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63部分在线阅读

说明：“农村集体工业”和“全部工业”的数据，包括“村办工业企业的产量”。中国的数据通常将村办工业的产量包括在农业生产总值中。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24、38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130、227页；《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94—195页；《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15页。
最后，令人吃惊的是，中国领导层竟发觉自己正处在80年代初期农业繁荣的时期。在两个极好的年景之后，1980年一年收成欠佳，但到1981年农业产量回升，随后，在1982年和1983年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关于增长率上升的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这里要提的一点是，农业的缓慢增长限制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农业是消费品工业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农业出口是外汇的来源之一，农业进口是外汇的主要用户。例如，中国粮食进口从1979年的880万吨增至1982年的1610万吨，但1985年便减至仅为600万吨。[24]仅粮食进口减少这一项便节约了10亿多外汇。
对经济上这三方面限制放松的同时，又实行进一步下放经济决策权——包括投资分配——的政策。[25]例如，在1971—1979年间，对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对不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的2倍。相反，在1980—1984年间，对预算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依照预算运行的国有企业的投资要高40％。[26]因此，早在1981年便已开始的重申中央对投资的控制权的尝试没有成功。
如果中央政府更成功地重申它对投资的控制权的话，我们就很难弄清这怎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纯利润。中国取得工业迅速发展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由于较早放权促成的。况且，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集中在拥有大型企业的那些部门中。在1982—1986年这五年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以上，是来自集体所有制的中小型企业，而非国营企业；工业产量全部增长的1/3，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企业。
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开始于50年代，但由于“大跃进”（1958—1960年）的失误，它的发展夭折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再度努力发展农村工业，以向农业提供诸如化肥和水泥之类重要的投入物资；这在有关农业发展的部分中有详细的论述。然而，80年代初的农业工业化，与先前的尝试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新兴的农村工业，大多集中在距大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最大的自成一体的中心在上海、无锡、南京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大城市附近的江苏省南部地区。这些新兴工业多数与城市中的大型国营企业有分包合同关系。重视这些小规模生产，并非意味着这是调整时期重视消费品做法的延续。重工业方面的投资仍低于先前的水平，但鉴于轻工业增长率降至与1966—1978年接近的水平，重工业的产量跃居前茅。（参见表22）
表22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产量与投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373、375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65—66页。
1981—1986年，中国工业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但这种发展速度难以持续下去。归根到底，对1984年和1985年工业特别迅速发展的限制来自外汇。在198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由中央政府支配的那一部分，开始迅速下跌。只是通过大力扩大海外借款，才使外汇储备没有下跌到7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低水平。结果中国外债总额增加了，到1987年已达200亿美元。
通过年进口量的大大增长来刺激工业的加速发展，这只是需求方面的问题而已。而供应方面的问题，则是1981年后中国出口减缓造成的。1986年以后油价下跌，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的困难在于，中国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以前的制造品出口的增长率。障碍并不在于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而是价格制度（包括汇率）有利于国货的销售，而不利于进口货的销售。企业仍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销售获得更大的利润。1985年，随着价格调整，中国也开始了货币贬值，这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1986年，尽管油价暴跌，但制造品的出口仍提高了45％，或许这使总出口提高了13％。1987年，中国的制造品出口再次猛增，进口削减了；尽管工业增长率提高了，但中国贸易的账目再次接近平衡。
在迅速增长的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较大幅度地波动一般来说是正常的。在台湾，70年代制造业的增长率最低为－6.3％（1974年），最高为25.6％（1976年）。[27]同一时期的大韩民国，波动的范围在11.6％（1970年）和35.7％（1973年）之间。[28]日本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长期国际收支顺差以前，往往在经过了工业的迅速增长之后，便因国际收支紧张而出现一个发展缓慢的时期。因此，中国工业增长率的起伏，应被视为迅速发展中的相当典型的伴生物。在“大跃进”时期，工业生产漫无计划和毫不协调，在两年（1958—1959年）中增长了110％，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结果；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工业运转周期与“大跃进”情况是毫不相干的。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要求工业年增长7.5％，[29]这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的指标更加现实。中国无论实现还是超过这个指标，都依赖于外汇紧张状况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改革的全面进展。
