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64部分在线阅读

1978—1979年以前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做出忽视消费品投资的决定，是因为他们理论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或费尔德曼一马哈拉诺比斯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些说法深信不疑的缘故。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还另有一个原因。使他们早些年不担心忽视消费品投资所造成的后果。全部消费品的2/3—3/4由农业部门提供。[37]而就农业而言，中国有一个无需国家大规模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发展战略。
这个农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农民可在没有很多外援的情况下，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自力更生”一词在中国过去30年中，含义不尽相同，但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地区，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战略，依此战略农民自己提供他们所需的大部分投入，不管是劳力、资金，还是诸如肥料之类的经常性投入。
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构成这种自力更生战略的思想起源于较早的时期——尤其是在1955—1956年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在1958—1959年的“大跃进”中则更为明确。这个战略有什么特征呢？尽管侧重点因时而异，但主要的组成部分在1978—1979年政策变化之前始终未变，而某些组成部分即使在政策变化之后依然存在。其主要特征如下：
1.相信中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对发展来说，是一笔可以动员的财富。如果适当地加以激励和引导，这些劳动力能为自己提供灌溉系统、道路和平整田地之类的基础建设。关键在于如何提供必要的动力，而“解决的办法”很多，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鼓励人们为社会福利而忘我地工作，直至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公社，以确保农村建设有益于农民物质利益等等，不一而足。
2.尤其是在1959—1961年的歉收之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对农业投入更多的现代化物资，如化肥和机械，但问题仍然是，由谁来提供这些投入物资。在1966—197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着眼于农村地区的小型企业，而不是那些往往由国外引进的、位于城市工业中心的较大的工厂。
这两个主要特征与70年代末以前的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有着清楚的关系。在公众的言论中，往往还提到其他几个重要的特征，但它们与实际情况的关系还不太清楚。人们强调过减少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当时还提出过“以粮为纲”的口号，这导致了对经济作物的忽视，但这个口号没能坚持始终，只是偶尔被提起。按照某些分析者的解释，“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意味着在关键性物资的投入与分配上，农业享有首要的优先地位；但正如前文对投资重点的讨论所澄清的，这个解释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将返回收入分配和过分重视粮食的问题上，但首先，我们对自力更生战略的中心特征以及对它们对生产与收入的影响的评价，需要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
基本建设中的劳力动员
就1955—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和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的成立而言，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方面的理由是，人们相信，它们的成立就有可能动员千千万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修建中国缺乏的灌溉系统、道路之类的基础设施。这个观念并不新奇。西方的经济学家（纳克斯、米尔德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直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拥有大规模的尚未开发的农业劳动力资源，这些农民绝大多数以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庄稼为生。这个主张认为，这些农民能自己解决基本设备（铁锹、运土筐），利用农闲，从事掘沟挖渠、变多丘荒地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如果适当地加以组织，这类工作可在不影响中央政府的预算并在短时间中毫不减少农业产量的情况下进行。印度的社区发展规划和世界性的农村工程项目，都是以过剩劳动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调动起来的信念为基础的。结果，这些项目有许多完全失败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国际援助机构的大量资助后才得以存在。
