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32部分在线阅读

有些偶然的观察家怀疑这些离开中国的人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因为他们对这个政权抱有偏见。这种怀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许多逃离大陆的逃亡者，不是出于对政权的恐惧或反感，而是为了亲属团聚或为了改善经济条件，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怀有相当深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许多人虽然疏远这个政权，却并不把这种情绪夹带进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践或社会风俗的叙述中。总之，精心安排的访问程序和设计完善的问题单，能够把提供情况者的偏见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逃亡出来的提供情况者的局限，主要不在偏见而在不完整和记忆的淡化，难于核实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以及研究者在辨别正确提问方面所面临的难题。现场研究的一个很大好处是，观察者沉浸在社区里，开始调整询问，提出一套经过修改的问题；在离开研究现场的地方访问提供情况的人，研究者很难确定什么是提供情况者应该知道的，和什么是最好的和最恰当的问题。另一方面，提供情况者从他对社区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后，可能谈论他在家乡不愿意谈论的敏感问题。
因此，访问从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成了研究中国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1963年香港大学服务中心的建立，推进了这件事情。从那时起，差不多有几百个研究项目都涉及访问和利用大学服务中心及联合研究所的图书馆，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高潮。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一直有提供情况的人移居香港，但有三批人引起特别的注意：50年代初期和中期来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是在经受迫害之后离开的；1960—1962年的经济萧条时期到香港寻求避难所的广东农民和其他的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逃避“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青年。这三批人中的每一批，都为具体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机会。
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在香港支持访问研究项目。到70年代后期为止，英国和美国政府领导了一项广泛的计划，目的是从新近到达香港的人中确定中国的经济状况。这些访问中的一部分是美国农业部估计中国农业产量的依据，有缩微胶卷可供利用。日本政府访问了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日本人。他们往往是有见识的技术人员，和中国人结了婚，在工厂以至市政部门担任负责的技术职务。联合研究所也采访大陆的日常情况，可以得到制成缩微胶卷的访问记录。
从7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两种新型的提供情况的人：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和住在中国的外国外交官和商人。前者包括中国的外交官、商业代表、新闻记者、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在80年代，不再像毛泽东时期那样受到严密的监视与约束，居留海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数目激增。现在还没有重要的研究项目提出要利用这一批提供情况的人，但在非正式的、不作记录的前提下，许多中国人是乐意对想要了解他们国家的外国人有所帮助的。他们往往比聚集在香港的逃亡者有较好的职位和更多的见识。把高层政治斗争中不清楚的方面补缀起来，也逐渐变成可能了。但外国观察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核实情报，使其达到学术性的文献编集标准。这些资料的优点是，它们展示出中国政治生活中非正式的与个人的一面，以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出版物或逃到香港的人都没有透露过的（如精英人物中间的婚姻模式和他们的家庭生活）。
对中国的某些有限方面作了大量曝光的外国人，也是80年代一个增长中的资料来源。外语教师、商人、科学家、律师、学生、导游、合资企业的经理、外交官、军官和艺术家，自70年代后期以来，都同他们的中国对手有广泛的职业上的接触。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有少数人记述了他们的经历，但多数人还没有这样做。现在，以分散的方式存在着大量的情报，涉及中国官僚主义的不同方面、经济和某些官员。例如，世界银行已经存储了大量关于中国重要经济部门的专家评价；多国能源公司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和核能工业有独到的见解；基金会的代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人已经成为熟人。除了少数例外，在中国分析家中，还没有人企图把这类情报以系统的方式集合起来。卢西恩·派伊根据他对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的访问，写出了开拓性的专题论著《中国人的商业谈判作风》，显示出这方面的潜力。
