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36部分在线阅读

中宗和睿宗，705—712年
从各方面的观点看，唐代中兴的第一个10年是令人沮丧的。武周末年因贪污和行政普遍废弛而号召的彻底改革干脆没有进行。相反，这几年出现的只是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和行政局势下展开的激烈的权力斗争。除了那些想在暴政中寻找客观教训的人外，传统的历史学家普遍不注意这一时期。
但是，近来已有人企图论证这一时期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它确定了三个与皇帝争权的集团。[79]它们是受宠的大臣、皇室和外戚。从中宗登基起，后两个集团特别活跃，它们的自我扩张和结党的企图与前一世纪的行政传统是那样背道而驰，以致它们的活动把行政搞得一团糟。在它们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它们的成员各自建署开府，出售员外官和书吏的委任令，同时大大地增加它们控制的“封邑户”和收入。它们的行动损害了迄今受到尊敬的文人阶级的利益，他们被迫搞裙带关系和靠谄媚求得提升；并为庶民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动力，他们这时可以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而不用再熬过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商人和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史料的性质显示这类分析具有很大的暂时性，但这一时期的简短的年表至少能显示为什么会作出这些推断。
在中兴时期，两个主要人物是中宗的韦后和她的面首，即被废黜的武后的小侄子武三思。韦后是一个淫荡和有野心的女人，据一种史籍记载，她之所以能完全驾驭丈夫，是因为他要感谢在流放期间她给予的支持；据说他曾答应，一旦他复位，就把全部权力给她。[80]通过成为她的面首，无耻的武三思在他姑母倒台后仍能幸存下来，并且施展与中宗朝的心腹谋士上官婉儿同样的才能，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上官婉儿是诗人兼官员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在664年参与了废黜武后的阴谋，结果不但自己被杀，而且使全家沦为奴隶。上官婉儿就这样开始了在宫中当奴婢的生活，但她凭借真正的本事，升到了类似武后私人秘书的地位，约从698年起，起草了许多武后的官方文件。由于她的经验和才智，她被推荐给新主子，名义上被封为昭容，不过她的作用是顾问和秘书性质的。此党的最后一个成员是21岁的安乐公主。由于她生于去房州的途中，又是韦后的唯一活下来的子女，所以中宗对她非常溺爱。705年，她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
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它巩固了帝国最大的两个家族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助长了武三思的得意的诡计。在为自己取得最高权力的野心的推动下，他已设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在开始时通过他儿媳进行统治；所以在完婚后他就立刻开始促进任命她为皇储的活动！以前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朝廷为之愕然。尽管不久前已有妇女统治的传统，但被任性的公主称之为“山东木强田舍汉”[81]的魏元忠纠集大批支持者阻止了这个计划，所以暂时保住了中宗与一妃子所生的次子（原文如此。——译者）、当时的继任者李重俊的地位。计划的这一折挫没有吓倒武三思，但却使他知道，强有力的大臣们仍可能是一个危险。为了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对抗，他决定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恫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狠狠地打击了最有威望的官员，即复辟政变中的5个带头人。他们之所以成为自然目标，不但因为他们是宰相和全国的英雄，而且还由于他们曾经企图抑制武氏家族的腐化和滥施封赏。通过韦后，武三思在705年先把5人提升为显赫但无实权的王，到同年年底，把他们贬谪到远离京师之地的借口也被找到了。年迈的武后看到她侄子如此迅速地占了绝对上风并且准备重新实施她以前的某些措施，她一定会面露笑容的吧。她宽厚地原谅了她的敌人并放弃了皇帝的头衔，在705年阴历十一月死去。她的谥号为则天。
武三思继续推行他的阴谋。朝廷中剩下的在威望上可与自己相比的人物是前帝睿宗和睿宗的同胞太平公主。两人都似乎满足于不过问政治；为了保证他们继续不干政，武三思给每人10万户的巨大收入。[82]唐制规定，接受这种实封的人，本人收取岁入的三分之二，中央政府只收三分之一。[83]在整个这一时期，武三思及其朋友和继承者们为自己捞得了大量的封赏，因此到玄宗登基时，国家的大部分岁入，特别是富饶的河南河北地区的岁入，都落入了私人手中。[84]封赏的大部分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超过了唐令规定的限额，而在这种情况下，赏赐给公主的法定限额仅为300户。[85]但没有人提出异议。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和其他六个公主获准自己开府，规模与“亲王”的府同。[86]通过把这些职位售给出价较高的人，她们不但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而且培植了几批主要忠于她们的官员。武三思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706年初任命了2000多名员外官；据一份史料记载，另外有1000名宦官被任命为七品以上的官员。[87]这些员外官的性质模糊不清，但在正统官员看来，对他们的任命是很不得人心的。当时一个道的同僚致函魏元忠，列举“十失”，并警告说，今之政府快走向灾难，因为它在科举制中受贿和贪污，因为它存在宦官和无能的官员，因为它不能阻止公主们自己开府，因为它没有抑制贵族的骄奢淫逸。[88]魏元忠非常清醒而且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没有向任何人提供此信。
