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10部分在线阅读

[2][645]《辽史》，卷23，第278页。
[3]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645]《辽史》，卷47，第781页。
[4][645]《辽史》，卷13，第141页；卷79，第1272页。
[5][645]《辽史》，卷24，第290页。
[6][645]《辽史》，卷27，第320页；卷98，第1416页。
[7][645]《辽史》，卷4，第49页。
[8][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9][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10]1006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年版），卷186，第4562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年版），卷64，第1425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年版），卷15，第160页。亦见[541]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费城，1949年版），第502页，注释41。
[11][645]《辽史》，卷104，第1455—1456页。
[12][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卷4，第84页；卷89，第1988页；卷125，第2720页。
[13][646]《金史》，卷12，第282页；卷125，第2727页。
[14][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15]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49，第834页。
[16]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台北，1968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259页。
[17]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
V.
S.塔斯钦的俄译本（莫斯科，1979年版）。
[18]厉鹦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年版），卷3，第9种。
[19]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3，第10种。
[20]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卷（北京，1980年版）。
[21]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年版）。
[22][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卷（台北，1973年版）。
[23][757]杨家骆：《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年版）。
[24][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年版）。
[25][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年版）。
[26][152]贾柏连：《满洲边缘的辽史》（圣彼得堡，1877年版）。
[27][193]
H.
H.霍渥斯：《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
[28][370]
E.
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年版）。
[29][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30][473]史泰安：《辽史》。
[31][541]见魏特夫、冯家异书。
[32][837]聂崇岐：《宋辽交聘考》。
[33][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卷，第283—387页。
[34][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伯克力和洛杉矶，1983年版）。
[35][535]王赓武：《小国的辩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487]陶晋生：《蛮人或北人：北宋人心目中的契丹人》；[419]米歇尔·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均载于[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
[36][444]
C.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威斯巴登，1959年版）。
[37][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38][498]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39]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1984年版）。
[40][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塔克森，1988年版）。
[41][353]珍妮特·诺维：《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印第安纳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