能不能建立起对逃亡者、旅居者和外国人的访问记的书目管理呢？这个问题从两点来看是合时宜的。第一，就拿为专题论著提供情况的人来说，有没有任何档案？回答是“没有”，这样，学者只好阅读第二手文献，这是咎由自取。例如，下列作者的著作都谈到50年代和60年代的公安系统：鲍大可、伊日拉·沃格尔、杰罗姆·科恩、维克多·李、斯坦利·卢布曼。[38]宁愿让类似之处归因于这些学者在1963—1966年期间都访问过有限数目的逃亡到香港的人，也不愿让第二手报道的相似来增强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的信任。重复并非是完全的，只不过因为曾在福建和广东的公安系统中工作过的相对来说为数不多的逃亡者，是所有这些报道的来源。同样地，维克多·福肯汉、戈登·贝内特和本文作者曾根据十分相似的线索写过中国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在财政领域。[39]所以毫不奇怪，结论都差不多，因为所有这些作者都程度不同地倚赖同一个见多识广的前广东财贸系统的干部。在青年研究方面，也多少存在类似的情况，但不严重，因为这方面提供情况的人比较多，但在70年代初以大学服务中心为基地的学者所用的资料中，仍有尚待查核的重复。
社会科学的专业标准，一般要求访问资料有准确的脚注和对访问记进行认真登记。理想的做法是，把抄本和注释归档，备第二次分析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的访问逃亡者的谈话记录，对于能读到它们的将来的学者会很有益处。这是衡量中国实际发展的基线，不幸的是，除去某些例外，中国研究领域没有坚持这些标准。伊日拉·沃格尔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存有一套很有用的访问记，那是他对60年代中期广东省的研究的副产品。奥德丽·唐尼索恩曾慷慨地与别人共享她有关中国财政情况的许多访问记。我在1964—1965年关于地方政府的访问记和1971—1972年关于中国官僚主义作风的访问记，也是这么处理的。马丁·怀特存有他关于地方社会组织的访问记。这些资料存放在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据我所知，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像这样储存起来备第二次分析之用的成套访问资料了，这将长期不利于这个领域。
尽管有这些问题，根据逃亡者访问记所写的专题著作，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中国对研究开放后，学者们所发现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地偏离通过香港的研究所发现的中国。有三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方法，都以访问逃亡者为基础，值得提及。1964—1965年，鲍大可深入细致地访问了三个中下级官僚，又比较粗略地访问了其他几个人，然后描述出一个部、一个县和一个公社的结构。这本书后来作为了解80年代中国机构的出发点，变得非常有用。马丁·怀特和威廉·帕里什合作，访问了几百个来自中国各地的人，收集有关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农村和城市生活的资料。他们利用这些资料制定标准的生活模式，用以检验情况的差别与范围，以及解释变化。他们的专题著作将在许多年内影响研究的议事日程。最后，安妮塔·詹（音）、理查德·马德森和乔纳森·昂格尔访问了几个从同一个农村来的人，反复核对他们所得到的材料，写出这个村子从1962—1983年的政治史。这些和其他以访问逃亡者为根据的专题著作的成果是，学术界对中国基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的了解，也许超过对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更无疑超过对苏联和现场研究受到限制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了解。
现场研究
从1979年起，西方和日本的学者有机会在中国进行现场研究。一小批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科学家，从1979—1981年，可以在中国农村住上一个时期；1981年后，中国政府对这类活动加以限制。[40]此外，在农村作短期停留、重复访问同一个农村地点、通过公开与秘密的问题单对城市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访问中国官员等，都是可能的。除去少有的例外，通过对居民区和工作单位的广泛观察，进行城市现场研究，到现在为止还不可能。[41]除了这些机会之外，学者还结合在中国的教学工作进行研究。例如，尽管禁止现场研究，在省立大学教书的人类学者，仍可进行农村研究。和大学和研究所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进行他们的专门研究，政治科学家则利用他们的大学同中国机构建立的联系进行态度调查。
举一些例子，已经着手的现场研究有：农村生活，对老人的照顾，妇女地位，毛泽东以后的大学管理，河北省水资源的开发与分配，国家与省一级的预算过程，在四川省和辽宁省的定点人口统计简况，南京、石家庄和武汉近郊县的领导，外交政策机构的组织，意识形态的最新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生活。[42]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多数有关当代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依据个人观察和在中国的访问。