然而，中国由于在绝大部分农业用地中废除了私有制，情况便有所不同。私有制给使农村劳动力自愿从事公共工程项目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因为，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往往得不到主要的好处。以一条新建的灌溉渠为例，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在渠边拥有土地的人，他们用水最为便利。但那些从事这项工程的人，却往往不得不从较远的地方引水，况且，其中许多人是无地的劳动者或者佃农。他们要么根本认识不到生产力会提高，要么即使住得离水渠很近，能够使产量提高，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增加部分被更高的费用抵消。
农业合作社及后来的公社的成立，使劳动与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可以动员全村的人去修建一条水渠，但这条水渠仅能使全村1/4的土地增产。而村民（公社社员）将按其完成的工作量得到数额不同的“工分”。增加的产量并不归耕种较丰产的1/4土地的那些人，而归全村所有。全部产量，包括增加的那部分，将在村民中依所得工分多少，按比例分配。[38]
遵循这个原则，中国在1956—1957年动员了上千万的农民，而在1958—1959年动员的则更多。数量庞大的土石被搬走了，但随后在1959—1961年，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作物歉收。像“大跃进”时期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人们很难分辨清楚随后的那些灾难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管理不善，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这个事实——首先劳力动员的观念一直是基于错误前提之上的。由于缺乏明确的评判基础，一旦从“大跃进”时期的作物歉收中恢复过来后，那些仍认为劳力动员是农业发展之关键的人，便又能重申他们的主张。由于将高低不平的干旱土地改造成大片的便于灌溉的平坦土地的成就，诸如大寨大队和林县之类的地方于是成为闻名全国的榜样。虽然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说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劳力动员和完成工程的数量，但这些东西却是实实在在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工程是否会对农业生产产生较大的影响。
表23　农业产量的增长率
说明：副业产量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工业，它们被从全部总产值中抽掉了；全部数据被转换成1980年的价格，而这是从1971年中国农业总产量数字中得到的价格指数中得出的；1971年的数据既有1957年又有1970年的价格，1980年的则既有1970年的又有1980年的价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130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28—31页。
有关中国农业产量的基本数据参见表23。这些数据表明，1966—1976年间，生产的增长率高于2％的人口增长率。问题是这种生产的增长是通过劳力动员实现的，还是由于增加了化肥之类的现代化投入物资的数量和改良了农作物品种的缘故。有关农业投入的数据，参见表24。
表24　农业的投入
a.这些数据实际上是泛指农业方面的劳动力的，因此，包括少数非农业劳动者在内。
b.土地数据部分来自机耕或灌溉土地面积以及机耕或灌溉地在全部土地中的百分比。人们普遍相信，土地数据被低估了。
c.这些数据自包含0.202的营养成分（1981年的实际营养成分）的“标准重量”的肥料中得出。
d.这些数据是1985年的。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4卷，第342—345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185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17、19、36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4卷，第111页。
农村建设中劳力动员的目的，是为种植农作物增加土地数量，提高土地质量。但表24的数据却表明，1965—1975年间可耕地的数量实际上减少了，而水浇地的面积却增加了1000万公顷，从1965年占全部土地的32％提高到了43％。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可耕地的数据被低估了，[39]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可耕地可能是在纯增长。另一方面，水浇地面积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华北平原上引入机井这一事实，而机井的引入与劳力动员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言。
农村建设的主要结果，或许不是在丰年中提高平均产量，而是保障农民在恶岁中免遭旱灾和涝灾之苦。但在1972年、1978年和1980年，旱涝灾害直接影响的面积分别达到1720万、2180万和2230万公顷。而仅在1960年和1961年这两个灾年中，受灾面积就分别达2500万和2880万公顷，这是自1949年以来受灾面积最多的。[40]无疑，这些灾害在70年代造成的后果要比以前小，所以，一些重要成果被归功于农村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如果把它们与1956—1976年20年中所投入的巨额劳动时间相比，这些成果是微不足道的。
