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22部分在线阅读

概观
1959一1960年，中苏同盟由于关系紧张而接近破裂，它是下述事实造成的：赫鲁晓夫在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谈，莫斯科在中印边界争吵中公开保持中立，北京向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挑战，苏联取消援助，以及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的论战。尽管以上的事态发展对国家、地区和世界政治有着引人注目的深远意义，但也还有另外一些关系需要中国迫切注意。西藏叛乱迫使对重要的喜马拉雅山山口宣布控制，因为通过它们，游击队可以逃跑，也可以回来。这引起中印关系不和，而以前他们曾发誓友好，虽然实际上是竞争。
中印关系紧张又引起中缅边界争论，因为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穿过这个地区。此外，缅甸的共产党起义对北京是否诚心支持邻国的“人民战争”是一个考验。老挝也向革命的花言巧语挑战，因为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成立的中立政权，到1958年让位给了一个美国支持下的反共政府。更远一点，印度尼西亚提出了难题。先是美国想通过一次苏门答腊叛乱推翻苏加诺的企图遭到失败。然后，由军队领导的反共势力想通过煽起反华情绪刺激北京作出过火反应，以破坏苏加诺的亲北京方针和他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联系。
这些事态发展充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议事日程，它们提出的问题，即使不要求行动，也要求回答。意识形态和理论公式可以指导北京在社会主义集团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上同莫斯科论战。但把它们照搬到特殊情况中来就是一种不合适的指南。毛泽东可以根据在1960年把中苏关系带到破裂边缘的总政策，亲自控制重要的声明。但周恩来和外交部则看来与此不同，他坚持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采取的比较克制的态度，用“上层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1959—1960年发生的大多数重大对抗中，他都采取这种态度。
老挝
老挝的事态发展，揭示出北京在谨慎的外交与革命暴力之间的选择。前者在这个时期占优势。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建立的老挝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安排了1958年5月的选举，这次选举老挝共产党阵线得票最多。中立的首相富马亲王因此要求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离开，它的使命显然完成了。当它在1958年7月离开时，亲王已经辞职，而“左”—中联盟已经被一个以培·萨纳尼空为首的反共联盟所代替。他的领导的结果，是1959年1月一个台湾领事馆的开设，这时培·萨纳尼空宣布不再受日内瓦协议的约束，并公开威胁要和美国结盟。北京正确地指控华盛顿一直在幕后操纵。它担心老挝同台湾勾结，因为在边界山林地区的国民党残部正在向云南骚扰。
2月，陈毅正式指责“美帝国主义”破坏日内瓦协议，阴谋侵略印度支那。他还要求老挝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协议。3月，东南亚条约组织举行军事演习，以假想的中国进攻为对象，演习中包括了核武器。中国新闻媒介指责这个把泰国、老挝和南越联合起来的“三国军事同盟”，但没有号召巴特寮采取对策。
3月，中国不得不承认边境的“骚乱”，把云南境内的间谍活动与暴乱归咎于美国向国民党军队空投补给。[43]同月爆发的西藏叛乱，也许使忧虑更加深重，因为它导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跟随他的有上万名难民，他们可能是未来的游击队员。中央情报局—国民党间谍网对西藏叛乱的支持，使北京关于老挝的指责是可信的。[44]
5月，培·萨纳尼空下令解除巴特寮两个营共1500人的武装，于是爆发了战斗。一个营逃走，并在共产党北越的帮助下，开始攻击万象军队。同时，北京加强了语调。它攻击老挝和泰国外交部长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认可老挝参加一个地区性组织），并再一次要求老挝国际委员会挽回局势。但背地里，北京开始与河内合作。它提供数量不大的军援、顾问、训练，并在少数民族中招募人员，以支持巴特寮。[45]那个夏天，老挝和法国的一项联合公报授权美国供应和训练老挝军队。8月，北京作出反应，正式要求恢复老挝国际委员会的监察监督活动，根据日内瓦协议撤回美国的所有军事卷入，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9月中旬，联合国调查小组的到来，显然对双方起到了抑制作用，伤亡人数和零星战斗的明显减少，证实了这一点。调查小组的报告声称有中国援助的证据，包括武器、军服和医药品，但它暗示，比起北越的作用来，是第二位的。军事局势因此僵持不下。