没有一份在中国进行实际研究的全体学者的现成名单。研究当代中国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事业，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瑞典、苏联和美国（只提主要的国家）的学者，不是在进行人类学研究，就是忙于访问计划。安排这类研究，往往是通过非政府的赞助，个别国家甚至没有保存集中的记载。到80年代中期，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外国学者去访问一个官僚或学者，才知道另外一个外国人在几天前刚访问过他，提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花相当大一部分时间会见外国人。
只有少数研究者把他们从现场工作中得来的原始资料归档，这些资料包括访问记录、注释、统计数字和单位的说明。如果不马上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搜集这类原始研究资料，它们很可能丧失，也就无从进行第二次分析了。[43]正如从卜凯或甘布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研究中或从日本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社会调查中得到的原始材料，证明对当前的研究很有价值一样，从当前的中国研究中搜集资料，建立一个单独的档案馆，即使接触机会受到高度限制，也总比没有它好。
在中国进行研究有许多好处。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有一个视觉印象；抽象的概念得到现实的印证。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在初听之下给人一种不屈不挠而且效率高的调子，但当知道大多数生产大队实际上就是那些穷困的、呆滞的、满是尘土的传统村庄时，事情看来就不一样了。当分析家们经过北京各个部门潮湿昏暗的走廊，看到在过分拥挤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打盹的官僚时，他们发现这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中国官僚机器有条不紊的活跃景象。当然，视觉印象可能把人引入歧途，但有很多东西是从对中国的实际研究中而不是从先入之见中得到的。
虽然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成果不容易概括，但从到现在为止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结论。
第一，在北京宣布的政策以及报刊对它的详细阐述同它在基层的实际贯彻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它可能被过分曲解，从而超出了北京的愿望，或受到冷漠，远远达不到北京的意图。统计数字和新闻报道也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实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不仅是为了表明与中央指示一致进行不准确的和歪曲的报道，而且即使是准确的数量资料，也难以看出质量差别。例如，从各省的小学入学人数看，中国的农村儿童几乎普遍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各省之间和一个省的各县之间是存在差别的，但统计数字表明，在每个地方80%以上的农村儿童都进了小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但是，这些数字一点不说明学校教育的质量。有关医生和保健、饮食、工业生产等方面的数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亲自的观察促使学者要谨慎解释中国的数据和提高对这个国家的多样性的敏感。
第二，通过现场研究和访问所揭示的中国，比通过其他资料显示出来的中国，像台湾、香港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那样，更是“中国的”。特别是当资料的外表被逐渐剥掉之后，大陆中国人的利害关系、动机因素和信仰，使人想起在这个文化区的其他部分的中国人：看重家庭，强调人际关系中的礼尚往来，报恩意识和忠于同一社会关系网中的人，喜欢和谐与害怕乱子，不善于处理冲突。[44]这样一些概念如“派”、“感性”、“关系”、“礼貌”和“德”，对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跟过去一样重要。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同等看重这些特质。事实上，另一个现场研究的结果涉及文化的多样性。有些人尊重教育上的成就，另一些人则诋毁它。有些人逃避“乱”，另一些人则好像在寻找它。现场研究既使人对概括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个性产生较大的迟疑，也使人产生一种亲身体会即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保持着它明显的社会特质。我们看见的社会，比以往在资料中看见的更为复杂；到目前为止，毛的革命还没有把这个社会改造成他所想象的样子。
