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35部分在线阅读
[60]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667]，《亚洲研究杂志》[361]，24.1，2，3（1964年11月，1965年2月和5月），第3—44、195—228、363—400页；杨庆陞：《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农村》[822]，《中国社会的宗教》[824]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823]；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部的家系组织》[255]和《中国人的家系和社会：福建和广东》[256]。
[61]特别见卢西恩·派伊的《一定条件下的中国》[595]，《外交事务》，45.2（1967年1月），第229—245页。
[62]斯坦利·卡诺：《毛与中国：不断革命》[383]；爱德华·E.赖斯：《毛的道路》[611]。
[63]安奉俊（音）：《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革命》[2]；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群众批评的政治》[201]；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495、496]。
[64]见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430]；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革命》[620]。
[65]例如，见安德鲁·内森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的一个宗派主义典型》[545]，《中国季刊》[133]，53（1973年1—3月），第1—33页；安德鲁·内森与埃德温·温克勒之间的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摇摆》[546]，《中国季刊》，68（1976年12月），第720—750页；邹谠：《中国共产党政治中非正式团体的研究的序言》[725]，《中国季刊》65（1976年3月），第98—114页。
[66]奥德丽·唐尼索恩：《小单位组成的中国经济：文化革命以来的某些经济趋势》[203]，《中国季刊》[133]，52（1972年10—12月），第605—619页；尼古拉斯·拉迪：《中国财政管理中的集中与分散》[424]，《中国季刊》，61（1975年3月），第25—60页，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分配》[421]；奥德丽·唐尼索恩和尼古拉斯·拉迪：《评中国财政管理中的集中与分散》及《答复》[204]，《中国季刊》，66（1976年6月），第328—354页；罗伯特·M.菲尔德、凯思林·麦克格林和威廉·B.阿布尼特：《中国的政治斗争与工业增长：1965—1977年》[241]，载《毛以后的中国经济》[373]，第1卷，第239—284页；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中国各省的政策》[703]。
[67]蒙蒂·雷·布拉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精英人物研究：文献评论》[68]，《亚洲观察》（Asian
Suruey），19：8（1979年8月），第896—910页；罗伯特·A.斯卡尔皮诺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人物》[625]；威廉·丁：《中国军队宗派主义的纵向研究》[717]，《亚洲观察》，19：8（1979年8月），第789—800页；保罗·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国高层领导》[805]；D.迈克尔·兰普顿：《通向权力之路：当代中国精英人物的浮沉》[419]。
[68]见维克多·福肯汉《当代中国的公民与团体》[232]；戴维·古德曼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体与政治》[273]；维克多·倪和戴维·莫津戈编：《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548]；詹姆斯·沃森编：《革命后中国的阶级与社会阶层》[771]。
[69]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编：《中国经济产品的数量测度》[21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资助的丛书：《大陆中国的一个经济侧面》[370]，两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价》[371]；和《中国：经济的再评价》[372]。又，艾伦·P.L.刘：《共产党中国的政治文化与集团斗争》[464]。
[70]德怀特·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578]；德怀特·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现代经济》[580]；罗伯特·德恩伯格编：《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经验》[200]。
[71]例外有，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226]；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526]；约翰·伊斯雷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356]，见查默斯·约翰逊编《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368]；詹姆斯·P.哈里森：《取得政权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21—1972年》[292]；理查德·C.桑顿：《中国：为权力而斗争，1917—1972年》[712]。
[72]弗朗兹·迈克尔：《毛与不断革命》[529]。
[73]邹谠：《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724]。
[74]理查德·洛温撒尔：《共产党政策中发展与空想的对立》[481]，见查默斯·约翰逊编《共产主义制度的变化》[369]，第33—116页。
各章参考书介绍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在前面那篇全面的分析文章中，列出有关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资料和由此产生的主要书籍。下面有关本书各章的书目介绍，不可避免地在许多参考书上与那篇总的评述相重复。
我们想，这个重复可能是有帮助的，因为撰稿者都根据他们所写的题目，各自提出对重要著作的选择，而奥克森伯格教授则着重于中国的政治问题。
