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01部分在线阅读

[41]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34页；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57—359页。关于郑晓的《建文逊国记》，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与新加坡，1968年），2.1.1。
[42]关于它的简明的叙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书中各处；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章。
[43]关于这些人中某些人的传记，可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886、1127、1436页。
[44]关于张辅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页。关于这些蒙古族将领，见司律思《明初受封的蒙古人》[453]，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2（1959年12月），第215、224页。
[45]关于诸王子在永乐帝时代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见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2—285页；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第60—126页。
[46]吴晗：《明代的军兵》[593]，载《读史札记》[594]（北京，1956年；重印于1961年），第90—10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4—175页。
[47]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627、641、665、1535页。
[48]详细情况见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台北，1967年），第20、24、44，49、54、64页；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1，第181—188页。又见格里姆《从明初到1506年的明代内阁》[194]，载《远东》，1（1954年），第139—177页；以及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8—10页。
[49]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的传记条目，第556—557页。
[5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66、1536页。
[51]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07—21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27—628、1537页。
[52]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4、531、1224、1483页。
[53]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第260—262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84页。
[54]见杨启樵《明初人才培养与登进制度及其演变》[604]，载《新亚学报》，6，2（1964年3月），第365—372、384—390页。
[55]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51]（北京，1950年），第338—345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载《通报》，49，3（1961年），第126—131页。关于这些宦官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4、522、685页。
[56]关于东厂，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592]，载《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81—86页。
[57]又见司律思《15世纪京畿警察中的外国人》[448]，载《远东》，8，1（1961年8月），第59—62页；格雷纳：《自明初至天顺末年明代的锦衣卫（1368—1464年）》[193]（威斯巴登，1975年），第25—34页。
[58]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14页以下；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18页以下。
[59]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引言；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1368—1398年）：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1975年10—12月），第686—691页。
[60]关于《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的修订以及姚广孝和解缙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北京，1932年），第26页以下；吴晗：《记明实录》[586]，载《读史札记》[594]，第180页以下；以及间野潜龙《明实录之研究》[370]，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年），第11—21页。又见本书第十二章。
[61]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5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6—27页。
[62]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03—116页。其详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节。
[63]关于《天潢玉牒》（2.3.7）的传记材料，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第37页，以及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序，第1—10页。
[64]《天潢玉牒》的“二子”本保存于下面两种材料：《金声玉振集》，袁褧辑（1550—1561年；影印本，北京，1959年）[见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9.4.1.）]和《国朝典故》版。“五子”说的本子由下面两种材料流传下来《纪录汇编》，沈节甫编（16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1938年）[见傅吾康：《介绍》（9.4.3）]和《胜朝遗事》，吴弥光编（1883年）[见傅吾康《介绍》（9.4.11.）]。又见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第55—77页和《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103—104页。
[65]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5、11—15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46—48、96—99页。
[66]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24]，第689—707页。
[67]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32—35页；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纽约，1981年），第91、106页以下、158—168页，并散见于本书各处。
[68]狄百瑞：《新儒学正统和心学》[136]，散见于书中各处；陈荣捷：《性理精义和程朱学派》[27]，载《新儒学的演变》，狄百瑞编（纽约，1975年），第543页以下、566页以下。
[69]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长沙，1933年；重印本，台北，1962年），第1—3章。
[70]郭伯恭：《永乐大典考》[298]，第6—9章；富路特：《再谈永乐大典》[188]，载《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学报》，10（1970年），第17—23页。
[71]关于对蒙古的诸战役，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01]，第5—8、11页；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第1章；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547]，安东尼·里德选（新加坡，1981年），第47—55页；罗塞比：《从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内亚》[433]（纽约，1973年），第28—44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6章各处，以及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载《汉学》，3（1951—1953年），第81—88页。
[72]从《太宗实录》[380]中所见关于永乐时期与蒙古诸部落的关系的官方记述，见羽田亨和田村实造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载《明代满蒙史料》[496]（京都，1943—1959年），第261—557页。
[73]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载《明代满蒙史研究》，第82—84页。
[74]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368—1884年》[165]，载《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8年），第209—210页。
[75]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洛温塔尔英译，载《研究丛刊》，A集，1（成都，1947年），第23—29页。关于在这个时期与瓦刺蒙古人的关系的官方材料，又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413]（乌鲁木齐，1982年），第17—42页。
[76]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远征》[170]，第83—85页。关于阿鲁台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2页。关于综述当时明人对于这第一次蒙古之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记述，见李素英《明成祖北征记行初编》[330]，载《禹贡》，3，8（1935年6月），第14—22页，以及《明成祖北征记行二编》[331]，载《禹贡》，3，9（1935年7月），第36—42页。
[77]司律思：《朝贡制度与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第26—127、163—165页。关于马哈木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5页。
[78]关于夏元吉的反对意见和他的被放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32页。
[79]对永乐帝的北方政策的有价值的叙述，见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91]，载《清华学报》，10，4（1935年10月），第937—939页；傅吾康：《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177]，3（1945年），第50—54页；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4页；吴缉华：《明代东胜的设防与弃防》[584]，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339—342页。
[80]详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东京，1950年），1，散见书内各处，以及罗荣邦《对安南的干涉：明初政府对外政策的个案研究》[359]，载《清华学报中国研究》8，1—2（1970年8月），第154—182页；简单的论述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62—17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06—212页。关于黎季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7页，以及加斯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载《汉学》，11，3—4（1970年），第10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