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03部分在线阅读

[121]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年），第15—31页。
[122]见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209—215页。
[123]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17—25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域行程记》[523]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15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年；《四部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英译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号），第49—53页。
[124]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纽约，1934年；1970年再版）。
[125]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221—222页，和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29—34页。
[126]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年），第33—41页；约瑟夫·科尔马斯：《西藏和中华帝国：1912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年），第18—30页；石泰安：《西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年），第77—79页。
[127]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1981年），第5—8、19—22、23—43页。
[128]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1—482页。
[129]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8—1309页宗喀巴的传记。
[130]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年）在中国的蒙古人》[457]（布鲁塞尔，1959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布鲁塞尔，1975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11，1（1966年3月），第1—83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年），第34—56页。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第1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261—557页。
[131]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119—120、152—157页；司律思：《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
[132]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年》[458]，第9、10章各处；《明代的中蒙贸易》[460]，第38—43页。关于设马市的情况《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年》[459]，第92—93页。
[133]见司律思《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16—22页中的概述。
[134]见戴维·M.法夸尔《瓦刺—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诞辰纪念文集》，尤利乌斯·冯·法卡斯、奥梅尔简·普里特沙克编（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50—55页。关于官方记载，见白翠琴编《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413]，第19—42页。
[135]见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1403—1424年》[456]（威斯巴登，1955年）第3章；又见罗塞比《元明时期的女真人》[434]（伊萨卡，1982年），第16—36页。
[136]司律思：《永乐时期中国—女真的关系》[456]，第25—28、42—71页。
[137]关于亦失哈几次出使的简明叙述，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6—12页；关于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5页。
[138]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176页以下、187页以下、237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95—1597页。
[13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185、187、199、218、224、227、242、251页。
[140]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232—234、237—241页；又见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第165—176页。
[141]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东京，1926—1927年），Ⅱ，第287—296页；王伊同：《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1368—1549年）》[549]（坎布里奇，1953年），第21—24、34—53页；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66]（台北，1981年），第228—266页。
[142]关于永乐帝采取官方垄断海上贸易和禁止私人航海活动的情况，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22—24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9]（台北，1966年），第93—95页。关于《太祖实录》[380]中有关与东南亚关系的官方记载，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Ⅰ（香港，1968年），第67—249页。
[143]中国派出和迎来的使团包括：派往占城国的14个，回访的18个；派往柬埔寨的3个，回访的7个；派往暹罗的11个，回访的21个；派往爪哇国的9个，回访的7个；派往浡泥国的3个，回访的9个；派往马六甲的11个，回访的12个；派往苏门答腊的9个，回访的11个；有帮助的背景材料，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第48—55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转载于《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第70、74页。
[144]关于这些铭文，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Ⅰ，第67—249页。关于它们的重要意义，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67—69页。
[145]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76—78页；刘子政：《明代中国与汶莱交往考》[354]，载《明史研究专刊》，5（1982年12月），第7—9页。
[146]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547]，各处；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544页。
[147]关于永乐帝之死，见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载《文史杂志》，2，2（1942年3月），第76页；王崇武：《明成祖与文士》[539]，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1（1949年），第12—16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52—15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60页。
[148]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271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页。
[149]关于这一称之为“大礼议”的情节，见以下第八章。
[150]关于徐后之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6页；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166页。
[151]《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332、568页。
[152]关于称颂永乐帝及其统治的著作，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05—114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9—1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8—133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3、180、200、211、220页；林仁川：《论永乐帝》[343]，载《北方论丛》，4（1982年12月），第96—100页。
[153]关于明代财政管理这些方面的进一步讨论，见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载《剑桥中国史》第8卷；更详尽的论述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1、2章。
[154]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19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21页以下。
[155]关于朱高煦和朱高燧的论述，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1—12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0—343页。
[156]他们的传记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5、1519、234、665页；又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5—117页。这个集团的前三人人称“三杨”，见下文。
[157]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67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21—226页。
[158]《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7、338—340、533、1365、1483页。
[159]见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第184—185、187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2、218—219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安阿伯，1978年），第89—90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48—149页。
[160]关于权谨，可简要地参阅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69、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