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34部分在线阅读

[20]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美关系，1949—1971年》[494]；吉纳·萧和迈克尔·威吞斯基：《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政策含义》[313]。
[21]G.F.赫德森、理查德·洛温撒尔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苏争论》[343]；戴维·弗洛伊德编：《毛反对赫鲁晓夫》[247]；亚力山大·达林等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2]；约翰·吉廷斯：《中苏争论概观》[268]；威廉·格里菲思：《阿尔巴尼亚与中苏分裂》[280]，《中苏的分裂》[281]和《中苏关系，1964—1965年》[282]。
[22]罗伯特·R.鲍伊和费正清编：《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政策文件及分析》[59]；联合研究所：《中共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1966—1967年》[732]和《中共中央文件》[732]；H.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献概览》[299]。
[23]约翰·W.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主要原则》[439]。
[24]佩里·林克编：《（人妖之间>及刘宾雁在毛以后所写的其他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461]。
[25]威廉·辛顿：《反省》[300]；阿林和阿黛尔·里克特：《释放的俘虏》[614]；卡洛·休戈：《在毛泽东的土地上》[689]；埃里克·周：《人必须选择》[145]；玛丽亚·晏（音）：《宏大的园地：红色中国学生生活写照》[833]；莫里斯·R.威尔斯：《叛徒》[794]；包若望和鲁道夫·切尔明斯基：《毛泽东的犯人》[18]；米哈伊尔.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393]；斯文·林奎斯特：《紧要关头的中国》[458]；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296]；查尔斯·泰勒：《在红色中国的记者》[698]；董继炳（音）和汉弗莱·伊万斯：《思想革命》[729]；尼尔·亨特：《上海日记》[348]；杰克·陈：《文化革命内幕》[100]；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革命之子》[446]；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以后的中国》[262]；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活跃在苦海中》[72]；理查德·伯恩斯坦：《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42]；杰伊和林达·马修斯：《十亿》[520]；戴维·邦纳维亚：《中国人》[56]；约翰·弗雷泽：《中国人》，第253页。
[26]利莎·霍布斯：《我看见了红色中国》[304]；罗伯特·吉莱恩：《中国醒来的时候》[284]；G.S.盖尔：《中国没有苍蝇》[260]；苏珊·拉宾：《蚁冢》[414]；威廉·史蒂文森：《黄风》[687]；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672]。
[27]这类报告的例子包括S.D.理查森的《共产党中国的林业》[612]；W.R.格迪斯：《共产党中国的农民生活》[263]；巴里·里奇曼：《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和经理》[613]，见《哈佛商业评论》（1967年1月），第57—78页；杰弗里·奥尔德姆：《中国的科学：一个旅游者的印象》[558]，见《科学》，147.3659（1965年2月），第706—714页。
[28]例如，见美国全国科学院出版的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编写的报告[185]。它们评价了中国各门科学的状况：植物研究（1975年），固态物理学（1976年），昆虫防治（1977年），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1977年），古人类学（1977年），口服避孕药和类固醇化学（1977年），小麦（1977年），天文学（1977年），地震工程学和减少意外事故（1980年），海洋地理学（1980年），核科学（1980年），牲畜农业（1980年）。又见余英时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古代史学，汉代研究代表团的报告》[836]；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中国的传统绘画和现代绘画》[185]；安妮·瑟斯顿和贾森·派克编：《中国的人文主义的与社会科学的研究》[714]；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753]；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经济代表团访华报告》[185]；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小型工业》[6]。
[29]K.M.潘尼卡：《在两个中国》[561]；马修·李奇微：《朝鲜战争》[615]。
[30]阿瑟·拉尔：《共产党中国如何谈判》[416]。
[31]《在中国的美国人，1971—1980年：密歇根大学国立中美关系档案馆指南》[7]。
[32]玛丽·谢里登：《对英雄的仿效》[655]，《中国季刊》[133]，33（1968年1—3月），第47—72页。
[33]艾琳·布卢门撒尔：《中国道德教育中的榜样：儿童读物透视》[53]，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6；查尔斯·里德利、保罗·戈德温和丹尼斯.杜林：《共产党中国培养模范公民》[616]。
[34]约瑟夫·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作为生活反映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337]。
[35]见默尔·戈德曼《中国知识分子》[271]；克莱夫·安斯利：《吴晗的异端邪说》[11]；詹姆斯·普西：《吴晗：借古非今》[590]；科林·麦克拉斯：《中国的业余戏剧，1949—1966年》[498]和《文化革命后的京剧（1970—1972年）》[499]，见《中国季刊》[133]，55（1973年7—9月），第478—510页。
[36]特别见弗雷德里克·盖恩斯兰《文化与决策：中国、日本、苏俄和美国的社会势力》[258]，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84。
[37]例如，佩里·林克编：《人妖之间》[461]；佩里·林克编：《顽强的毒草》[462]；佩里·林克编：《玫瑰与刺》[463]；尤金·约扬编：《艾青诗选》[225]；苏珊·沃尔夫·陈译：《冯骥才：菊花及其他故事》[103]。分析见邦尼·S.麦克杜格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年》[522]；梅仪慈《丁玲的小说》[240]；杰弗里·C.金克利编《毛以后：中国的文学和社会，1978—1981年》[391]。
[38]见科恩编《刑事诉讼程序》[179]；斯坦利·卢布曼：《毛与仲裁：共产党中国的政治斗争与争论的解决》[486]，见《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55：5（1967年11月），第1284—1359页；维克多·李：《惠阳的公安局与政法工作，1952—1964》[445]，见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438]；鲍大可：《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28]。
[39]维克多·福肯汉：《福建的县政府》[233]，见《中国季刊》[133]，59（1974年7—9月），第518—543页；戈登·贝内特编：《中国的财政与贸易：政策读物》[37]；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官僚机构内部的联络方法》[557]，见《中国季刊》[133]，57（1974年1—3月），第1—39页。
