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33部分在线阅读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斗争模式的优势
“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深刻地影响了论述中国的第二手文献。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的极权主义在1966—1976年期间更甚于其他任何时期，这时社会、文化、经济各个方面的政治化达到最高点，对领袖的神化达到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个人崇拜顶点，恐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然而除去少数例外，研究领域却从极权主义模式转向更加复杂的方面以解释中国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模式不再能使研究者着迷，特别是它对于说明变化无能为力。而且，极权主义模式假定有一个相对来说不受斗争影响的、受过锻炼的政治统治集团。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启示，那就是：不仅在这个运动刚刚发动以后，而且在这以前，中国就受到斗争的折磨。
重要的不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事实，1966年以后获得的新材料，对中国分析家也有重大影响。特别这时在有组织的混乱中发行的红卫兵小报和其他昙花一现的材料，提供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高层政治迄今不为人知的情况。以前往往不知其存在的重要指示的原文，现在被公之于世。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样一些重要会议的主要材料，出现在社会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的有价值的汇编，在中国国内流传，其中一些流传到国外。这种泄露的原因，是互相敌对的战斗组力图玷污对立面的声誉。
与此同时，难民继续逃往香港，其中有愈来愈多感到幻灭的能说会道的年轻人（许多是从前的红卫兵），他们曾被送往中国农村。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出版物的质量起了变化。通过历史影射现实的政策辩论不断增加。甚至中国的新闻记者也得不到可靠的统计数字来充实他们的报道。的确，由于国家统计局已被取消，检查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变得极其困难，最高领导人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究竟知道得怎样，也不清楚。大致说来，1966—1976年的主要资料，由三部分组成，即香港的访问、“文化大革命”泄露的特殊材料和愈来愈枯燥乏味的出版物。（出版物质量的下降和难以获得，导致西方学者日益依靠美国和英国对电台广播的监听。）香港监听哨的重要性增加了。身临其境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是首先写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报道的人。[62]
现实和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斗争中的社会：领导人被自相残杀的斗争所折磨；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与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串联起来，折磨社会上其他部分的人；地方上的单位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互相攻击。记述的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斗争爆发的确切时间，引起这个体制分崩离析的原因以及斗争过程带来了什么。研究者很快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另外一些人归因于庐山会议，还有一些人归因于毛对60年代初的政策和机构调整愈来愈不满意。更有一些人避开全部争论，而展开一场更为复杂的辩论，内容是，在易变的联盟中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1964—1965年发展到一个危机阶段。[63]
至于斗争的根源，有些人集中注意力于毛的企图改造中国；另一些人强调结构上的缺陷和毛主义体系的分裂；还有一些人把混乱归因于政治文化上的深刻缺陷；有少数人则企图归因于越南战争带来的外部压力和内政造成的结果；更有人研究社会内部的和经济的压力。记述上的第三个基本任务，是把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过程：红卫兵是怎样组织起来和怎样互相作战的，在一些具体单位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学术工作仍处在初期阶段；有些典型的著作现在可以得到；但在这些著作写作时，对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动力，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只有模糊的了解。[64]
除去描述，对一个斗争中的中国的感性认识，会推动对中国的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新的资料使这两个课题都能进行。资料也刺激了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兴趣。毛在教育、公共卫生、农业、公安、文化、企业管理、军队事务、控制官僚主义等方面的改革，和国家改变分层体制的尝试，激起外部对毛的政策本质的兴趣。此外，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报和官方的出版物上，有许多文章详细讲到自1949年以来“修正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大意是说，毛在每个领域的支持者，如何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代理人的反对、阻挠或破坏。彭真和罗瑞卿被认为在公安工作上推行了刘的“黑线”，邓子恢曾经是他在农业方面的极坏的帮手，薄一波和陈云是经济领域的主要罪人。这些揭露成了热心探索具体领域的政策发展的外国研究者著述的内容。
更准确地说，新的问题逐渐支配了这个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中央决策过程的性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65]有些人把决策过程看成是主要受毛的控制；这位主席把斗争引进了这个体制。另外一些人用新的资料证明，宗派斗争是这个体制特有的弊病，毛和他的联盟者就是几个在斗争的宗派之一；这个体制的动力，来自互相斗争的宗派力图生存下去，壮大自己，战胜对手。还有一些人强调，政治斗争是在实际存在的复杂问题上展开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未必使这些派别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互相反对。更有一些人拒绝参加辩论，认为决策过程随着时间与问题的不同而变化。看法之多，表明新资料除了它已经提出的问题之外，还可以引出更多的实质性问题，但资料的性质不允许对非此即彼的解释作严格的检验。