第一章 中国的再统一
探讨这个变化多端的题目，我们可以从朝代的比较开始，特别是它们的建立与灭亡。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献比我们可能期望的要少。1944年，14位京都和东京的学者联合起来，进行一项“征服的王朝”的共同研究，其中就有当时日本想要取而代之的。在中国事变中，对以前的实例作一个历史考察可能是有用的。1943年，东亚研究所出版了一本300页的《异族统治中国史》[718]。这本书考察了北魏、金、元、清等几个朝代的由来、职官与军事制度、经济与宗教机构，以及对中国和中亚的政策。1952年，香港新亚学院的钱穆教授出版了一本类似的开路之作，题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27]。这个题目分析的是汉、唐、宋、明、清五朝的政府组织、考试制度和经济制度。这本虽然简短然而有趣的概观，现在已由薛君度和乔治·O.托顿第三译成《中华帝国的传统政府：批判性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贺凯出版了一本对朝代比较有重要帮助的《中华帝国职官词典》[340]（斯坦福，1985年）。它扩充了原有的中文手册《历代职官表》[338]，并提供了实用的英文对应官衔。
关于朝代的建立和它们重新统一中国的记事，见芮沃寿对隋、霍华德·J.韦克斯勒对唐、小埃德蒙·H.沃西对宋、爱德华·L.德雷尔和约翰·W.达迭斯对明的研究，小约瑟夫·F.弗莱彻对满族人的研究可与魏斐德研究满清征服的新作《大事业》[754]结合起来看——以上在第一章第10页注①中，均作了注释。关于秦汉两朝的建立，见《剑桥中国史》第1卷，1—5章。一旦开始研究，会发现关于朝代建立的文献是极多的，但全面的比较研究却意外地少。
第二章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对1949—1957年的研究，必须主要地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出版物的基础上。在那几年里，特别是50年代中期，这些材料在可利用性和相对地详尽与坦率上都有可取之处。除了可以得到全部重要的中央报刊如《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和《学习》之外，还可以得到许多省级报纸和从50年代中期起的政府部门的专业刊物，虽然在收藏上存在相当大的空白点。收藏这些出版物最丰富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香港联合研究所根据这些资料编了一种很有用的、范围广泛的剪报档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其所编各种丛书的相当广泛的基础上，提供中国报刊的英文翻译——特别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后来改为《选录》）和《当代背景材料》[735]。提供这种英文翻译的，还有联合研究所从1955年开始的《联合研究服务》[734]。
当代官方文件的各种汇编，也是可以得到的。特别有用的是年刊《人民手册》[364]和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55]。主要的英文汇编有：《1955—1959年的共产党中国：政策文献，附分析》[18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19]；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编：《百花运动》[493]；以及哈罗德·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献概览》[299]。
补充当代文献的，另有几个资料来源：亲身经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发展的中外人士的个人记述；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发表的报道；和毛以后时期出现的资料。所有这些资料提供了进一步的看法和信息，但各有偏见，需要用现有资料进行仔细估价。中国逃亡者的第一手报告已被结合进各种第二手著述中，在提到的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有伊日拉·F.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年》[749]。逃亡者写的关于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周鲸文：《十年暴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真相》[148]；罗伯特·罗和汉弗莱·埃文斯：《逃出红色中国》[479]；穆富升（音）：《百花凋谢：毛统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1]1949—1957年在中国的外国人所写的书有博德：《北京日记，1948—1949年：革命的一年》[55]；阿林和阿黛尔·里克特：《释放的俘虏》[614]；莫里斯·威尔斯：《叛徒：一个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年》[794]。此外，还有鲍大可的《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22]，虽然对共产党的实际统治仅有简短的记述，但对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继承的形势，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识。
1966—1969年出现的“文化大革命”资料，基本上有两类：关于许多领导人在1966年以前的所谓罪行的大有争议的“揭发”；可疑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文件，它们只有在那时才可以得到。揭发不仅见于1966—1969年的官方出版物，而且特别见于所谓的红卫兵资料——小报和小册子，它们由各种“造反”组织非正式出版，但得到中共党内高层中一些派系的支持。各主要图书馆都收藏有这类材料的汇编，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各种丛书中有范围广泛的译文。此外，电台广播的揭露可查看《外国广播新闻处：共产党中国》[251]；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摘要：远东》[63]；《中国省级广播电台新闻》[551]。
用处更大的是1949—1957年的文件，大多通过1966—1969年的红卫兵资料可以得到。原文分析建立了对这些文件的高度信任，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党内的讲话和指示。毛的言论最值得注意的汇编有《毛泽东思想万岁》[506、507]、《毛泽东思想杂集》[508]；陈志让编：《毛泽东》[109]；陈志让编：《毛泽东文集及书目》[110]；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年》[634]。
