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6部分在线阅读

[95]《庄子·秋水第十七》。
[96]刘文典：《庄子补正》卷四下，第1叶。
[97]刘文典：《庄子补正》卷四下，第3叶。
[98]见白乐日：《虚无主义的叛乱或神秘的遁世主义》，第242页以下。
[99]见下文；以及鲁滨逊：《印度和中国的中观学派》，第103、198页。
[100]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8、76—77页。
[101]见本书《洛阳佛教的开始》小节。
[102]《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Pañcavimśat
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sutra。
[103]见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他的《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第426—443页。
[104]见戴密微：《佛教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渗透》，载《世界史书》（纳沙泰尔，1956），第25页注1。
[105]关于“六家七宗”，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2卷，第243—257页。
[106]又名支道林（公元314—366年）；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16—130页；戴密微：《佛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渗透》，第26—28页。
[107]关于“理”（或nomos），见戴密微：《关于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和《佛教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渗透》，第28—34页。
[108]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29页、第363页注248。
[109]卫德明：《论孙绰及其〈喻道论〉》，载《中国-印度学研究：利本塔尔纪念文集》5，3—4（1957），第261—271页；又见林克和蒂姆·李：《孙绰的〈喻道论〉》，载《华裔学志》，25（1966），第169—196页。
[110]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03—153页。
[111]关于译文，见艾蒂安·拉莫特译：《龙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
ch.ⅰ—ⅲ（卢万，1944—1980）第2卷，第308—309页，以及附录，第441页。
[112]关于道安，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84—204页；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普林斯顿，新泽西，1964），第94—103页；林克：《释道安关于僧伽罗刹的瑜伽师地论之序和早期中国佛教中释一道名词术语方面的问题》，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7：1（1957），第1—14页；《道安般若本体论的道家前例》，载《宗教史》，9：2（1969—1970），第　181—215页；以及《释道安传》，载《通报》，59（1973），第1—48页。
[113]见本章《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114]见本章《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115]例如，以“无为”译“涅槃”。这种方法自然只能导致误解。关于“格义”，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94—197页；林克：《释道安传》，第43—45页；以及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
[116]《综理众经目录》，公元374年。
[117]关于慧远，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04—253页；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03—112页；沃尔特·利本塔尔：《释慧远的佛教》，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0（1950），第243—259页；以及鲁滨逊：《印度和中国的早期中观学派》，第96—114页。
[118]此即“无限长寿”之意（Amitāyus）；或“无量光佛”（Amitābha）。
[119]见戴密微：《僧护瑜伽师地论》，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44：2（1954），第339—436页。
[120]关于《神不灭》一文的翻译和注释，见沃尔特·利本塔尔：《中国人关于灵魂永生的思想》，载《日本学志》，8（1952），第327—397页；《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中国佛教》，载《日本学志》，11：1（1955），第44—83页；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恺撒译文》，载《中国一印度学研究》，5（1957），第80—144页；以及鲁滨逊：《印度和中国早期的中观学派》，第102—104、196—199页。关于和鸠摩罗什的通信，见瓦格纳：《中世纪中国的生活作风和药物》。
[121]关于《神灭论》的翻译，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2卷，第289—292页；以及斯特凡·巴拉兹：《范缜的哲学和他关于佛教的论文》，载《汉学》，7（1932），第220—234页。
[122]关于《沙门不敬王者论》的英译文，见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恺撒译文》；以及陈观胜：《论对北朝反佛运动应负责的几个因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第261—273页。
[123]关于竺道生，见沃尔特·利本塔尔：《竺道生传》，载《日本学志》，11：3（1955），第64—96页；《竺道生关于世界的概念》，载《日本学志》，12：1—2（1956），第65—103页及《日本学志》，12：3—4（1956），第73—100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2卷，第270—284页；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12—120页；以及戴密微：《佛教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渗透》，第32—35页。
[124]关于这些朝圣者，见戴密微文，载路易·勒努和让·菲利奥扎：《印度的经典：印度学研究手册》第2卷（巴黎，1953），第399—404页。
[125]关于《佛国记》，有阿贝尔·雷米扎的译文（巴黎，1836）；塞缪尔·比尔：《佛教朝圣者法显等人从中国至印度的行记》（伦敦，1869）；翟理思：《法显（公元399—414年）行纪》（剑桥，1923；伦敦再版，1956）。
[126]关于“渐悟”与“顿悟”，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石泰安：《顿悟说。汉文与藏文关于此名词的诠释》，载《宗教史评论》，169（1971），第3—30页。
[127]关于《辩宗论》，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第2103号（18），第224c—228a页。
[128]见本章《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
[129]关于石虎，见《晋书》卷一○六上，第2761页以下；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京都，1958），第53页以下。
[130]见芮7沃寿：《佛图澄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1（1948），第321—371页。关于他之可能为佛教法师之说，见戴密微：《僧护瑜伽师地论》，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44（1954），第364页注8。
[131]此即“前秦”，公元351—394年；这个政权被原始藏人的姚氏家族所重建，史称“后秦”，公元384—417年。
[132]雅克·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西贡，1956），第235—236页；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125页。
[133]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234—237页；《5—10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杀》，载《高等实验学校论文集》，2（1960），第527—558页；冉云华：《中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我献祭》，载《宗教史》4：2（1965），第243—268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81—282页。关于中国佛教徒从心理的实际变化所产生的拘泥字义的倾向，可见热尔纳：《5—10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209—218页。
[134]关于真谛（公元500—569年），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1929—1970年）》（莱顿，1973），第1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