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23部分在线阅读

成千担心他们的生命财产的人响应这个号召。为应付一次可能的集体迫害而出现的消费品囤积，以及由于抢购外汇，引起了通货膨胀。对主要出口产品如椰肉干、石油、橡胶和锡的加工和交易至关紧要的华侨，以及向农民提供贷款、沟通城乡交易的华侨，他们可能的离去有造成经济根本混乱的危险。
北京增加了压力，但雅加达的态度很坚决，不允许从这个国家带出财产和外汇。两个首都日益增长的对抗意识，威胁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它经受不起跟中国走下去的后果，也经受不起丧失一个主要的财政支持来源。[55]这个窘境正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法令立意要造成的。1960年2月，在这个争吵的高潮，赫鲁晓夫访问雅加达，提供2.5亿美元信贷，对北京来说，问题就更复杂了。
这一连串相反的压力，促使北京在所有的问题上让步，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的话，就是一个信号。他特别提到“修正主义”阴谋挑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这就暗示了最后被迫作出的这个决定，是由于害怕莫斯科利用这个争吵，从而讨好苏加诺、军队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此外，在时间的选择上，与中国同缅甸和尼泊尔的边界协定巧合，与中印争吵相联系。
印度
1959—1960年中印关系出现的危机，影响到中国其他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同苏联的关系。从1954年起，北京和新德里公开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私下对边界问题有分歧，这表现在两国各自的地图上。不过，由于西段的拉达克实际上无人居住，双方又都尊重东段的东北边境特区，问题尚处于休眠状态。
其后，在1958年，北京透露新建成一条连接新疆和西藏的公路，它穿过阿克赛钦高原，该地在新德里的地图上属于印度。印度派去查看的巡逻兵被俘，并被扣押了一个月，这引起了印度的抗议。那年12月，尼赫鲁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重申他的立场，没有提到公路。周在1月作了回答，说边界从未划定，公路是在中国领土上。[56]周建议，尽管东段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但双方应继续维持边界现状。尼赫鲁在3月的回答，重申了印度要中国在各点上回到它的边界一侧的要求。
同时，一场酝酿已久的康巴人的叛乱，从西藏东部蔓延到了拉萨地区。1959年3月10日，首府的一次群众示威游行试图劝阻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但它的后果却是人民解放军开火，随即发生暴乱，在猛烈的战斗中，达赖逃走。北京对新德里公开同情西藏人表示抗议，但3月31日，达赖喇嘛及其数千追随者得到新德里庇护。这引起北京报界的进一步攻击，5月16日，正式谴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57]
地图8　中国印界
控制主要的喜马拉雅山口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们成了游击队进入西藏和难民进入印度的通道。1958年8月，人民解放军企图堵塞这种流动，结果在东段的朗久与印度巡逻队发生冲突，一名印军被杀。印度人放弃了这个阵地，让中国人占据了。9月8日，周恩来为人民解放军的行动辩护，说他们的目的是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乱分子出入边境。[58]但周重申他的建议，通过协商解决边界分歧，在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现状。
同时，在9月6日，中国官方告诉苏联代办，新德里曾挑起边界争端。他们警告莫斯科，“尼赫鲁正在力图利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上当”。[59]但三天后，苏联代办将一项准备在9月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的文稿交给中国政府，声明称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以一种完全中立的态度含蓄地反对中国的立场。[60]塔斯社责备“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新闻界”试图“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在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前夕使局势复杂化”。
根据北京后来的驳斥，莫斯科不听中国的规劝，提前发表塔斯社声明，“公开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不问是非曲直”。[61]此外，1959年9月13日，莫斯科签署一项协议，给予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3.75亿美元以上的援助，这项援助的谈判从7月就开始了。克里姆林宫对印度的援助比以前多了一倍，从而表明了它在逐步升级的中印对抗中站在哪一边。
在赫鲁晓夫于美国之行之后在北京出现期间，这个问题显然触发了他和北京领导人之间的一场尖锐交锋。北京方面说赫鲁晓夫“不愿意了解边界问题的真相……一口咬定反正打死人就是错误的”。[62]但10月21日在西藏、新疆、拉达克交界处的空喀山口战斗中，死了更多的人，有9名印军被打死，10名被俘。11月，中印双方递交备忘录，中国建议双方从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并建议在年底之前进行谈判，未取得一致，但双方停止了边界巡逻，从而减少了进一步冲突的危险。
最后，在1960年4月，周恩来在新德里会见尼赫鲁，但他6天后离开时，在边界争执上未达成任何协议。为了西藏的安全，中国拒绝在经过拉达克的公路尤其是山口的问题上妥协。同样，在尼赫鲁自己的国大党内表现出来的印度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舆论的反对，也阻挠尼赫鲁接受北京关于在拉达克维持现状的建议，尽管这将包括北京接受麦克马洪线。