朝廷在706年冬返回长安，武三思和韦后在那里加强了拥立安乐公主为皇储的活动。处境不幸的人是中宗与另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李重俊。韦后及其支持者恨他，对他很不尊重。不用说，他变得越来越不安，于是在707年秋他决定行动。他在有经验的将领李多祚和300名御林军的支持下进入武三思的府第，把他和他的一个儿子，即安乐公主之夫杀死。他然后转向皇宫，但在那里就不那么得手。中宗带着妻子和女儿，已设法设置路障并躲在玄武门城楼中。当这批密谋者来临时，他表现了难得出现的勇气。他戏剧性地向士兵们发出呼吁，说服他们把矛头转向其首领。李多祚当即被杀；前皇太子在到达突厥边境时才被杀。
政变的失败和武三思之死没有使政治空气发生什么变化，不过从此他那个宗派的阴谋中已没有他那种精心安排的特点了。当新寡的安乐公主几乎立刻开始与刚回国的武延秀发生不体面的乱伦之事时，整个朝廷为之震惊。事情似乎是，他在默啜和北突厥人那里逗留期间习染的“夷狄”外貌和习惯使她着了迷。他们在708年的婚礼是如此浪费，以致大部分官员推测安乐公主已被内定继位，于是有的人退居幕后搞反对活动，有的人则竞相向她献媚。政府一片混乱，由于安乐公主愚蠢地企图诽谤睿宗和太平公主，隐藏着的紧张根源已经露头。707年，他们轻易地洗清了自己，但安乐公主却愚蠢地破坏了武三思政策的精髓，即不疏远太平公主。
707年到710年的时期主要处于令人不安的休战状态。韦后和她的女儿分享攫取的权力；前者的面首连续不断，后者在一个与她志趣相投的妇女小集团的参与下，通过出售委任状和所谓的斜封官来增加自己的财富。[89]任何社会地位的人付3000钱就能度为僧尼，付此数的10倍就能成为一个公主府第的官员。需要的人很多，因为这两种职位的特权包括劳役和主要税赋的豁免，从而为富商和地主提供晋升的绝好机会。几位公主和她们的朋友因为攫取京师周围的土地和竞相建造豪华的别墅，所以很不得人心。她们使河流改道，破坏农业，还取穷人的子女为奴隶。上官婉儿是引人注目的，她是主持选拔应试士子的第一个妇女。可以预料，她所喜爱的是像崔湜那样文才优于行政能力的人。她创设了一个新的文学学院，还主持了一个铺张的社交性集会，文章比赛的优胜者在那里可以得到金、帛的奖赏；[90]她与朝廷的其他人一起，在佛教的建筑上浪费了大量钱财。一名正直的官员韦嗣立告诫说，虽然民力耗尽，粮仓空虚，但新寺庙却不断出现，小庙花三五万钱，大庙则高达数百万钱。[91]他的抗议连同其他同样的意见都被置之不理。即使没有卖官鬻爵的事，官僚集团的扩大也是突出的。各种史料没有作出真正的估计，只说两京通过科举的人达“数万人”。一名官员对任命的大批员外官深为厌恶，他上疏抱怨说，“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92]官场中的贪污如此盛行，以致当一个大胆的官员免除1400名持有非法委任状的人之职务时，他竟受到同僚的排斥。正规的政府官署不得不与许多与之竞争的政治集团分享权力，而拥有正式的和非常任命的官员的人数之多达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93]但还有一些人等待了多年，才靠行贿、公开购买或偶尔靠自己本事谋求到了职位。
政治生活似乎已到了极度消沉的时刻，但事态还在发展。太平公主永远不会宽恕韦党想消灭她的背叛行径，已稳步地在培植支持她的力量，在此同时她还扩大了对她同胞睿宗的影响。约从709年年中起，她还开始引起她的另一个同胞兄弟中宗对他妻、女的不正当行为的怀疑；到710年初期，中宗公开流露了他的不满。韦后开始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了。阴历六月，皇帝突然死去；据一些历史学家说，他是被他妻子或女儿在他喜爱的糕点中下的毒所害。[94]这一指控并无实据，但韦后确实隐瞒了他的死亡。直到她命自己的亲戚担任关键的军职和把中宗仅存的15岁的儿子李重茂扶上皇位时为止。他即将统治两个星期。
废黜他的政变的成功通常归功于未来的玄宗李隆基，原因与唐之建立归功于太宗相似。[95]与他祖父一样，玄宗也亲自插手干预了他这一时期的历史，以确保任何史料都不能与这种官方解释有矛盾。但种种事实却暗示了不同的解释。阴历六月十二日晚，李隆基及其少数追随者（包括太平公主之子）再次把玄武门的禁军争取过来，杀死了韦党首领，强行闯入宫内。仓皇出逃的韦后、正在打扮的安乐公主和想改投主子的易变的上官婉儿被杀。这是一次顺利的行动，但它需要钱和权力。25岁的李隆基则两样都没有；他当时任卫尉少卿，作为睿宗与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他是没有前程的。政变显然是太平公主策划的；如果还有任何怀疑的话，两天以后，这类怀疑就烟消云散了。她傲慢地打断了一次朝觐，把年轻的皇帝拉下皇位，并把睿宗召来。睿宗也许是在真正勉强心情下再次进行统治的，而实权却转到了武后女儿的手中。没有人敢抗议。
有一个时期，太平公主似乎将步她母亲篡位的后尘。她的宠臣被安插在国家最高级的岗位；未得她首先批准，睿宗甚至拒绝考虑任何措施。“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趋附者门庭如市。”[96]
只有一件事太平公主没有成功。她预期体弱的同胞会长期统治，所以没有插手立嗣之事。人选为睿宗的有合法权利的长子李成器和李隆基二人，后者因领导政变有功而成为候选人。睿宗犹豫不定，但已在敦促李隆基登位的某些大臣的呼吁，再加上其长子的无私，使他不必作出困难的决定。710年阴历六月，未来的玄宗成了皇太子。没有关于太平公主反对这一立储的记载，但不出几个月，她发起了一场诋毁他的阴险的运动。她抱敌对态度的原因不详，也许是因为他表现得过于能干了。几乎从他任皇太子时起，有独立精神的高级官员似乎有了信心。诸公主府的官属被取消；唐休璟和张仁愿等忠于唐朝的有威望官员又控制了关键的军职；当时最受人称道的宋璟和姚元之正在处理科举制中的积弊，取得的成就使“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97]当他们罢了数千名斜封官的官职和削减中试的名额80%时，睿宗支持他们的努力。皇太子本人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的声望日隆，同时对太平公主的攻击也随之与日俱增。他的日益扩大的支持者队伍力促他采取反对她的行动；虽然他非常了解她权势的范围，不能鲁莽行事，但他几个朋友的热情几乎毁了他。宋璟和姚元之擅自行动，说服睿宗把太平公主派出京师，以结束家庭的争端。他勉强同意暂时将她流放，于是她就居住在濮州的附近，但她的势力几乎没有缩小。皇太子知道她把自己的放逐归咎于他，所以经常担心报复。在一次企图使她息怒的行动中，他要求将自己的盟友宋、姚二人分别贬逐到外地。她立刻抓住这一机会，以自己的人去取代他们，《资治通鉴》对此后的种种事件作了简明的叙述。斜封的官职被恢复，“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98]
