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21部分在线阅读

毛在内部讲话中详加阐述的主题，在公开文章中只作了比较简单的暗示，暗示正在减少对苏联援助的依靠。5月，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预告，要把军事武器改进的基础放在本国的而不是苏联的方法上：“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和科学家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制造出最新式的飞机和原子弹来。到那时……可以用祖国的工人、工程师、科学家自己制造的原子武器和导弹。”[21]
这些在内部讲话和公开声明中，暗示了降低对苏联援助所抱的希望，与1957年的原子弹分享协定的精神正好相反，而这一协定已在履行中。一种解释可能是，和赫鲁晓夫建议美苏谈判核禁试问题有关。他在4月4日致世界各国首脑包括周恩来的信中指出，由于现在只有苏联、美国和英国拥有核武器，“比较容易达成”一项禁试协定，而当“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他国家也可能掌握核武器，到那时，达成停止试验的协定自然就更加复杂了”。[22]4月22日，他同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美苏就如何监督停试进行技术研究的建议。
对这个明显地反对北京最终拥有核能力的建议，中国人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除此之外，中苏拟议中的在其他领域的军事合作也发生了争论。的确，这可能是促成北京最高级会谈的近因。会谈中究竟提出了什么建议和要求，双方事后的报道有出入，但在一点上一致，即在联合使用中国海、空军和通信设施上发生争吵。[23]前几个月在较低层次发生的争执，显然导致了在北京加以解决的尝试。但没有取得一致。相反，双方分手时，关系可能比从前更坏。究竟是赫鲁晓夫希望增加联合设施来交换核分享呢，还是毛要求范围更广的现代武器而对苏联的要求未作让步，从现有证据看，还不能断定。但中国人对一支外国军队在本国出现的敏感，加上毛重新强调“自力更生”，造成了使双方此后互相怨恨的一种僵局。
炮击金门
1958年8月23日，中共炮兵部队向金门岛发射了大约4.1万发炮弹，是近十年来一再发生的敌对行动中总数最高的。[24]目标的三面离大陆炮兵阵地不过几千码。将近8万名国民党军队和4万名平民，主要依靠来自125英里之外的台湾的海上供应来维持这个沿海基地——蒋介石政权最后剩下的合法领土之一。金门与厦门隔海相望，国民党驻军的大炮有效地封锁了厦门港的出入口，威胁着附近的航运。
此后一星期内，福建省无线电台不断地向金门播出投降的最后通牒，同时间歇地对金门进行不同强度的炮击。[25]米格—17式飞机对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同时海军部队阻断从台湾来的供应。8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国防部对四天前击沉一艘国民党船只的嘉奖令，宣称这“显示了我人民海军的威力，给盘踞金门的蒋贼军与台湾的海上联系以严重威胁，使之更加处于困境”。[26]嘉奖令命令海军“再接再厉，与前线陆军、空军部队密切协同配合，准备随时给蒋介石卖国军增援部队以更大的打击”。
但8月27日以后，军事行动的节奏和水平急速下降。这只能部分地归因于台风的影响。美国对炮击的反应提供了一个补充解释。在炮击开始后的几天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和在日本的第五航空队进入加强戒备状态。驻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中的“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奉命开往台湾地区。除此之外，有另外两组航空母舰编队，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逻，美国还在台湾举行了一次防空演习。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军事指挥官们在岛上开会，检查前些时候宣布的将在9月初举行的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它将包括38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到8月29日，有50多艘美国舰只，包括6艘航空母舰和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它们或已到达台湾地区，或正在途中。第二天，第七舰队的一支分队准备为开往金门的国民党供应船只护航。
美国的政治声明，虽然意义含糊，却留有卷入的足够余地，增加了北京的担心。炮击开始那天，杜勒斯国务卿发表了一封信，回答国会关于最近在沿海岛屿附近大陆军事行动增加的意义的质询，他指出：“如果有人假定，即使中国共产党人想用武力改变现状，现在进攻并企图占领这些岛屿，可能是一种有限行动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27]
地图7　沿海岛屿
