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37部分在线阅读

[8]《资治通鉴》卷203，第6425—6426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京，1962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第144—145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9]《资治通鉴》卷203，第6432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10]《资治通鉴》卷203，第6439—644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8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唐书》卷186上，第4840—4842页。
[11]《唐会要》卷53，第956—959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7—6438页。
[12]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年），作者在书中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她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年），第174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140页以后。
[13]《旧唐书》卷57，第2296页；《资治通鉴》卷204，第6444页。
[14]例如，见《旧唐书》卷186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第134—140页。
[15]《资治通鉴》卷206，第6512—6513页；《旧唐书》卷57，第7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49页。
[16]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17]滨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年），第218—244页。
[18]《旧唐书》卷85，第2817—2820页；《新唐书》卷113，第4188—4192页；《通典》卷169，第894—897页；《册府元龟》卷616，第1—8页；卷617，第13—16页。
[19]《资治通鉴》卷206，第6523页。
[20]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年），第131—132页。关于明堂在唐代发展的文献，见《唐会要》卷11—12，第271—300页。
[21]《唐会要》卷73，第1309、1315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5页。
[22]《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3页。
[23]《册府元龟》卷639，第20页；《通典》卷15，第83页；《唐会要》卷75，第1376页；《唐会要》卷76，第1390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24]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年），第107—149页。虽然镰田主要注意她对华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25]《唐会要》卷35，第643—644页。
[26]《唐会要》卷91，第1652页。
[27]《资治通鉴》卷204，第6445页。
[28]《全唐文》卷96，第16—22页；《文苑英华》卷463，第1—6页。
[29]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48—6449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30]《旧唐书》卷76，第2661页。
[31]浦立本在其《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料。
[32]《资治通鉴》卷204，第6449—6452页，载于《旧唐书》卷64，第2431—2432页和卷76，第2661页以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57页。
[33]《资治通鉴》卷204，第6451页。
[34]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个原因使这个解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古代文化》，18.5
〔1967年〕，第89—94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为1975年6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35]常盘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6
〔1936年〕，第5—42页）对新字作了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89年），第339—342页。
[36]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年），第685—761页。关于佛寺，见塚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年），第25—31页。安东尼奥·福特的《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不勒斯，1977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并附一切有关文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
[37]《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第1107页。
[38]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39]《旧唐书》卷6，第121页；卷183，第4742页。
[40]《全唐文》卷17，第10页。
[4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年），第14页；重印于《陈寅格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第120页以下。
[42]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
〔1966年〕，第154—156页）对之进行了讨论。
[43]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44]《册府元龟》卷486，第33页。
[45]《资治通鉴》卷205，第6478页。
[46]同上书，第6485页。
[47]《资治通鉴》卷204，第6472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