在中央与省的关系问题上，存在同样的情况。有些人把这个经济体制看成是中央控制的，而另一些人则说它是“由许多小单位组成的”，其中的下层单位——省、县、公社——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并有顶住中央的能力。“文化大革命”中对各省官员的责备，为辩论的双方都提供了依据。总之，各省对北京从1966—1976年发布的不同政策作出的显然有差别的反应，以及各省广播电台在主题内容和着重点上的明显不同，这些在企图解释这种现象的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引起了一片争吵。[66]
唐纳德·克莱因和安妮·克拉克编的一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精英人物的重要参考书《中国共产主义人名词典，1921—1965年》[392]的完成，美国政府积累起来的传记档案的比较容易得到，以及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的提升与清洗引起的精英人物的较大变动，刺激了研究精英人物浮沉的兴趣。[67]这种对中国精英人物的数量分析发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关于其他题目的确凿资料；这个领域之所以引起兴趣，是因为比较说来，这里的机会比别处大。关于精英人物升降浮沉的原因，在这个领域里也爆发了热烈的讨论。什么最能解释提升与贬抑：是非正式的保护人与受保护人的关系，真才实学，正式的官僚地位，还是意识形态与政策优先？如果保护人与受保护人的关系具有决定意义，那么保护的根据是什么：是同乡，老同志，老同学，还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资格更老的后台？如果提升的标准是真才实学，那么什么本领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但由于资料的性质，最后只能得出非常模糊的研究结果。牵涉的因素很多，而这些因素的分量又随着时间、机构、地点和统治集团的层次的不同而变化。事业成功的标准，50年代不同于60年代，党内不同于军内，上海不同于湖南，并有助于区别在一个公社里、在省一级和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政治关系。
尽管这个发现也许不值得惊奇，但它强调对中国的多样性要有敏锐的感觉，避免简单的概括。资料刚刚开始允许（事实上是要求）人们看到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富于差别的图景。结果，经过仔细研究的专题著作增多起来，它们针对的是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社会部门。对中国社会的差别性的敏感和不再着迷于极权主义模式，引出两个新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模式和总体性质是什么？社会的不同部分和政治体制如何相互影响，这些部分采取什么战略以影响国家的政策？在这一点上，资料也允许人们提出高深的问题，不过，研究结果仍然是初步的，往往不能令人满意。[68]
总之，“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时期的资料，允许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比以前成熟的问题。他们经受了一次文献爆炸，但仔细检查这些文献，发现先前根据往往是不完全的资料所写的专题著作的结论，不是过头而是不及。扎实的研究结果，不因大量新资料的出现而受影响。经济学者和人类学者的情况最糟。唯一可靠的关于中国的统计数字，来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贸易关系的第三国的报道。毫不奇怪，分析中国的对外贸易成了经济学者所喜欢的题目之一，他们还勇敢地对中国的经济工作作出估计。[69]部分地为了弥补确凿资料的不足，他们还用比较观点和历史观点去看中国的发展经验，并对此进行窥察。[70]尽管有这些做法，但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中国统计数字的缺乏与不可靠，严重地阻碍了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人类学者的情况甚至比这还要糟。由于被拒绝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集中在香港和台湾。
历史学家不愿意采用使人迷惑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材料和对红卫兵材料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怀疑，他们对写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当代中国，比他们早先更加踌躇。[71]他们在新闻记者和政治学家占优势的第二手学术文献中，痛苦地失去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文献专门注意有关政治斗争、精英人物的浮沉、决策过程，以及中国国内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等问题。就如对待极权主义问题那样，有不少分析家由于竭力要说明当前的形势而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变革潜力。这个难点加上70年代初新的资料来源（对中国的短期访问）的冲击，导致对毛的政策效果作出过分乐观的估计，从而掩盖了公众对这个政权的普遍失望。关于“文化大革命”怎样离开了中国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学家应当提供的；关于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的障碍，这是经济学家不能提供的。
有四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应当提及。鲍大可在他的《前途未卜》[24]中，对毛的后继者将面临的问题的范围作了估计。鲍大可抛弃中国政治的斗争模式，假定理性终会占上风，认为在毛以后时期，经济上、国家安全上、社会政策上的变革是必然要发生的。弗朗兹·迈克尔汲取香港、台湾对毛的评价，写成一篇控诉这位主席的严厉的诉状。[72]读者从这部研究著作里必然会得到的印象是，一种与斯大林的命运相似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当代中国的暴君。邹谠在一系列犀利的论文中，把极权主义模式与历史观点结合起来，证明社会的极端政治化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与五四运动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潮流不相符的。[73]邹谠进一步说，在中国，宗派斗争引起生死斗争；胜利者将消灭他们失败了的对手。邹谠的动力分析暗示了政策突然逆转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胜利的一派要同中国社会长远的趋势保持一致。最后，理查德·洛温撒尔，一个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学者，早就认为基于乌托邦幻想的政权是不能持久的，不可避免地会屈服于更加独断的官僚主义统治。[74]至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分析，分析家由于不让可以得到的资料和当前事件完全支配他们的研究项目而得到好处，他们在处理材料时，心目中有一个由历史观点和比较观点所充实的动力模式。
