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7部分在线阅读

[135]《大乘起信论》之梵文为Mahāyāna-śraddhot
pāda-śrāstra。有一种译文，见峡田吉人：ś《信仰的觉醒：据认为是马鸣之作》（纽约和伦敦，1967）；又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1页以下；以及沃尔特·利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载《通报》，46（1958），第155—216页。其中讨论的主题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宗派所讨论的诸问题。
[136]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中国学研究选篇（1921—1970年）》（莱顿，1973），第148页以下、153页以下。
[137]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49—50页。
[138]见G.
E.萨金特：《朱熹与佛教》（巴黎，1955）。
[139]鸠摩罗什，或简称罗什，约公元350—409年。关于他的传记，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第2卷，第54页注2。
[140]ś
nūya，在数学上就是零。
[141]此即义学僧，这些人专攻教义，而不以主修寺院课程、默省和其他课业见长。
[142]“三论”包括如下经典：《中论》，是对据说为龙树所著的《中观论》的注疏；《十二部论》（Dvādaśa-nikā
ya-śāstra），据说也为龙树所著；《百论》（Sataka-śāstra），据说为提婆（Aryadeva）所著。
[143]即《大智度论》（Mahhā
prajñāpārāmita-upadeśa）；关于它的译文，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144]见前文。
[145]见前文。
[146]塚本善隆译注的《肇论研究》（京都，1955）；以及沃尔特·利本塔尔译：《肇论：僧肇的论文》（香港，1968）；又见鲁滨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的中观学派》，第123—155、210—232页。
[147]见前文。
[148]见前文。
[149]可能是源出突厥一蒙古族的一个集团所建，为拓跋氏（To-pa，或Tahgach）。
[150]见本章《佛教和道教的诺斯》。
[151]关于这种冲突，见塚本善隆等人：《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京都，1960），第69页以下；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恺撒译文》；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研究》，第74页以下；以及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261页以下。
[152]关于它的译文，见伯希和译：《牟子理惑论》，载《通报》，19（1920），第255—433页。关于北魏时代的佛教，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京都，1942）；《魏书释老志研究》（京都，1961）；以及《魏收的释老志》，赫尔维茨译，载《公元5世纪北中国的云冈石窟》，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编（京都，1956），第16卷（增刊），第23—103页。
[153]朱尔·布洛克：《阿育王的铭文》（巴黎，1950），第33页以下。
[154]见下文。
[155]关于崔浩，见《魏书》卷三五，第807页以下。关于北魏斥佛，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第241页以下；以及陈观胜：《论对北朝斥佛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156]塚本善隆：《魏收的释老志》，第69页以下。
[157]戴密微：《中国考古学札记》，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5（1926），第452页，注6。
[158]“僧祇户”中之“户”，是国库的财政单位。
[159]关于僧祇户和浮屠户，见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95—101页。
[160]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第247—285页；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第271—273页。
[161]关于北魏时期洛阳的佛教，见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58—165页；塚本善隆：《魏收的释老志》；　横超慧日：《北魏佛教研究》（京都，1970年）；W.
F.
J.詹纳：《洛阳的回忆：杨衒之与湮没无闻的京城（493—553）》（牛津，1981）；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译（普林斯顿，新泽西，1984）。
[162]关于北周排斥佛教的问题，见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概说·中国篇》，第29页以下；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86—194页；以及《论对北朝反佛教运动负责的几个因素》。
[163]“回向”，即parināmana。
[164]见下文。
[165]关于“社”的问题，见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251—269页；以及戴密微：《近期敦煌的研究》，载《通报》，56（1970），第17—18页。
[166]牧田谛亮：《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京都，1957），第31—38、55—56页。
[167]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第283页；矢吹庆辉：《三阶教教义与日本佛教》，载《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教授讲座设置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庆祝委员会编，（东京：《先驱报》，1954），第353—361页。
[168]此即“正法”（saddharma）、“象法”（pratirūpaka-dharma）以及“末法”（paścimaklāa），即“最末时期”。
[169]关于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佛教宗派问题，见利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另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第1页以下。
[170]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研究著作，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1—74、263—298、309—430、431—441、443—554页；又见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研究》；吉冈义丰：《道教与佛教》（东京，1959，1970，1976）；《道教的长生之愿》；大渊忍尔：《道教史研究》；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和《初期道教救世主义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老子和李弘》。
[171]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宗教》，第378页以下。
[172]关于这些性交技术，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517—541页。
[173]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534页。
[174]《晋书》卷一百，第2631页以下，没有用“天师道”这个名词。毫无疑问，“五斗米道”自汉代以来便已向东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