711年晚秋，已经打算放弃皇太子之位的李隆基完全投降，请求将她姑母召回京师。她同意回京，在几个月中，7个宰相中就有5个是她的人了。
睿宗对事态的这些发展不是视而不见的，并且日益有所醒悟。在712年，他因自己不能控制局势而精神受着折磨，到了仲夏，苍天以一颗明亮的彗星来示警。皇帝觉得这一迹象有其用意，当宫廷的占星术士证实了他的解释时，他宣布了让位于儿子的决心。这时太平公主强烈反对，但无济于事。她设法强行达成一个妥协，即睿宗成为“太上皇”，保持任命高级官员和决定死刑的控制权；但在同年阴历八月，玄宗登上皇位。
这时，轮到太平公主焦虑不安了。她的权力仍极大，控制着大部分的文武官员。[99]但她在新帝统治下，很难期望无限期地保持有利于她的平衡。她的支持者经常敦促她对他采取行动。最后，她抛弃了以往行之有效的忍耐和谨慎，求助于毒药，但玄宗防卫严密，逃脱了毒手，但他非常清楚，太平公主一人应对此负责。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和解这时是不可能取得了。
713年夏季，她被迫企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她以一贯的谨慎拟定了计划；如果她是男子，能够亲自执行计划，她很可能成功。相反，她必须依赖别人，而玄宗则通过其中一人得到了警报。阴历七月初，正好在实行密谋的前一天，他冷静地逮捕了几个首犯，在武德殿把他们斩首。三天后，公主本人在她的府第被赐死。她的死亡可以被恰当地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多的妇女如此长期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了。
这一时期的回顾
中国传统历史学对684—705年这一时期的态度可以用宋代史学家袁枢作为最鲜明的代表，他称它为“武韦之祸”。[100]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说法的某些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说法适用于韦后的时代。但作为对武后统治时的描述，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视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武后掌权的中国，王朝通常不过延续两三代；通过应用并扩大控制和集权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和长期持久的统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她尊重合法继承的威信；她的夺取皇位，从流血和破坏的角度来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换代中是最不激烈的一次。它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当然，这点是可以争辩的。
其次，袁枢的观点有严重的偏见。几乎与所有的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一样，它因与士大夫的看法和价值观完全一样而大为逊色。[101]对他来说，历史是说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来的统治者相信，武后对大臣们的专断是“灾难性”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在她统治的最后几年之前，政府受到她统治作风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但即使对这一批评也应抱保留态度。上层的官员被严厉地抑制，他们的特权也受到限制；但在低级官员中，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远为广泛，而且晋升的面也更大。在整个唐代，各种考试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团中约10%的人，但只根据这一基数而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则是错误的。它们——特别是进士考试——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变成取得最高官职的标准资格。[102]标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从高祖时的7%上升至太宗时的23%，上升至高宗和武后时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举制可作为一种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对提供大部分中试者的低级贵族来说，它就是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103]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削弱它们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试普遍地促进了文学和教育。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在686—689年期间，当时的魏玄同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职。[104]这样，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一级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无官守的候补者。