改革工业体制
中国为克服能源和外汇方面的障碍以加速工业增长所做的努力，仅仅是80年代工业政策的一部分。意义最为久远的变化是在工业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尝试。
中国70年代的城市工业体制，从许多方面来看，是苏联工业中官僚指令性体制的翻版。生产什么、投入多少，均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决定。企业直接从负责分配资金和物资投入的国家机构获得它们所需一切。如果需要更多的投入，企业要么必须回到计划制定者那里去索求额外的分配，要么不得不同某些拥有这种特定物资的其他企业去进行非正式的（往往也是不合法的）交易。由于没有投资市场，因而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投入的资金和物质。
投资决策更加中央集权化。为造新厂而成立一些特殊企业；工厂造好就交给后生产性企业。造厂所需款项与生产性企业毫不相关，而是由政府预算调拨。银行的首要作用不是作为提供投资基金的来源，而主要是监督企业对计划的服从情况。
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从一开始便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决策过分集中，已被看作造成本章前面所描述的工业效率日益低下的一个原因。80年代之前，解决这一弊端的主要办法是把决策权下放到省甚至县一级。但是，这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基本特征却仍旧未被触动。关键的投入仍由政府机构按计划分配。在这些决定中，市场几乎或者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1979年，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已开始了改革这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试验。这些最初的改革尝试涉及这样的措施：允许企业与其他地区的企业进行竞争，而在这之前每家企业在本地区的市场享有垄断。[30]另外，他们还试图重新利用奖金来刺激工人和管理人员，而且一改以往政府计划只重视生产总值指标的做法，而更加重视利润指标，以此从内部提高企业的效率。
这些早期的变化丝毫未改变中央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的作用。市场力量的作用增加了，但仍明显服从于计划。扩大市场作用的努力遭到政治局某些成员强有力的抵制，他们阻止1982年和1983年激进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次辩论中的核心人物又是那位陈云，不过这次他是站在阻挡进一步变革的那些人一边的。他看到了市场的作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相信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应占主导地位。[31]
并非是陈云的观点改变了，事实是一个更加年轻、更加激进的改革集团获得了既有权势又有影响的地位。这个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赵紫阳，他于1980年出任总理。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主要是由这些更激进的改革者起草的。[32]这个文件为掩饰其全部意图使用了隐晦的语言，但事实上，它号召大力摆脱官僚指令性体制，各经济部门都向发挥市场力量的方向发展。
在此后的三年中（1985—1987年），围绕着适当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而出现的政治斗争时起时落。主张市场化的那些人在1986年占了上风，只是在1987年胡耀邦被免职以及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者受到清洗时，他们才遭受到挫折。然而，到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尽管在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两名被认为是支持继续发挥官僚指令性体制作用的成员，但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改革已回到正轨。
不管支持这个改革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在1984年10月的文件公布之后的那几年中，市场力量的作用被大大地增强了，但市场力量的扩大并未触及中央计划和指令性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使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益，就须有五个重要的因素：
1.首先，工业的投入与产出必须与市场的购买与销售相适应。早在1985年上半年，对429个企业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市场销售量从1984年占总销售量的32.1％提高到43.8％。由市场提供给这些同样的公司企业的物资投入，也从16.4％提高到了27.3％。[33]从此以后这些百分比还大大提高了，但具体统计数据我们无法获得。
2.企业管理人员必须依据市场规律行事，否则，市场力量将不能使企业产生有效的结果。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不再像典型的苏联指令性模式中那样，全然不顾市场机制，一味提高生产总值，这一点已毫无疑问。企业首次同利润挂钩，这些利润可用来支付奖金、盖住房，或为员工其他方面的福利。[34]但是，对一个有效的市场来说，关键在于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销售量来提高利润，而不是想方设法从政府搞到资助。
然而，中国的企业仍严重依赖官僚体制提供各种资助。例如，随着最近的一项改革，税率应按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但在实践中税率仍是商定的，以使企业免遭损失。[35]尽管银行试图提高提供贷款的条件，但企业仍然很容易以高额补贴的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批准破产法的工作正在做，但到1987年，这个法律仍处于试行阶段。尽管小型的集体公司往往可通过或不通过破产法便被允许破产，但事实上，仅有一家沈阳的国营公司被许可宣告破产。
因此，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对混合在一起的各种信号做出反应。与利润挂钩，使他们比在7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但企业管理人员成功的关键，仍取决于他们迎合高层经济官僚的愿望的能力。