1959年底的右翼军事政变，被北京谴责为“法西斯军事独裁”，独裁者富米·诺萨万继续攻击巴特寮部队，使北京发誓要和“美国扩大老挝内战的冒险”对抗。[46]但没有继之以行动。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河内，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仅仅要求老挝国际委员会恢复活动和坚持日内瓦协议。
北京相对消极的态度似乎证明是正确的，因为1960年8月，一个中立的军官贡勒在万象夺取了政权，目的是结束美国的干涉和恢复富马亲王的首相职位。但中国想在富马亲王和巴特寮之间重建统一战线的努力，受到由美国和泰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在寮国平原的对立组织的反对。到12月中旬，富米的军队占领了万象，富马逃往柬埔寨。重新开始的内战，使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对抗双方的代理人，美国用顾问、坦克和大炮支持富米，贡勒和巴特寮则得到苏联的空运补给和北越的供应。
陈毅发表强硬讲话，警告说，这是自1954年以来“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策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干涉”，是一个“阴谋”，最终目的是进攻中国和越南，因此中国不得不采取“适当措施”。[47]但北京继续赞成河内提出的重开日内瓦会议和恢复老挝国际委员会活动的建议。这样，到这一年的年终，中国的公开态度没有实质性改变，它赞成协商而不是战争，只是在秘密支持巴特寮武装部队上略有改变。
柬埔寨、泰国和缅甸
中国对非共产党邻国老挝的政策，同样地避开了激进的革命路线，与它同莫斯科的论战形成对比。当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1956年访毛并公开拒绝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时，中柬关系还是非正式的个人关系。几个月后，北京给柬埔寨2240万美元建立胶合板、水泥、纺织和造纸厂，这是北京第一次给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援助。那年12月，周恩来访问金边，但正式的外交关系始于1958年7月。
柬埔寨政府怀疑派往柬埔寨的中国经济代表团资助左翼报纸并在学校和民间团体中扩大“左”派影响，于是限制外国参与华侨占支配地位的某些行业，对学校实行控制，同时取缔民间团体。[48]1960年，据说有几百名华侨因颠覆活动被捕，加上其他种种事情，有几十名华侨在周恩来于5月的另一次访问之后被驱逐回中国。但是，这些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旨在搞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或仅仅是北京企图改变当地华人前此的亲台湾倾向，则至今都很难说。就柬埔寨的左翼活动来说，到1961年为止，法国和仅次于法国的苏联的影响要明显得多。
与老挝对照，1960年结束时，北京与柬埔寨的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刘少奇访问金边的结果，是签署了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49]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这一条约象征两国关系在将来日渐密切。
中国与泰国的关系，在这几年实际上不存在。曼谷显然敌视中柬关系，证据是它在1958年10月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货物，以及打击共产党和“左”派的活动。1959—1960年，中国、北越、巴特寮老挝的合作，被看成是对泰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如果老挝受共产党控制的话。曼谷因此加强了对富米·诺萨万的支持和与美国秘密计划的合作。
北京对泰国在老挝境内及其周围的活动，只在口头上作出反应，很少在泰国本国向泰国挑战。泰国共产党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麻烦。它这时同中国唯一明显的关系，是一封祝贺中国10周年国庆的电文，完全不提革命的事。与柬埔寨不同，泰国人多、经济实力强的华侨社会，坚持亲台湾的倾向。
与老挝毗邻的第三个非共产党国家缅甸，向北京提出三个难题。在缅甸的国民党残部对云南造成威胁。边界争执使双方军队都卷了进去。缅甸共产党，特别是所谓的白旗派，沿中国边界用游击战反抗仰光的统治。国民党残部的存在，不像在老挝和泰国那么严重。一半以上的军队已经在前几年撤回台湾，剩下的人对鸦片生意比对反共活动更感兴趣。同时，共产党起义者似乎很少得到中国的帮助，从1954年至1958年，仰光没有报告有中国武器的迹象便是证明。[50]
但从1954年起，中缅边界就是一个难解的结。在1956年的一次小冲突之后，互相从佤族地区和克钦邦有争议的地区撤走军队，使紧张有所缓和，但从1956年至1958年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这对仰光是个敏感的问题，因为要控制一条长达1350英里的边界，其中许多地方被反叛的掸族、克伦族和克钦族等少数民族以及白旗派残余所分割。