同时，中印关系继续给中苏关系增加麻烦。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公开谴责边界冲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使他“遗憾”和“痛心”，但没有站在中国一边，连暗示一下都没有。北京不断非公开地向苏联大使提出抗议，说这种“严守中立”实际上是反对中国，偏袒印度。但是，1960年2月上旬，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说，北京的做法是“狭隘的民族态度的表现”，而新德里“是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不可能“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63]这就使双方的立场固定起来，成为不可调和的争论。
苏美关系与中苏关系的比较
1959年9月至10月，在赫鲁晓夫相继对美国和中国进行访问期间，“和平共处”与“武装斗争”两条路线的理论问题和台湾这个实际问题，把苏美关系和中苏关系联系了起来。两个问题都无须立刻在行动上作出抉择，无论它是以同美国进行战争的形式，或以夺取台湾的企图出现。但是，赫鲁晓夫的旅行，迫使北京对他的各种各样的声明作出反应。拿西藏、中印边界、老挝和印尼的情况来说，它们全都立即威胁着中国的利益，因此，赫鲁晓夫的话招致北京强烈的批评就不奇怪了。
北京的论战，由《红旗》发难，针对赫鲁晓夫一艾森豪威尔会谈，在1959年8月他们宣布此事之后和9月他们会谈的前夕就开始了。它的主题是攻击这样一些人，他们“认识不清楚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帝国主义抱着这样那样的幻想，因而经常处于被动地位”。更坏的是，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者”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不再号召进行长期、艰苦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帝国主义再也不会做捣乱的工作了”。[64]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北京反对这条路线。他表面上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声称，“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了一定的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他特别提到他的印象：“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白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因此，我们这方面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应该用谈判来解决争端。”[65]任何企图“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都将是错误的”。
10月3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苏联首脑含蓄地把毛比做托洛茨基。赫鲁晓夫把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列宁“灵活的外交政策”与托洛茨基“臭名昭彰的口号‘既不签订和约，也不进行战争”，相比，说“他这样做迎合了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口味”。[66]中国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权利”收复台湾，对此，赫鲁晓夫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避免提到它的“解放”。至于老挝，“在那里发生的小战斗，只要采取明智的态度和遵守国际协定，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苏联反对“即使是微小的战争火苗，因为它会助长侵略势力”。
总之，在对付“美帝国主义”问题上，是对抗还是妥协，北京同莫斯科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尽管在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交换意见中，没有特别提到台湾，但苏联首脑的话，含蓄然而清楚地反对中国用武力得到它。在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的观点冲突。而且，在每个问题上，原则立场的分歧都与利益立场的分歧相对应。除了激发起北京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台湾和边界这两个涉及领土的问题外，还存在着地位与威望的问题。赫鲁晓夫可以在同等的外交地位上和艾森豪威尔会见，但就美国的承认和联合国席位来说，毛却在会见范围之外。同样，在边界争端中采取中立，莫斯科可以增加它对新德里的影响，而北京的影响则减少了。
这些外交上的利益冲突，加上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尖锐分歧，在同盟内部造成了一个近乎全面的僵局。赫鲁晓夫通过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毛的个人领导能力。苏联阻挠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妨碍了它未来的防御潜力。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说，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只能根据情况进行推测。但主要的事态发展在时间上的巧合，足以加强毛对赫鲁晓夫的口是心非的怀疑。此外，当然还可能有秘密情报加强了这种怀疑。
这样，在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军事友好代表团”从东欧和蒙古回来一星期后，苏联1959年6月20日的取消1957年核援助协定的信来了。当华沙条约缔约国开会时，彭在波兰。据传当他与赫鲁晓夫同时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他们曾有过一次友好的谈话。彭在回国途中两人又在莫斯科会面。7月14日，彭上书毛，即著名的攻击“大跃进”并含蓄地攻击毛本人的信。7月18日，赫鲁晓夫打破半年来暂停公开批评中国的做法，大骂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公社的人是“不懂共产主义为何物，并且不知道怎样建设它”。因此毫不奇怪，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北京指控彭的攻击得到“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67]
