年），第10卷。
[99]这个版本的翻印本，1978年在台北出版。
[100]关于这部著作见本章的《引言 若干普遍趋势》。
[101]《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99—1405页。
[102]彼得·奥尔布里希特：《中国的列传》，《时代》，8，2—3（1957年），第224—235页；崔瑞德：《中国的传记著述》[520]，见《中国和日本的史家》，W.B.比斯利、E.G.晋利布兰克编（伦敦，1961年），第95—114页，和《中国传记问题》[521]，见《儒家人物》，芮沃寿编（斯坦福，1962年），第24—39页；戴维·S.尼维森：《传统中国传记的诸方面》[407]，《亚洲研究杂志》，21，4（1962年），第457—463页。
[103]尼维森：《传统中国传记的诸方面》[407]，第459页。
[104]同上书，第457—459页。
[105]8卷（台北，1965年）。
[106]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07]刘仁开（音）：《〈新唐书〉中的奸臣、叛臣和逆臣》[350]，学位论文，汉堡，1975年。
[108]有重印本可利用，30卷（台北，1971年）。
[109]关于这部作品，见本章的《引言若干普遍趋势》。
[110]见本章的《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111]有重印本，25卷（台北，1970年）。
[112]见本章的《引言：若干普遍趋势》。
[113]见本章的《引言 若干普遍趋势》。
[114]赫伯特·弗兰克：《13和14世纪中国私家历史著述的某些方面》[167]，见《中国和日本的史家》，第116—117页。
[115]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本（北京，1959年；第2版，北京，1980年）。
[116]现代铅印本（上海，1935年；北京，1959年）。
[117]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初印于北京。
[118]焦竑：《玉堂丛语》[77]（1618年），北京1981年出版新式标点重印本，台湾1982年翻印。
[119]这三部作品都有加标点的重印本：《七修类稿》[304]和《四友斋丛说》[203]（北京，1961年），《五杂俎》[213]（北京，1959年）。
[120]北京重印，1955年。
[121]屈大均：《广东新语》[119]，圈点印刷本（约1680年；香港，1974年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