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02部分在线阅读

[81]关于简明的叙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4—203页。那里有关于郑和远征的重要文献目录。关于某些最近的条目，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页中的“郑和”条。下面的著作是最近新发表的出版物：郑鹤声和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62]（山东济南，1980年），以及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湾高雄，1980年）。
[82]见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416]（台北，1961年），第11—63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瀛涯胜览》[377]（英国牛津，1970年），第27—32页。
[83]关于这些论点，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年；重印本，上海，1956年），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北京，1956年），第28—34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台北，1958年），第16—17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5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重印于《社区与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里德选（新加坡，1981年），第59—61页；罗塞比：《郑和与帖木儿有关系吗？》[431]，载《远东》，20，2（1973年12月），第129—136页。
[84]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0—11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28—39页。
[85]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1页。关于在爪哇的一段情节，见赵令扬《明初的中国一爪哇关系》[90]，载《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之历史、考古及语言研究讨论会刊》（香港，1967年），第215—219页。
[86]威勒茨：《郑和太监的海上冒险活动》[567]，载《东南亚历史学报》，5，2（1964年9月），第31—35页；苏中仁（音）：《锡兰之战，1411年》[482]，载《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香港大学中文系编（香港，1970年），第291—296页。威勒茨的叙述不如苏中仁的叙述详尽，但是，后者有一些错误。
[87]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2—13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44—53页。
[88]见朱偰《郑和》[102]，第53—60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13—14页。
[89]见朱偰《郑和》[102]，第98—103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110—114页，以及他的另一著作《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页以下、549页；罗荣邦：《明朝水军的衰落》[358]，载《远东》，5（1958年），第152—155页。
[90]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32—34页；朱偰：《郑和》[102]，第98—111页，米尔斯英译马欢著作，第33—34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546]，第66—67页；以及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页以下、549页以下。
[91]华绘：《明代定都南北京的经过》[238]，《禹贡》，2，11（1935年2月），第37—41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152—162页；爱德华·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第114—117页。关于作为正式国都的北京的兴建详情，见侯仁之《北京史话》[208]（北京，1980年），第6章；谢敏聪：《明清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研究》[227]（台北，1980年），第3章。
[92]吴晗：《明代靖难之役》[591]，第912—923、933—93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演变》[156]，第134—140页。
[93]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86页。
[94]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15—131页。
[95]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台北，1961年），第40—42、76—82页；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东京，1963年），第26—31页。
[96]关于阮安在建设京城中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载《禹贡》，3，1（1950年），第53—57页；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第7卷，《明代国际关系》（台北，1968年），第63—69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7页。
[97]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22—23页。
[98]李时勉结果被囚禁，但是在1423年获释。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65页。
[99]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第123—124页。
[100]关于这方面的简明论述，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2—194页。关于军事组织，见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94—111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第42—44页；又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57—63页。
[101]《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页。
[102]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3—286、321—322页。
[103]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3、50页。
[104]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98—200页。
[105]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87—188页。德雷尔估算明初部队实际兵力的根据分别是记载在《明实录》的《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1966年台北再版），223，第3270页和张廷玉等人编的《明史》[41]（1736年；1972年北京再版），90，第2193页中的1392年和1393年的军队总人数数字。见吴晗《朱元璋传》[587]，第79、81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101页估计军队总人数在1393年以后约为120万，在永乐年间约为280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51页中则说以上洪武统治时期的数字有点儿保守。
[106]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91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40，第884—885页。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48—152页。
[107]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70—75页；埃米尔·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111—113页。
[108]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78—85页；吴缉华：《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33]，Ⅰ，第162—166页。
[109]关于指挥官的名单，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2—63页。
[110]在后来几代明帝治下，长城被建成或重建成现在我们所知的形式，但在明代初年，长城与其说是一个永久性的物质屏障，也许不如说是一条划定中国本部和亚洲内陆草原的防线。见阿瑟·沃尔德伦《长城的问题》[529]，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3，2（1983年12月），第660—661页。
[111]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53—54页。关于明初期的官俸，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1958年上海再版），第463—466页。
[112]见孙嫒贞《现代屯田之研究》[487]，转载于包遵彭编《明史论丛》，8（台北，1968年），第15—20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9—44页。
[113]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329]，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年），第373—375、384—386页。
[114]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3章。
[115]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15—34页。
[116]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北京，1962年），第71—77页。
[117]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4章，第1节。
[118]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37—45页；黄仁宇：《〈明太宗实录〉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年春季号），第51—54页；又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01页。
[119]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83—85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50页。
[120]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年），第206—222页；罗塞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2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