研究者得到的第三个压倒一切的印象，是看到一个政治体制的横断面，在这个体制里，讨价还价，达成一致和官僚主义政治是普遍的。问题是，这个研究结果是只适合于毛以后时期呢，还是它也概括了自1949年以来（就如它概括了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这个方面的特点（也许不像那么强烈与突出）。至少自“大跃进”以来，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官僚个人和地方单位享有有保证的收入来源，从而有了某种权势。把这些下级机构看成是独立的或自治的是不对的；它们仍然依靠上级单位分配物资。同时，这些下级单位控制着上级单位需要用以完成它们的任务的资源。这样，基本上根据在中国的现场研究中进行的访问，对中国的经济和政体究竟是高度集中还是分散这个老问题，已经从研究结果中得出新的看法，即在许多重要领域，这个体制既不由中央也不由地方支配，而是以相互依赖为特点。研究任务于是变成了解中央、省和地区的相互依赖和与此相联系的讨价还价，以及中央—省—地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地区和涉及的起作用的领域。举三个例子来说，中央政府与上海、四川、青海的关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同时，中央、省和地方的相互作用，比如说在公安、能源、教育和水资源管理等领域，是很不相同的。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强调通过现场研究和访问中国官员的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得来并不容易。在中国，研究的障碍是难以对付的。提供情况的人很容易给自己招来麻烦，因为他们泄露了与当前政策相反的情况，或者安全官员认为他们违反了有时是欠明确的安全法规。为了保护提供情况的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把情报作为背景资料，从报纸上求得证实，引用公开的材料。或者，研究者隐瞒资料来源，有时甚至更改关于地点或机构的细节。总之，学者不得不停止遵守职业准则，即为了知识的积累、验证与复制，要精确地报告资料来源。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宁愿被迫采取一种同样正直但不相同的新闻记者准则，即在必要时通过隐瞒提供消息者姓名的技巧，准确地弄清事实。
在中国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难题，是这个体制的许多方面仍然对调查者关门。到现在为止，对外国学者关门的重要方面有：党和党的组织部，军队，公安机关和中南海这个大综合体的决策过程，它相当于克里姆林宫或白宫综合体，是国务院和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所在地。这就是说，学者对公开的政策了解较多，而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进行过程了解较少。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障碍，研究者发现访问和现场研究往往补充和丰富了从其他资料来源得出的研究结果，但它们不能代替文件研究以及可能时在香港进行访问的需要。如果研究者在进入中国之前作了相当准备，那么他们在中国的调查会有很大的提高。他们提的问题因而更有针对性，得到的回答因而可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有些社会科学家显然是出于训练时养成的习惯，轻视依靠出版物而相信个人观察，他们报告的研究结果（常常是这个体制的不足与过分的地方）看起来“新”，其实与此同时，出版物上正在进行这方面报道。的确，我们怀疑，如果较高的当局不承认这些过分之处，它们是否会被透露给外国调查者。
英文第二手文献
我们已经指出支撑中国研究的各种资料来源。接触每种资料来源的机会，各个时期不同，因此，任何特定时期可以得到的资料的范围，与这个时期以前和以后可以得到的资料的范围不同。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构成中国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向方法论和分析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既然资料基础在不断改变，我们如何衡量连续性与变化？前一个时期的新资料，如“文化大革命”揭示的关于精英人物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斗争，使继续重新解释以前的事态发展成为必要。中国研究领域里的新手可能认为分析家不同意他们对过去事件的解释，其实这种分歧实在应归因于新情报的获得。
简单地说，西方对中国的解释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很难确定这种解释上的变化在什么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事态发展，在什么程度上是由于可以得到的情报的不连贯性。进一步说，尽管对过去作出了新的解释，但对一个时期最初的印象一旦形成——以那个时期所能得到的情报的独特组合为根据——那个形象就会存留下来，而向第一印象提出挑战的新情报往往受到很大的怀疑，虽然新情报的可靠性并不比最初的资料的可靠性差。总之，当代中国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扰动和变化的领域；当学者结合关于过去事态发展的最新资料进行研究时，就需要不断地修改他们的解释。虽则大多数分析家对资料问题的态度是谨慎的，这个领域偶尔也发生弊端。举一个例子，有的分析家迷恋新的研究发现，企图根据这种新发现重新解释整个过去。例如，研究者在1966—1970年得到的文献，说明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不断增长的冲突和他们在1965—1966年关系破裂的原因。有的分析家孤立地抓住这个材料而忽视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个巨人之间长期合作的记录，着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描绘成敌对的。