武后统治的许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历史中的坏名声。经典的儒家哲学包括许多反对妇女参政的禁令和同样多的反对妇女篡位的禁令。武后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她溺爱佛教，延长服母丧的时间使之同于服父丧的时间以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厥。她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样是非儒家的。当时针对她的军事冒险所作的劝谏几乎无不提到经典中反对耗费国库民力的告诫，或是把所谓的“浮逃户”这类问题归咎于远征。这种意见有对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近世的研究指出，为了逃避税役而躲避登记的家庭在武后时期只限于少数边缘地区，到以后几朝才扩大到中国内地。[105]另外，远征的军费必须比照不很明显的长期效益来衡量。国内经济的促进、技术和艺术的交流、贸易的增长和引导剩余精力向外发展等成就只是这些比照的几个方面。
最后，必须记住，传统历史学家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境况。在武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106]农村没有出现动乱，两次叛乱运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这就提醒人们，农民的生活秩序比抱敌对态度的历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武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近来在四川出土的一块可能是10世纪的石碑写道：“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武〕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的生日那样在每年的一个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107]
在消极的一面，武后统治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她的统治是高度独断的，以致当她失去控制时，行政结构立刻开始出现裂痕。她不但对此视而不见，而且不能以她一贯的无情手段为后来者提供什么根基。她的被废黜留下了一个让几个平庸的竞争者没法填补的真空；在统治集团内部随之产生的冲突中，衰落越来越快。冲突不限于在皇帝同皇室成员结成的党派和外戚结成的党派之中进行，而且还存在于官僚集团内部。
在武后统治的整个时期，贵族通过诸如排外性的内部联姻的手段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已与通过科举制发迹的“新”人在官场中日益严重的侵犯进行斗争。通过在吏部和门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们已经为唐代中兴时预期的贵族复兴准备好了一切。[108]武后曾经反对这一集团，而支持地位较低的地方精英集团，并且帮助其中许多人担任高级职务。但是到了后来，主要反对她并导致她被废黜的，却正是这些受过她恩宠的人，这就显得矛盾了。原因有几个，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官僚冲突的存在。官僚们自己正在受到武后的“酷”吏和那些在她最后年代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官僚集团的人的挑战。员外和斜封官人数的增加、在连续两个统治时代中由于妇女擅权而造成的官僚宗派的形成，使一个原已严重的问题更趋严重。韦后和太平公主的垮台和对她们所支持的弊病的改革，使玄宗赢得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官僚集体的支持。他准备很好地使用这个官僚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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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治通鉴》卷203，第6417页；《旧唐书》卷87，第2843页。引文为中宗对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的官职太高这一抗议的答复。
[2]全文载《全唐文》卷96，第11—16页；《文苑英华》卷463，第6—11页。
[3]《旧唐书》卷94，第2993—2994页；《新唐书》卷123，第4367—4370页。
[4]见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47—61页；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935年），第137—148页。陈寅恪文引了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5]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7年），第149—176页。
[6]《旧唐书》卷190上，第5006—5007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第1—2页；《文苑英华》卷646，第11—12页。
[7]《资治通鉴》卷203，第6426—6427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