最后要说的是，这个领域的发展，不是典型积累式的，即在前人的研究结果上建立新的研究。我们的分析的一个主要意思是，许多论述1949年以后中国的著述由于新资料的出现而过时，因此对先前的研究结果进行再解释就仍有必要。这样，就需要优先对新近的和最好的分析作有选择的评述，其次才是先前的专题著作，即使它们有可称赞的学术价值并在当时对这个领域起了促进作用。下面的书目介绍，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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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国务院出版，从1955年至今，不定期。
[2]彼得·伯顿和尤金·吴：《当代中国研究指南》[47]。
[3]特别参见G.雷蒙德·纳恩编《国际收藏的中国定期刊物，1949—1960年》[554]；伯纳黛特·P.N.史和理查德·L.斯尼德：《共产党中国的期刊》[656]。
[4]《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567]。
[5]例子是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的《共产党中国的领导》[436]；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637]；詹姆斯·汤森德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关系》[720]。
[6]见艾伦·S.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785]和《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786]；乔纳森·波拉克：“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观念和方法：金门决策”[585]；唐纳德·扎戈里亚：《中苏冲突》[837]。这些研究把对中国出版物的仔细阅读和对外交、军事行动的研究结合起来。
[7]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与实践（“北京学”）方面的例子，见安奉俊（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革命：政策进程的动力》[2]；帕里斯·H.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86]；默尔·戈德曼：《中国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271]；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和第2卷[496]。
[8]林恩·T.怀特第三：《在上海的经历》[782]；多萝西·索林格：《中国西南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体化，1949—1954年：个案研究》[670]；肯尼恩·G.利伯塔尔：《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年》[452]；唐纳德·麦克米伦：《中共在新疆的政权与政策，1949—1977年》[524]；戈登·贝内特：《华东：一个中国人民公社的历史》[36]；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年》[662]。
[9]关于教育，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政治与大学招生：1949—1978年》[700]。关于公共卫生，戴维·M.兰普顿：《中国的医药政治：1949—1977年的政策发展过程》[417]。关于农业机械化，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策》[685]。关于企业管理，斯蒂芬·安多斯：《中国的工业革命：1949年至今的政策、计划和管理》[9]；钟昌吾（音）：《毛主义与发展：中国的工业管理政策》[153]。关于科学技术，理查德·P.萨特梅尔：《研究与革命：中国的科学政策与社会变化》[692]。关于官僚主义管理，哈里·哈丁：《创建中的中国：官僚政治的问题，1949—1976年》[291]。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琼·托伊费尔·德雷尔：《中国的四千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平等》[210]。关于粮食管理，肯尼迪·R.沃克：《中国食用粮食的收购和消费》[759]。
[10]乔治·N.埃克隆：《为中国政府的预算提供资金：大陆中国，1950—1959年》[212]；凯瑟琳·H.萧：《共产党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314]；李卓敏：《共产党中国的统计制度》[442]；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人民公社与农村发展》[684]。
[11]安多斯：《中国的工业革命：1949年至今的政策、计划和管理》[9]；安德鲁·瓦尔德：《报刊报道与中国社会的研究》[757]，见《中国季刊》[133]，79（1979年9月），第569—592页；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31]，见托马斯·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革命》[617]，第367—476页。
[12]约翰·伯恩斯：《中国农民利益的表达，1949—1974年》[70]，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伊丽莎白·J.佩里：《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暴力行为》[581]，见《中国季刊》[133]，103（1985年9月），第414—440页。
[13]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中国各省的政策：主题与变奏》[703]，见约翰·M.H.林德贝克编《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457]，第116—192页。
[14]《外国广播新闻处每日报道索引：中国》[351]（康涅狄格州，新迦南：新闻库，1975—）。见书目提要对这个出版物的全面介绍。
[15]见理查德·索里奇编《当代中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报导的书目》[676]；西奥多·基里亚克编《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研究译丛书目索引》[413]，第1—8卷。
[16]斯图尔特·弗雷泽：《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前10年的成绩》[254]；彼得·J.西博尔德编：《中国的革命教育：文献和注释》[649]。
[17]赵国俊：《大陆中国的农业政策：文献研究，1949—1956年》[94]。
[18]赵国俊：《大陆中国的经济计划及组织：文献研究，1949—1957年》[95]。
[19]高英茂编：《人民解放军与中国的建国》[386]；高英茂：《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