另一个极端是企图拒绝新材料或进行巧辩。例如，毛泽东的专制甚至残暴的特点，是到了他的晚年才变得完全明显的，这从他以前的同事对他的行为的描述和有关在他领导下制定政策的过程的透露可以看出来。虽然有些解释抓住这个材料，把毛自他在党内掌权起就描绘成一个暴君，而其他的解释则倾向于把毛的阴暗面限制在他衰老的晚年，对他的早期保存一个光辉的形象。
在重新解释过去方面还有一个挑战，这就是在毛以后时期得到的关于“大跃进”以后时期（1960—1962年）经济萧条的深度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程度的情报。中国农村在建立人民公社之后，营养不良与饥饿现象比那时外部世界一般所了解的更为广泛与严重。“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分裂了知识分子的组织和城市地区的社会生活。社会的和文化的解释，没有充分反映这些痛苦的经验和它们引起的人民对官场的态度，遗漏了中国现代发展的主要方面。但在80年代之前，对这些事情知道不多，就谈不上进行探索并将它们反映在分析中了。对偶尔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结论是明显的：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和当时可以得到什么资料，在形成分析的轮廓中至少同作者对待一个题目的不可避免的偏见和没有明言的假设一样重要。因此，在评述有关中国的第二手文献之前，回顾一下这个领域发展的各个阶段，是有用的。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模式的优势
中国体制最初的形象来自两类资料：中国出版物，逃亡者访问记和报道。后一类的相当大一部分谈到思想改造和中国制度的强制方面。[45]当中国的统计系统开始形成并提出可靠的生产数字时，中国出版物开始以某种准确性描绘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1955年公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进一步表明一种经济与政治制度在平稳地和有效地运行。除了高岗事件，美国学者没有发现在高层有其他分歧。而且，中国出版物铁板一块的性质与没有出现大的清洗，暗示领导层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决策是集体作出的。中苏同盟和苏联在中国的广泛存在，进一步促使分析家强调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类似于苏联：它的领导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层政治领导对整个社会与文化实行极权主义的控制；中央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中的资源分配是由政治决定的。
中国的这个形象，自然引出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引起学者的兴趣与争论。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创造性贡献。[46]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思想。[47]第三个问题是，控制与动员的机制如何实际起作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经历了严厉的共产党统治。[48]研究极权主义模式全盛时期的代表著作有：W.W.罗斯托等的《共产党中国的展望》[621]；理查德·沃克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吴源立（音）的《共产党中国经济概观》；鲍大可的《1949—1955年的早期共产党中国》[23]；李卓敏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441]；彼得·S.H.汤的《今日共产党中国》[694]；美国参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的《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政策机构》。在有了事后20年的认识的有利条件之后，再去读这些著作，是有启发的。它们所根据的资料，没有提供丝毫关于各级统治集团对贫乏资源的无休止的争夺、控制机构的缺点以及某些文化与社会模式的顽固性方面的情况。这些著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虽然程度各有不同）也表现出对中国事态发展的敌意或反感；看到成就时，也承认得比较勉强。当时的国际政治显然对学术认识有影响。（我们怀疑，20年后这本书的读者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反应。）然而，这些著作具有值得注意的学术价值，因为新近的中国历史编纂工作把20世纪50年代描绘成毛统治下的太平盛世，其特点是规律性、可预报性、合理性、有效性，甚至对人民还有几分仁慈。而这个时期的第二手文献却提醒人们这些年月的易变性、试验性、无情，甚至是乱糟糟。