不管是赫鲁晓夫与彭德怀共谋，或是他感到毛在会议上受到反对，想加以利用，因而采取独立行动，两人见解的巧合，使毛有理由作出共谋的暗示。如果说在1958年8月的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在与毛的非公开谈话中对“大跃进”持批评态度，尽管令人恼火，还是可以容忍的；[68]但是，游说中国的政界，停止援助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侮辱之外又加伤害，则是不能容忍的。这种事态发展似乎是为了对中国内政进行政治干预而施加经济压力。
中苏分歧公之于众
1962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发表了宣言，宣称：“当代国际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完全排除新战争的可能性，在目前条件下，新战争会导致亿万人的死亡和整个整个国家的毁灭。”[69]两个月后，《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承认，“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再次保证说：“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70]
这两个声明记录了莫斯科和北京在对待美国及其伙伴的总路线上的对立态度。向多数听众发表它们，说明双方都愿意把争论从双边的对抗扩大到多边的对抗。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再提1958—1959年的具体问题，重点转移到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这预示了一个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它由北京发起，向莫斯科提出挑战。
1960年是空前的公开论战与非公开激烈争吵的一年，两个共产党首都通过大量的文章和会议展开他们的争论。在2月的华沙条约会议上，中国的代表虽然只有一个观察员，但明确地声明不同意会议宣言。然后在4月，《红旗》和《人民日报》登出对列宁著作的长篇阐述，证明北京的立场不仅在此时此地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符合奠基者的教导。文章用暗示的手法，引经据典地揭露赫鲁晓夫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是“现代修正主义”。6月，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中国人利用主人的身份，游说各国代表反对莫斯科的总路线，从而把双边的争论变成多边的讨论。
莫斯科迎击北京的挑战，以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为名，由一个政治局委员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攻文章。6月，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之后，展开了进一步的交锋，但第一次在精选出来的听众面前面对面的交锋，发生在1960年6月20—26日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一个关于这次会议发言的可靠报道，透露了双方在50个共产党的代表们面前展开舌战的程度。[71]
赫鲁晓夫批评中国人的全球战略和国内经济发展。他宣称，不能把核武器信托给他们，并把毛与斯大林相比——自负，与现实隔离。中国人回敬，指责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苏联领导人责骂那样一些人，他们“行动像孩子，玩拼字游戏”，“现在机械地重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几十年前说的话”。[72]中国共产党在休会时散发一个声明，谴责赫鲁晓夫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73]
中国共产党的声明是对苏联共产党6月21日致中共通知书的回答，这个通知书是赫鲁晓夫在会议开幕时散发的。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宣称，赫鲁晓夫在会上“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没有预先征求意见，也没有在会上充分讨论。中国人进一步宣布，“在有机会时”，他们将“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对《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也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答复。这样，布加勒斯特会议就成了一系列新的（包括公开和非公开的）交锋的第一个回合。
当一阵疾风暴雨般的论战在那个夏天的报刊上出现时，莫斯科突然于7月中旬通知北京，将在9月初撤回全部苏联技术人员。北京后来宣布，有1390名专家撤离，343项合同被“撕毁”，“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被取消”。[74]莫斯科抵赖说，自从“大跃进”开始，专家已不可能起任何实际作用，并引证它1958年提出要他们那时就离开的建议。[75]虽然他们也许成了多余的，但据北京说，他们撤走时，带走“成千的”蓝图和技术资料，这只能煽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加强对毛自夸的“自力更生”方针的支持。北京对撤退专家的反应是公开宣称它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9月10日，它非公开地答复6月21日的苏共通知书，谴责莫斯科通过撤回技术人员施加压力，但在结尾轻蔑地说：“真理是不能用钱买的。”[76]
从9月30日到10月22日，26国共产党的代表齐集莫斯科，为将于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召开的81国共产党会议起草一份宣言。在这两次集会上，以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为一方，以邓小平为另一方，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交锋。毛未出席会议，他和金日成是唯一缺席的集团领导人。刘少奇在会上很少说话，但在胡志明的怂恿下，在对会议声明议定一致意见的成功的最后努力中同赫鲁晓夫私下见了面。[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