但缅甸坚持不懈地追求中立，这对中国有好处，排除了美国出现的可能。当1959年10月联合国的一项谴责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使用武力的决议进行表决时，缅甸弃权，中立的政治价值就显露出来了。这促成奈温在1960年1月访问北京，达成一项边界协议，从中缅实力对比的悬殊来看，这个协议比所能期望的还要宽宏大量。[51]只有西端部分没有定界，那里中、缅、印三国的交界处是在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上。
当然，很可能是中印争执促使北京与仰光和解，不仅是为了报答缅甸在联合国表决时弃权，而且给新德里一个信号：和解是可能的。在这方面，中国在1960年3月21日同尼泊尔签订了边界和经济援助协定，接着在4月28日同加德满都签订了友好条约，在这中间，周恩来在新德里会见了尼赫鲁，这些都不是巧合。陈毅的阿富汗之行和1960年8月26日在喀布尔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无疑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中国愿意在领土争端上妥协；但是，如果印度不愿仿效，它就可能在邻国中陷入政治孤立。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与上述国家不同，没有任何与中国毗连或靠近的领土，可以被看成一个特殊问题。但在1958—1960年间，它也迫使北京在“上层统一战线”和一种比较严厉的立场之间作出选择：前者以国家关系为主，但要求中国在利益上作出让步，后者是对抗与压力，可能包括革命。
像在老挝那样，北京在1959年有过短暂的犹豫不决，曾尝试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立场。但终于在1960年向雅加达退让。也像在老挝那样，双边关系中，一方面交织进美—台关系，另一方面交织进苏联政策。印度尼西亚不涉及中国的安全问题。此外，对北京来说，苏加诺是一个比梭发那·富马更强和更可靠的朋友。
1958年初的苏门答腊叛乱向雅加达的统治提出了挑战。接着美国第七舰队出现在印度尼西亚沿海，诡称在必要的时候保卫美国人的生命安全。但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可能支持叛乱的暗示、美国B—26飞机从菲律宾基地运送中国国民党武器的迹象，以及俘获一个以冲绳为基地的美国飞行员的事实，这些加在一起，泄露了华盛顿一台北的勾结。[52]
1958年4月，北京谋求利用这个事实，向印度尼西亚贷款1600万美元购买大米和棉布。5月，它公开将台湾与叛乱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间有共同安全利益。北京保证的未加详细说明的帮助，附有一个非公开的建议，据说包括“志愿人员”。[53]日益壮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参政，加强了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虽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方针明显地更倾向于莫斯科而不是北京，不过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得感激苏加诺的“有控制的民主”。
但是，当苏门答腊的叛乱得到控制后，局势就迅速起了变化。印度尼西亚在它与亲台湾侨团的关系由于台北的活动而破裂之后，目标转向其余的华人，把他们作为控制对象。军队指挥官看来会得到他们所接管的华人商店，平民也将由于金融和制造业方面华人竞争的减少而受益。最重要的是，保守的军事领导想使苏加诺改变他的亲北京立场，转而亲西方并在印尼共产党变得更强大最后脱离苏加诺而独立之前与其决裂。在苏加诺方面，他拒绝压制军队，因为他们曾镇压叛乱，他还要依靠他们实现他的扩张计划，首先取得西伊里安然后取得马来西亚的统治权。
于是，在1959年5月，印度尼西亚商业部宣布，将在12月之前，吊销所有在乡下的外侨零售商的营业执照。中央军队的一项命令，批准地方指挥官“出于安全的理由”将外侨从他们的居住地迁走。一个西爪哇上校因此下令所有的外侨在12月之前迁入城市。这些事态发展打开了歧视之门，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并没收华人的商业利益。
这些步骤是在雅加达的权限之内合法地采取的。虽然它们违反1955年的中国一印度尼西亚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精神，但这个条约还有待雅加达批准。北京缺乏提出抗议的任何正式根据，于是，在9月建议进行“秘密外交”，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遂于10月访问北京。但据说他受到群众大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的叱责和这样的威胁：如果歧视华侨的措施不加收敛，新加坡的码头工人将抵制印度尼西亚货物。[54]他回国后不久，商业禁令有所缓和，西爪哇对在5月之前申请为印度尼西亚公民的华侨免除禁令。
但是，当西爪哇的上校采取先发制人的（并往往是粗暴的）行动驱逐华侨时，局势紧张起来。中国大使馆人员去该地利用传单和会议发动抵抗。印度尼西亚官方的反应是逮捕当地华人并对所有使馆人员的活动加以限制。12月，陈毅要求立刻批准条约，保护华侨及其权益，遣返卖掉财产后自愿回国的华侨。第二天，北京开始了一个有组织的运动，说服从外面去的或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侨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