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72部分在线阅读

逆流
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动红卫兵，以使其反对派名誉扫地。人们注意到这与以前的群众运动有类似之处。“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靶子是执政党自身。对毛而言，过去可以同声名狼藉的地主阶级进行妥协。如今再不需要。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使资本家甚至知识分子循规蹈矩。但党的最高领导不能完全抹掉，可以推测，毛从未想过这么做。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到批判的各级各部门的干部1970年后就被“解放”了。很明显，其设想是，这些人（其中以邓小平为最突出）已经经历了再教育和被改造过。
在教育界，情况不是如此。这到1973年已显而易见。1972年，周恩来凭其威信要求提高高等教育的标准。周培源教授1972年10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把这个要求公之于世，表明他有上层的支持。既然如此，它不会是无根据的要求。正是在1973年，提高教育标准的运动加快了步伐。那年夏天，各省实行了大学入学统考。这一新动向被激进分子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流”。
这引发了反潮流运动。此次运动是由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抱怨1973年考试不公平的公开信而发动的。斗争后来和批林批孔运动结合在一起。以后两年，当学生们被再次动员起来在两条教育路线斗争中进行战斗时，行动主义复活了。宣传媒介在全国突出介绍以张铁生的方式反抗其教师的学生。
在中学一级，行动主义往往变得具有破坏性。砸学校玻璃是一项广为报道的消遣。来自一些而不是所有地区的当过教师的人回忆，正规的课堂活动再次被彻底破坏，随便不上课，以示造反。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展了雄心勃勃的开门办学和半工半读教育实验，使大部分学生在1974—1976年期间的一段时间内有几个月离开校园。其他大学也如此。
不过，1975年初，周荣鑫被任命为1966年以来的第一个教育部长。从北大年底关于他的大字报上看，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批判教育革命所推行的极端性上，特别是针对上层。他的观点和邓小平的观点一致，邓的观点这时也广为传播并被激进分子贴上“毒草”的标签。然而邓和周的观点本身并不极端。它们与过去几个发展阶段遵循的关于发展的观点相类似。他们关心的是标准太低；教育仅仅与现在而不是将来的需要相联系；大学不参与理论和科学研究；以及只要知识分子还被嘲笑为“臭老九”，就不能好好地工作。[30]
否定教育革命
1977年8月，就在毛去世一年以后，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两个月后（在10月21日）宣布恢复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前10年产生的教育制度从而被摧毁。但这种全盘颠倒由于来得突然而让人多少有些惊讶，因为它和在此之前的批判没有直接关系。在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官方在批判时对他们有关教育战线的两项主要指控似乎遵循了1975年温和的批评路线。“四人帮”把党的政策推向极端，并要利用教育作为其夺权的工具。“四人帮”的对手似乎不愿承认他们可能实际上正以“四人帮”在垮台之前的论战中所使用的方式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继续到底。当然，在早期对“四人帮”的批判中，还没有追究“文化大革命”或伴随着它的教育上的变化的直接的责任。
但是，两年后，情况明朗了，用1980年中国某大学一位领导在采访时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了”。这时，整个十年的正式问题对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外国人还没有公开。两条路线斗争不再存在，只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1966—1976年“十年灾难”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现在已恢复到其合法状态。毛由于起了促使灾难发生的作用而受到官方的批评。刘少奇和所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一起被宣布无罪。至少就不直接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言，阶级路线的政策被放弃了，理由是阶级出身问题对1949年后生长的各代人不再适用了。敌人还存在，但他们是新的政治敌人，如死不悔改的激进分子，他们被嘲笑为来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保守的”毛主义的当权派（原文如此——译者）。
教育方面，权力又回到学术权威手中，并集中在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教育官僚机构里。教育部的人员到1980年为止很快从约300人增至500—600人，接近60年代中期700人的数字。[31]大中小学的课程、课本和教材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统一了。在教育的重新集权化和把权力交给内行的同时，又宣布了把党的作用减小为监督者和保证者这一目标。然而学术自主的程度仍不清楚。因为这个新目标与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入党的新要求联系在一起。
内行们权力恢复了，他们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并决心要对“群众运动规律”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对“文化大革命”前政策、结构、名称及象征——甚至在一些其教育价值被颠倒了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上——的恢复是系统而全面的。看来，所发生的与其说是以务实精神寻找最合理的教育发展形势，不如说是为了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实验。在那10年里受到批判的每件事情均被宣布无罪，那时提倡的任何东西后来均名誉扫地，而不考虑“客观”原因和社会原因。情况后来很明显，不论在批判时对细节多么夸大，的确存在与权力斗争相联结的政策分歧及代表两种不同发展战略的分歧。
在两者斗争的过程中，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每种发展战略都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对教育发展的普遍问题作出反应，都有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但每种战略都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每个问题。看来最好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明智地把它们掺和在一起，这样无疑会有最好的效果。可是，由于政治斗争如此剧烈，两种战略要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统一，看来似乎不可能。因此，毛以后的教育部只愿在没有风险的领域和次要问题上作出妥协。
小学教育
毛以后的政府公开批评其前任的平均主义思想。新领导人认为，唯物主义和发展过程的逻辑决定了为保证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牺牲数量，因为同时要达到两个目的耗费太大，中国经济无法承受。
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承担损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动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度替代了7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
这一新态度因许多有关的发展而加强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国家应遵循全国教育正规化的发展趋势承担起所有农村小学的责任。再就是许多学校为了服从质量要求并适应劳动和实际知识突然遭到冷遇的状况，停办了各种农场、车间以及对学校预算也有帮助的项目。最后，农业的新责任制和非集体化削弱了支撑队办小学的结构。为了对有关关闭和合并70年代末这类学校的报道作出反应，1979年官方澄清说，国家不能立即对所有农村学校承担责任。因此，地方应在过渡期间继续兴办学校。[32]
根据在香港会见的前教师的说法，各地正根据“地方兴办国家支援”的做法通过不同形式继续维持其农村小学。对小学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新的个人承包责任制。该责任制导致了失学率的日益增长，这也是中国报刊普遍报道的一个现象。[33]据说，这表明农民宁愿让他们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不许他们的子女上完小学。根据新近全国重新统一的课程在恢复六年制小学方面，农村学校也落后于城市学校。