毛去世后，官方出版了他1949—1957年时期的著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502、503]，它既提供了一些以前得不到的文献，又提供了一些与“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式发表的原文不同的（但一致的）原文。另一本重要汇编是《陈云文选（1949—1956年）》[114]。此外，官方新闻媒介和一批内容充实的回忆录、年表、党史，回顾了1949—1957年间的许多事态发展。当前（80年代初）官方对这个时期的看法，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607]〔《北京周报》，27（1981）〕，和权威性较小的廖盖隆《历史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447]（《问题和研究》[358]，1981年10月和11月）。廖的文章仅是日益增多的内部文章、书籍、刊物和文献之一，它们在中国官方机构中发行，它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这一时期或别的时期有重要阐述，现在外部也可以得到，西方图书馆有收藏。最后，日益增多的学者的交换，提供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共同讨论1949年以后的重要事件的机会。
现在已经开发出一批数量很大的关于1949—1957年时期的第二手文献。这类文献的主要指南有：彼得·伯顿和尤金·吴：《当代中国研究指南》[47]（其中也包括原始材料）；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南希·贝特曼和詹姆斯·B.安德森合编：《当代中国政治的第二手英文文献书目》[556]；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669]（包括西文、中文和日文出版物）；和年刊《亚洲研究书目》[50]。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对50年代初期和中期以及总的来说对当代中国的专题研究是很少的；最值得注意的出版物都是一般性的，如鲍大可的《1949—1955年的早期共产党中国》[23]；彼得·
S.H.汤：《今日共产党中国》[694]；S.B.托马斯：《共产党中国的政府与管理》[711]。但从60年代中期起，新一代学者开始写出视野广阔和老练的研究著作。关于中国政治，包括1949—1957年期间的重要关节在内，有很多作品，主要是：哈里·哈丁：《创建中的中国：官僚政治的问题，1949—1976年》[291]；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637]；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1950—1965年的整风和党的准则的衰败》[702]；詹姆斯·R.汤森德：《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关系》[720]；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749]。
有些集中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包括这个时期的重要断面，如阿瑟·A.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77]；斯图尔特·R.施拉姆：《导言：从历史角度看文化革命》[633]，见他的《中国的权力、参与和文化变化》[632]；许华茨：《共产主义与中国：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641]；约翰·布赖恩·斯塔尔：《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679]。此外，许多研究专门领域的专题著作阐述了1949—1957年时期的一些方面。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如杰罗姆·艾伦·科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年》[179]；琼·托伊费尔·德雷尔：《中国的四千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平等》[210]；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任务》[267]；埃利斯·乔菲：《党与军队：中国军官的职业化与政治控制，1949—1964年》[366]；戴维·M.兰普顿：《中国的医药政治：1949—1977年的政策发展过程》[417]；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策》[685]；马丁·金·怀特：《中国的小团体与政治仪式》[788]。
过去15年中，出现了高质量的专题研究，它们是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八年的。关于中国城市的权力巩固过程，最好的研究是肯尼思·G.利伯塔尔的《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年》[452]；苏珊娜·佩珀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574]的最后几章，可以作为前书的补充。多萝西·J.索林格的《中国西南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体化，1949—1954年：个案研究》[673]，考察了解放后地方政府的性质。威廉·布鲁格的《中国工业企业中的民主与组织（1948—1953年）》[65]，分析了1949年后的工业组织的政策。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的《中国精英人物的训练：整风的强迫与说服的方法，1950—1953年》[701]，对党早年的整风运动的考察，比《政治和清洗》[702]更详尽。
有几本重要著作对主要的农村改造——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和1952—1956年的合作化——作了考察。50年代后期的一本杰出的论著，是杨庆陞的《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农村》[822]。更近的作品有托马斯·保罗·伯恩斯坦：《中国和俄国农业集体化的领导和动员的比较》[44]；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年》[662]；约翰·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农业体制的改造》[804]。除此之外，关于这些问题还有几篇重要文章，如杰弗里·希林劳：《中国南部的土地改革与农民动员，1947—1950年》[658]，见戴维·莱曼编《土地改革与农业改良主义：对秘鲁、智利、中国和印度的研究》[431]；肯尼思·R.沃克：《回顾集体化：1955年秋至1956年春的“社会主义高潮”》[760]，《中国季刊》[133]，26（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