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00部分在线阅读

[1]孟森：《明代史》[375]（1957年；重印本，台北，1967年），第89—90页；吴晗：《朱元璋传》[587]（1948年；修订本，1965年；重印本，北京，1979年），第297—298页；富路德、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46、397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1398—1402年》[20]（旧金山，1976年），第1—2页。
[2]王崇武编：《奉天靖难记注》[536]（上海，1948年），第11—16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上海，1945年），第46—48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6—8、4—21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7、397—398页。
[3]关于这方面历史编纂学的修改问题的彻底的讨论，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引言》和第16—22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28—42页。又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永乐帝时期历史编纂学的修改》[23]，“关于中华帝国合法性会议”上的论文（美国加州，1975年），第3节。
[4]关于这几位卓越的儒家顾问的简略传记，见吴缉华《论建文时的宰辅及其对明代政局的影响》[571]，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台北，1971年），Ⅰ，第159—166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24、426、911页。
[5]关于方孝孺的政治思想，见克劳福德等编《根据明初社会来看方孝孺》[129]，载《华裔学志》，15（1956年），第308—318页；沈刚伯：《方孝孺的政治学说》[464]，载《大陆杂志》，22，5（1961年3月），第1—6页。
[6]黄章健：《读〈皇明典礼〉》[246]，载他的《明清史研究论丛》[242]（台北，1977年），第120—141页。
[7]阪仓笃秀：《建文帝的政策》[444]，载《人文研究》，27，3—4（1978年），第10—14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载《中国史研究》，2（1982年4月），第41—42页。
[8]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27页。
[9]黄章健：《〈大明律诰〉考》[245]，又《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岭》[243]，分别见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第187—190、258—259页；毛佩琦：《建文新政》[373]，第38—41页。
[10]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他的《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1（台北，1970年），第76—81页；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95]，载《历史研究》，10（1957年10月），第63—75页。
[11]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2—23页。
[12]这一点是陈大卫（音）提出来的，见他的《燕王的篡位，1398—1402年》[20]，第36—38页。关于姚广孝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61页。
[13]黄章健：《读〈皇明典礼〉》[246]，载《明清史研究丛稿》[242]，第122—127页。
[14]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60—162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9—11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46]（斯坦福，1982年），第148—152页；又见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载《文史哲学报》，31（1982年12月），第44—51页。
[15]关于在《祖训》[386]中对诸藩王加以管束的条令和法规，见王崇武的《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中所引用的文章，第105—107、110—111页。关于《祖训录》中对藩王分封问题的详细研究，见黄章健《论〈皇明祖训录〉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240]，载《明清史研究丛稿》[242]，第31—56页。
[16]关于这一点，又可见本书下面第八章有关择君与君位继承问题的部分。
[17]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6—28页；以及《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10]，第100—102页。
[18]吴缉华：《论建文时的宰辅》[571]，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66—169页；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
，第231—283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16—19页；阪仓笃秀：《建文帝的政策》[444]，第6—10页。
[19]关于永乐帝生母问题的彻底讨论，见以下各种著作：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183]，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1931年4月），第406—414页；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318]，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1936年3月），第55—57页；吴晗：《明成祖生母考》[590]，载《清华学报》，10，3（1935年7月），第631—646页；S.J.萧：《明朝诸帝有蒙古人血统这一奇异理论的历史意义》[462]，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20（1937年），第492—498页；司律思：《关于永乐帝有蒙古先世之传说的手抄稿本》[451]，载《蒙古学会临时会议论文集》，8，《拉铁摩尔教授七十寿辰蒙文纪念论文集》（印第安纳，布鲁明顿，1972年），第19—61页。
[20]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4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东京，1966年），第33—36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6页；关于徐达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602页。
[21]关于洪武帝任命朱允炆为储君（在1392年）之事，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44—46页。
[22]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7—20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19—21页。关于这些藩王的命运，详见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第51—55页。
[23]弗里斯：《姚广孝和尚（1335—1418年）与一个时代》[1783]，载《远东》，7，1（1960年），第158—184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25—39页。
[24]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809、33—48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53—58页。按，“靖难”之名来源于事后的一份关于内战问题的官方文件，它的标题就是《奉天靖难记》。这文件在燕王登极后不久就编了出来，目的在说明他之反抗朝廷和他之即位都是合法的。关于对这份文件的简明评价，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中的序，以及王崇武《奉天靖难史事考证稿》，第6—18页。
[25]这些文件见于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41—48、74—78、86—92页。关于详细的分析，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22页。
[26]这问题的详细讨论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3节。
[27]我们这里关于内战的叙述是据王崇武著作的评价中关于此时的更具批评性的记载综合写成的，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特别是第53—102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71—127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5—8章；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5章。
[28]关于耿炳文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8页。
[29]关于李景隆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6页。
[30]关于茹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6页。
[31]关于盛庸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6页。
[32]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北京，1980年），第161—169页。又见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5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6—10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0—132页。
[33]关于陈瑄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页。
[34]关于朱文圭的命运，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03页。
[35]关于废除建文帝年号的问题，见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579]和《明代纪年问题》[577]，均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分别见第350—355页和366—371页。
[36]见上注所引吴缉华的著作。
[37]关于此事的历史编纂学问题，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319]（北京，1933年），第68、95、101页；又见卡恩《皇帝眼中的君主制：乾隆时期的幻象和现实》[280]（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1年），第44—46页。
[38]关于对建文皇帝的评价，见孟森《明代史》[375]，第83—8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8—401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0—172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第42—45页。
[39]关于在明末私家文学作品和各种著述中所流传下来的种种不同传说的描述，见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2编（序1636年；重印本，上海，1935年）；伦明：《建文逊国考疑》[363]，载《辅仁学志》，73，2（1932年7月），第1—62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31—42页；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载《史观》，65，6—7（1962年10月），第160—185页，和68（1963年5月），第50—69页。
[40]赵士喆：《建文年谱》[49]，第139—143页。详见铃木正《建文帝出亡说考证》[493]，第169—179页；陈万鼐：《明惠帝出亡考证》[58]（高雄，1960年），第59—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