在如何看待劳力动员对提高农业产量所做的贡献这个问题上，可供选择的办法之一是，首先不妨评价一下现代化投入物资对提高农业产量的贡献，然后再对不能用现代化投入物资来解释的其他因素做一个评价。这个方法被冠以“增长计算法”之名而为人所知，它常常被用来估价生产率的提高情况。[41]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进行这些计算所需的数据是未经整理过的，而且很可能是利用那些有争议的假设获得的。然而，表25中所列的统计结果还是有启发的。如果将这20年（1957—1979年）的劳力动员视为一个整体的话，化肥、杀虫剂和改良品种的增多等生物学方面的因素占作物产量总增长近2/3。而增加直接用于农作物生产的劳力，加上使用了节省劳动的机械[42]以及增加了使产量增长的水浇地等因素，占作物产量总增长的其余部分。而如早已指出的，水浇地面积的扩大，绝大部分是通过对动力传动的现代化机井的资本投资带来的，而不是通过大量的强迫劳役带来的。1965—1975年的数据不完全可靠，但与真实情形相差不远。对这个时期来说，留存下来的东西至少还是确实的，这意味着增长的农作物产量中有一部分并不是由于现代化投入物资的增加，也不是由于庄稼中直接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和机器，必然另有原因。
表25　中国农业增长情况
a.尽管由于地方条件有些不同，按养分测量的一吨化肥通常能使粮食产量增长10吨左右。化肥产量增长的情况从表24的数据可以得到。为了增加农业产量，化肥产量增长到了10倍，而且在1970年，粮食的平均收购价格提高到216.4元（《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81页）。如果假定某些肥料用于经济作物，总额就会更高一些。
b.这个劳动估算包括了绝大多数以最不可靠的数据为基础的假设。农村劳动力的数字来自表24。我们假定了每个劳动者一年中将130天专门用于种植作物。这个数字是1957年的，来自《统计研究》第8期（1958年8月23日），第8页。最棘手的问题是，在事先未对农业生产函数作出估算之前，去估算那种劳动的边际产量。一项中国的调查指出，集体劳动每天的人均（收入）值在1976年为0.56元，比1956年的0.70元和1957年的0.68元有所下降（《人民日报》1978年12月7日）。这些均是平均产量的数据，而既然它们在下降，这种边际产量可能要比平均产量低。在这里，我们使用了0.50元的估算作为一日种植作物所耗劳动的边际产量。
c.有关水浇地面积扩大的数据来自表24。假定水浇地每年比非水浇地能多生产两吨粮食的话，那么，按1970年的价格，每吨粮食216.4元。
d.农业生产总值的数据，在1957年和1965年以1957年价格计算，在1970年、1975年和1979年按1970年价格计算，它们都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41页。1980年作物生产的有关数据，以1970年和1957年价格计算，这表明作物生产的通货膨胀扣除率为1.35，这个数字与1970年高于1957年的1.33的农民购买价格指数大体一致。我运用1.35的数率将1957年的数据转换为1970年的价格。1975年的作物产量的数字是采取了农业生产总值的70％为作物构成的办法获得的。
e.这些数据，是通过从作物生产总值的变化（4）
中减去已被核实的投入物资（1，2，3）得出的。
假设稍有不同，结论也会稍有不同，然而，只有根本性的变化才能改变主要的结论。大规模动用农村劳力，对农作物产出的影响，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都很小，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影响确实很大，但都造成现代化投入物资的浪费，致使收成大减。更具体地说，如果化肥和相关物资投入能得到合理使用且获得预期的产量，即1公斤养分生产出10公斤粮食，那么产量增加的原因有一半甚至多于一半要归功于化肥。否则，肥料被无效使用，造成产量更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劳力动员进行的土地改良或许会在提高产量上作用更大。这里所重用的增长手段，不允许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解释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这两种解释中，没有一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建设的劳力动员已被证明是中国达到农业产量增长的一个成功的手段。充其量它只是农业增产的一个辅助因素。效果不大的部分原因是公社体制存在管理和物质刺激方面的问题（公社是劳力动员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类型的农村建设工程，不是能给中国缺少灌溉系统的地区带来灌溉系统改进的最适用的技术手段，原因也是如此。华南地区早在1000年以前便已开始修建这种灌溉系统，这些系统虽可改造，但这些改造工作所能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华北地区迫切需要一个更可靠的水源，但是，只在少数几个地区，诸如大寨和林县所在的太行山脉边缘地区，才有可能仅仅通过劳力动员来显著扩大水浇地面积。在其他地方，人们不得不更多地利用长江水，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清除很多淤泥，而这项工作只有在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方案，在长江上游兴建堤坝和发展绿地的条件下，才能进行。[43]或者，就得像人们时时考虑的那样，必须想方设法南水北调，把长江里的水往北引，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件小事，肯定不是，几百万农民扛着锄和锹，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能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