[40]这类研究的初步成果，见玛杰里·沃尔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802]；斯蒂文·莫舍：《破碎的大地》[533]；威廉·帕里什编：《中国农村发展的难题：发展中的争论》[562]。
[41]一个例外是盖尔·亨德森和迈伦·科恩的《中国的医院》[295]。
[42]例子包括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575]；德博拉·戴维斯一弗里德曼：《长寿：中国的老人与共产党革命》[196]；戴维·M.兰普顿编《毛以后中国的政策贯彻》[418]中的几篇文章；蒂伦·怀特：《在中国农村贯彻“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人口计划：国家目标与地方政策》[784]，见戴维·M.兰普顿《政策贯彻》[418]；史蒂文·巴特勒：《中国农村行政机构中的矛盾与决策，1969—1976年》[71]；鲍大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26]；斯图尔特·R.施拉姆：《“经济挂帅”？三中全会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年》[636]，见《中国季刊》[133]，99（1984年9月），第417—461页；安妮·瑟斯顿：《中国文化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见的创伤》[713]，《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第一部分，57.4（1984—1985年冬），第599—620页，第二部分，58.1（1985年春），第5—27页。
[43]史蒂文·巴特勒是一个例外，他与人共享他的关于河北人民公社的原始材料。刘易斯·普特曼为这些意外的材料作了计算机使用的准备。
[44]J.布鲁斯·雅各布斯：《中国的政治联盟中排他主义的一个雏形：一个台湾乡区中的“感情”与“关系”》[360]，《中国季刊》[133]，78（1979年6月），第237—273页；卢西恩·派伊：《中国人的政治精神》[592]；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674]；理查德·W.威尔逊：《学做中国人：台湾儿童的政治社会化》[795]；玛杰里·沃尔夫：《林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801]；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对中国一个县城的社会生活的研究》[257]。
[45]爱德华·亨特：《红色中国的洗脑》[347]；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对中国“洗脑”的研究》[454]；埃德加·斯凯恩、英奇·施奈尔和柯蒂斯·巴克：《强制的劝说》[628]。
[46]见许华茨《“毛主义传说”的传说》[643]，《中国季刊》[133]，2（1960年4月），第35—42页；《论毛泽东的“创造性”》[642]，《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34.1（1955年10月），第67—76页，和《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639]；魏特夫：《“毛主义”的传说》[799]，《中国季刊》[133]，1和2（1960年1月和4月），第72—86页和第16—31页；阿瑟·A.科恩：《“毛主义”有何创造？》[178]，《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10.6（1961年11月），第34—42页，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77]。
[47]见富兰克林·霍恩《中国的政治传统》[308]；戴维·S.尼维森：《共产党的伦理学与中国传统》[553]，《亚洲研究杂志》[361]，16.1（1956年11月），第57—74页；芮沃寿：《斗争与调和：现代中国竞争准则的表征》[810]，《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6.1（1953年10月），第31—44页；贺凯：《传统的中国审查机关与新的北京政权》[342]，《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uiew），45.4（1951年12月），第1041—1057页。
[48]见S.B.托马斯《共产党中国的政府与管理》[711]；赵国俊：《共产党中国的群众组织》[93]；H.阿瑟·斯坦纳：《共产党中国当前的“群众路线”策略》[686]，《美国政治科学评论》，45.2（1951年6月），第422—436页；文慧·C.陈：《共产党中国的战时“群众”运动》[106]；反对集中营制度国际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迫劳动和集中营的白皮书》[184]；魏文启（音）：《1952年以前的共产党中国的法院与政策》[775]；陈锡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04]；查默斯·约翰逊：《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政策》[367]。
[49]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637]。
[50]见鲍大可《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28]。
[51]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749]。
[52]库尔特·伦敦编：《一致与矛盾；中苏关系的主要方面》[480]；唐纳德·特雷德戈尔德编：《苏联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共产主义：相似点与不同点》[721]。
[53]D.W.福克马：《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年》[249]；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文艺见解者》[270]。
[54]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474]；沃尔特·盖伦森、亚力山大·埃克斯坦和刘大中编：《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向》[218]；W.W.霍利斯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价值，1950—1957年》[305]；肯尼思·R.沃克：《中国农业的计划：公有化与私人经济成分，1956—1962年》[758]；亚力山大·埃克斯坦：《共产党中国的国民收入》[213]；德怀特·珀金斯：《共产党中国的市场管理与计划》[577]；乔治·埃克隆：《为中国政府的预算提供资金：大陆中国，1950—1959年》[212]。
[55]拉尔夫·鲍威尔：《共产党中国的军政关系》[587]；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任务》[267]；埃利斯·乔菲：《党与军队：中国军官的职业化与政治控制，1949—1964年》[366]；爱丽丝·兰格利·谢：《中国的秘密军事文件：军事学说与战略》[319]，《中国季刊》[133]，18（1964年4月），第79—99页。
[56]杰罗姆·科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年》[179]；詹姆斯·R.汤森德：《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关系》[720]；马丁·怀特：《中国的小团体与政治仪式》[788]。
[57]这些论文收入许华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641]；又见他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640]。
[58]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著作《毛泽东》[630]，《毛泽东的政治思想》[631]；又见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08]。
[59]特别见约瑟夫·利文森的三部曲《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434]；又见约瑟夫·利文森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思想》[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