这些不断变化的政策及实施这些政策的官方想法所产生的结果是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的比例不断下降，即从1977年的“95％以上”下降到两年后的93％。小学数量和招生人数的下降在官方统计中有记载，见表29。小学招生人数从1975年高达15094万人下降到1982年的13972万人。小学从1976年刚好100多万个下降到1981年的89.4万个。在1979—1981年之间，小学第一年的入学人数从3779万人下降到2749万人。[34]据说上小学的人中约60％能上到毕业。[35]早些年的失学率估计数没有得到。然而，应当指出，表里下降的数字应归因于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年之前节制生育执行得不平衡。某些地区，尤其是上海，那时因学龄人口的减少，已经关闭和合并了一些小学。
中等教育
在中学这一级，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仅想过早地普及中学教育，并要以一种不适宜中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单一化，就是使教育数量和质量“平等化”，新政策就是试图改变“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数量和质量的“平等化”。1978年以来，中学人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如表30和表31所示。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36]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1981年，整个上海市7.5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入高中。[37]与此相似，北京全部13.9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5.4万名即39％多一点的人能于1981年秋季学期升入高中[38]。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小，反映了在这个城市较积极地注意计划生育。
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或几个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当于公社的地区（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保留一个初中。
当新成立学校的高中部于1979年开始关闭时，当地出现了各种不满情绪。一个被采访者描述了在山东一个县城里，开了三次大会来安抚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的情形。教育局发的一份强迫他们接受的通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机会那么少，却要求为他们的孩子兴办代价高昂的高中，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从整体上讲，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必须“牺牲当今一代”。
另外一个被采访者在县教育局公布这一最后决定前，离开了福建一个办得很好的公社中学。公社社员要求允许继续开办高中班，作为民办学校，雇用他们自己的教师，而不要永久关闭掉。第三个前教师也是福建人，他把这种请求说成枉费心机。他解释道，关闭学校是当今“路线”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线本身不变，只要决定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执行。
如表30和表31所示，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马上将学生按比例从普通学校转到技术学校，也没有做任何工作使关闭中学与学龄人口的减少相适应。中等教育的缩减要马上进行，而不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也不考虑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
表30　中等学校和学生：普通中学
资料来源：（1）学校：《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5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1976年、1979年学校的数目与其他资料提供的不一致，如，苏珊娜·佩珀：“‘四人帮’以后就中国教育的变化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国季刊》第72期（1977年12月），第815816页；《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4卷，第205206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卷，第134页。（2）学生：《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6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511512页。
应该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学制的过程中，即小学6年，中学6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年。据称，这是必要的，因为新的全国统一的初、高中课程如按10年制教学大纲教完，学生压力太大。
表31　中等学校和学生：中专
资料来源：1949—1979年：《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5—536页；《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4卷，第205—206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511—512页。
因此，从理论上讲，高中学生数量的减少并不标志着总体教育的下降。假如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能保持的话，大多数人总的来说仍受9年教育。但是很清楚，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39]这样，新的教育发展战略的最终结果是向狭窄、尖细的金字塔发展：以质量和数量而言，少数人可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多数青年人实际上受到的教育更少，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要比以前好。
尽管在中国谈社会主义理想已不再时髦，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评。理论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以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目前质量优于数量的教育政策倾向，作者估计，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龄6—18岁的32200万名青少年可能会有以下情况：有约2000万人成为文盲；至少13300万人只有小学以下水平；而仅有1000万人能得到某种专门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辩称，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批评目前片面强调质量的做法。“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他强调说，“不要等后代人写历史来总结教训。”[40]
“文化大革命”10年间质量平等的情况被坚决颠倒了过来。起初，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普通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比例。事实上，前者总是占优势的，但据说1∶1的比例最为合理，因为来自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需要2—3年的训练才能工作，养家糊口。不过，把普通学校转移为技工学校很快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如表31所示，这些学校增长很慢。一种可选择的办法是把职业课程引入普通非重点学校的高中课程中。目前正根据国务院1980年10月批准的教学大纲在这样做。[41]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基本上不可能去为升大学而竞争，而向他们提供的实际训练又不一定有用。中国人立刻遇到了其他国家在这一级学校引入职业训练时所遇到的同样问题。困难在于使教师和专业训练计划与学生毕业后可能做的工作相适应。例如，福建一个中学引进的第一批职业课程之一是服装加工。有这种技能至少可使他们从事商业，做个体服装制造商或裁缝。但是，这一地区没有这类工厂，而学生又没有学到加工整套服装的技能。所以，开这项课程被认为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