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04部分在线阅读

[161]《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7、340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161页以下。
[162]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106页。
[163]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04页。
[164]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87—88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2—113页。
[165]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第678—686页；罗荣邦：《和战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载贺凯《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纽约，1969年），第57页。
[166]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3、130—131、175页。
[167]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第194页。关于李时勉一案，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0、866页；《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48—149页。
[168]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7—128页；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迹旁证》[542]，载《真理杂志》，Ⅰ，2（1944年3—4月），第19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0页。
[169]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3、148页。
[170]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0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9—28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8、223、226页。
[171]见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86—197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2—24、86—87、219—223页。又可简略地参看格里姆《从明初到1506年的明代内阁》[194]，第139—177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28—30页。
[172]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5、533、666、1537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89—9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4—235页。
[173]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7—128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第64—65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89—90页。
[174]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334—336、338—341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第119—120、130—132页。
[175]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6—11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1—112、115—117页。
[176]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60—61页。
[177]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1—12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1—342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2页。
[178]关于朱高煦不实的指控，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5—140页。
[179]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第721—758页；罗荣邦：《和战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第57—6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26—229页。
[18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4—795页。
[181]可简略地参看约翰·K.惠特莫尔《交趾和新儒家：明朝改造安南的企图》[562]，载《明史研究》，4（1977年春季号），第71—72页。
[182]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3—119、147—151页。顾佐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47页。关于刘观的罪行和惩处，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63、117、118页。
[183]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39—41页。
[184]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0—231页。
[185]关于周忱的使命，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91页。
[186]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26—12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4页。
[187]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75—77、111、253页。
[188]同上书，第140—143页。
[189]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112、114、119、134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217、231、235、238页。
[190]见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95]，第64—65页；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41—45页。
[191]关于这些数字及其重要意义，见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第102—104页。
[192]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88—92页；伍丹戈：《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597]，载《社会科学战线》，4（1979年11月），第168—171页。关于周忱和况钟事迹的详情，见蒋星煜《况钟》[72]（上海，1981年），第34—42、72—76页及各处；关于况钟，还可简要地参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51页。
[193]关于周忱和况钟在苏州和松江财政改革的简明论述，见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95]，第69—71页；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1，第98—105页。
[194]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1，第100—101、106—111页。
[195]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94—95页；关于周忱的财政措施对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改革的影响，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101—104页。
[196]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113页。
[197]关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简明背景，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294—305页。
[198]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这些措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诸如以下各地的受灾区加以推行：1427、1428、1432、1433和1434年在北直隶；1427、1432、1433和1434年在南直隶；1426、1433和1434年在山东；1427、1428、1430、1432和1434年在山西；1427、1433和1434年在河南；1427和1433年在陕西；1433和1434年在湖广；1432和1434年在浙江；1433和1434年在江西。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2—283页。
[199]关于《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这一时期中蒙关系的官方记载，见羽田亨等编《明代满蒙史料：蒙古编》[198]，Ⅱ，第41—336页。可简略地参看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第35—39页。
[200]在薛禄指导下构筑的防御工事是在赤城、雕鸮、云州、独石口和团山。见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第36—37页。开平位于前蒙古首府上都。关于放弃开平卫的意义，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