3.改革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价格能反映出经济中真正相对短缺的情况。如果价格不正常，投入和产出都不会投到或产自最需要的地方。但是，在诸如中国这样的体制中，绝大多数的价格由国家制定，因此，进行价格改革极其困难。国家每改变一次价格，都会造成赚方（产品获得更高价格者）和赔方（必须支付更高价格者）。赔方竭尽全力，抵制这个价格改革。就中国情况而言，赔方中有许多是为能源及其他投入物资支付更高价钱的大企业，因此，它们可以向制定价格的官僚机构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在80年代初期，物价改动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物价仍稳定在20年前制定的水平上。
然而，随着可以越来越多地从市场上获得工业投入与产出，中国人发现在市场上价格波动所受的抵制越来越小。结果发展出了一套双轨价格体系。官僚机构分配的货物仍然按照国家制定的旧价格支付，而同种产品在市场出售，其价格就要由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决定。因此，物价改革的关键在于，扩大在起辅助作用的市场上物资的范围，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固定的。而事实上在1986年和1987年也正是这么做的。市场最终能否制定所有的价格，抑或国家能否继续在价格制定上起主导作用，这仍是争议颇大的问题。
4.扩大市场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促进生产率的加速发展。但市场之所以能提高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市场能感受到竞争的力量。如果每个企业都垄断了自己的市场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压力去改善生产状况了。在70年代初期的中国，甚至县级企业都获得对所在地的市场的垄断权。企业之间的竞争并未集中在市场上，而是采取了赶超国家定额的形式；获胜者可得到一面红旗或一次到北京旅游的机会。
在80年代初期，国家行使的企业垄断权开始消失。在商业领域，集体与个体的零售商直接和国家的零售商店展开竞争，因此，这很容易对已经改善的工作（更长的服务时间，服务更周到的售货人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生产那些积压商品的工业企业，也必须降低产品价格，改善产品质量，或者在产品销售上投入更多的努力。问题在于，许多工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对这些企业来说，几乎没有在竞争中改善生产状况的压力。即使质量不高，服务不周，销售也是自动进行。增加竞争性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地废除国家行使的垄断权，且要改革必须通过使管理人员按上述“2.”所描述的市场规律办事，消除需求过大的根源。
5.最后，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需要政府维持一个能为人接受的价格稳定水准。而什么能为人接受是由政治决定的。在中国，消费者长期以来已习惯于价格丝毫不提或一年中只提1％或2％。这种稳定性部分地是对4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所做的反应，那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并导致了共产党上台。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很难容忍价格增长。当80年代价格上涨时，他们自然而然的本能就是重新控制物价。但面对过度的需求，再控制物价就造成了排长队现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定量配给，使经济退回到官僚指令性体制的道路上。1985年和1986年，中国的问题尤其尖锐。在这两年中，官方统计的城市生活费用指数分别提高了12％和7％。人们普遍相信，按非官方统计，物价增长率高得更多。这些增长特别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他们的批评是市场取向改革放慢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改革者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学会运用宏观经济控制，限制过度的需求，从而限制物价上涨的速度，进而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改革者尚无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杠杆控制通货膨胀的先例可循。
到1987年年底，中国工业部门在进一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在五个因素方面上都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官僚对企业行为，特别是对大型国家企业行为的控制，依然无处不在。也许改革者中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全面走向诸如在香港通行的那种自由市场体制的道路。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实行一种官僚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体制普遍具备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韩国的体制所具备的那些特征。中国与其东亚邻国之间依然有个重大差别，这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程度。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尽管国有企业很多，但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私有制。在中国，事实上，所有未与外国企业合资的大型企业都属国家所有，尚无计划表明要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出售给私营部门。
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前途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和政治局的组成。具有相同或可能更大意义的则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情况。1986年有40万个这样的企业，它们的产量占中国工业产量的40％。中央没有办法通过计划来控制这些企业。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都在市场上购买投入物资和出售产品。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集体所有的，但公司中的私有制成分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36]只要这些小型企业如此迅速地持续增长，国家就别指望退回到像1956—1957年或1963—1965年的那种完全苏联式的指令性体制上去。因此，8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促进农村和其他集体企业发展的尝试，起到了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作用。
农村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