极权主义模式的支配地位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仍然保持着，不过，由于斯大林以后时期苏联制度在性质上的变化和对共产党政权的理解更加老练而有所缓和。1960年，《中国季刊》的创办给这个领域提供了讲坛，使分析加强了。受过比较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训练的一代比较年轻的学者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较大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纷纷建立起来。1963年，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敞开大门，从而促进了对逃亡者的访问。此外，1961—1962年的许多难民，其中有前官僚、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个制度比较地不那么疏远。最后，由于“大跃进”的灾难，政府停止发表它的经济工作的统计数字，以前外部世界可以得到的省级报纸和政府各部的刊物，已不能够得到。资料来源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依靠中国出版物，转向对照使用情报较少的出版物和逃亡者访问记。同时，几种难得的资料——1957年“百花运动”中迸发出来的批评，从前不可能得到的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通讯》，有关清洗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情报，以及县级机关的文件——说明了以前被掩盖起来的政治问题、过程和政治斗争。
这些事态发展使研究事项有了进展，虽仍着重在极权主义模式的范围。香港的访问揭示出中国社会仍在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下，这重新唤起学者对下述问题的兴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共产党人使这个分裂的国家重归统一的手段。[49]可以就中国官僚机构的结构向从前的官员进行采访，虽然由于缺乏高级官员而不能对决策过程进行确定性的研究。[50]从毗邻香港的广东省来的大量逃亡者，使人能对该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51]中苏争论和中国脱离苏联模式，促使对中苏的共产主义进行比较研究。[52]“百花运动”、“反右运动”和由此引起的知识分子逃往香港，引起了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趣。[53]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仔细检查中国头10年发展的数字，收集记载经济成绩与实践的日志和法定的摘要，经济学家开始发表比较精深的经济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德丽·唐尼索恩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202]的广博的制度概观。毫不奇怪，国民收入概算与对具体经济部门制度的描述，开始引起注意。[54]军队的《工作通讯》和彭德怀事件，推动了对军队的研究。[55]把中国出版物与逃亡者的报告结合起来，也利于对政治关系、中国的法律制度，以及研究政治的小团体的动态的研究。[56]这一时期主要出版物的这份不完全的名单的触目之处，是集中注意力于国家及其对老百姓的控制，可以得到的资料说明了中国的这些方面。可以得到的资料与从极权主义模式导引出来的研究事项之间的这种一致，一直保持到60年代中期。
自然，其他一些重要的智力趋势使这个领域活跃了起来。特别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往往富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集中注意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与哲学思潮。例如，许华茨在一系列卓越的论文中，探讨毛主义中国的思想发展，把这些发展放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背景中加以研究。[57]斯图尔特·施拉姆写了公认为优秀的毛泽东传记，集中注意力于他的思想发展，并从中国的传统影响中探索他的某些思想根源。[58]约瑟夫·利文森试图把中国表面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与儒学在现代的发展联系起来。[59]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由历史学家所写的著作，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局限于此，展望了共产党统治的头15年，揭示出使毛和他的同事们绞尽脑汁的一个根本思想问题：如何使中国现代化而不失去中国的独特性。
另一种展望出自对宗教、农村社会和家庭组织感兴趣的人类学者。[60]避开极权主义模式，而转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传统模式，人类学者关注的是国家改造社会的能力。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社会有能力同化国家机器的下层机构，或向它提出实际挑战。最后，少数分析家根据现代化理论提出警告说，中国领导人自1949年至6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造，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别的地方的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过精英集团的内部冲突和人民中间的严重的社会紧张。这些分析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警告说，不应把中国持续的稳定视为当然。[61]历史学者、人类学者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课题，得自理论素养的比得自可利用的资料的更多。也许值得指出，在我看来，他们的著作比那些基本上取决于可以得到的资料的研究项目，更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