8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有1/3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些岛上，这就使“这些岛屿与福摩萨的防御体系连接得比以前（1954—1955年）更紧”。[28]他援引1955年的福摩萨决议，该决议超过1954年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共同防御条约的限制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对保卫台湾是必要的时候，得使用武力。他还警告，如果这些岛屿受到侵犯，“美国不会放弃它的义务”。四天后，美国陆军部长布鲁克在台北警告北京，“不要低估”美国的警告。
事情的发展显然与毛的期待相反。9月5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承认：“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29]尽管他把这种“混乱”归咎于“人民害怕战争，害怕美国给各地带来灾难”，但没有掩饰对他的失算感到吃惊。
9月6日，周恩来公开建议恢复从头年12月以来陷于停顿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他的讲话紧接在杜勒斯9月5日发表的声明（这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支持国民党人的最明确的许诺）之后，但仔细研究中国人的言行，其中暗示了他们在杜勒斯记者招待会前就已有了减少战争发生危险的决心。一个月后，在10月6日，彭德怀元帅宣布停止炮击和封锁一星期。又过了三星期，他宣布只在单日炮击。紧张缓和下来，没有发生进一步的行动。
在计划炮击金门时中国人主要考虑的是预料到的美国的反应。毛在内部的自我批评，说明他没料到反应会这么强烈。但中国官员在炮击结束后立即宣布成功，声称炮击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军队卷入，从而使他们不可能在“两个中国”运动中对沿海岛屿弃之不顾。[30]这后一种解释，看来是一种事后的补苴。最初向金门驻军广播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此外，毛9月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采取主动，慢慢脱身……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他所估计的金门和马祖的国民党军队人数]走路”。[31]毛特别指出金门和马祖的“陷阱”并没有关闭，可以“逃跑”。
这说明这一行动有一系列目的，最好的结果是，趁美国军事力量专注于中东危机时，夺取这些岛屿。即使这个目的达不到，那么炮击也可能迫使华盛顿给予北京对台湾的权利以应有的尊重，恢复大使级会谈。与此有关的是头年发生的某些事情。
1957年，在北京经过两年努力想同华盛顿达成一项暂时协定之后，关系突然恶化。那年5月，美国透露出想在台湾部署射程为650英里、能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6月，杜勒斯国务卿发表一篇不寻常地敌视与不妥协的对华政策演说。12月，当华盛顿方面的大使级会谈代表被调往别处，由一个低一级的官员代替他时，北京停止了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8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回顾外交政策的讲话回敬了美国，有意不提先前的“和平解放台湾”，痛骂华盛顿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6月30日，北京公开要求美国在15天之内派出一名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32]华盛顿拒绝顺从最后通牒，故意延迟美国驻波兰大使为代表的任命。这时，爆发了黎巴嫩危机。
几个月后，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美国人历来欺侮我们、在中东事件以前，他公开发表一个备忘录，说中国之坏，坏得透顶……他又断绝日内瓦的谈判。那好，我们就限个期限来谈。后来到了中东事件的末尾，他东西来了，他比我们那个期限推迟了几天。我们的限期是十五，他十七号回的信，要谈判。我们没有发表，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在乎你那个东西，我们要打炮了，我就不发表那个东西。[33]
中国人突然将“解放台湾”的主题引进支援黎巴嫩的群众示威游行，并加速将喷气战斗机、大炮和军队运到沿海岛屿和台湾的对面。7月22日，主要的军报《解放军报》醒目地登出一条电讯，纪念在金门以南的一个小岛挫败国民党入侵五周年，宣称“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官兵，一致表示……时刻准备解放祖国领土台湾和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34]《人民日报》在第二天重登了这条电讯。
7月29日，米格—17飞机第一次以战斗姿态在沿海出现，击落两架在金门以南巡逻的国民党战斗机。一年多前修建的一些机场，在7月底8月初已可使用。一条通往厦门的长达500英里的铁路（在福建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已在2月完成，现在担负起大约400门指向金门的大炮和集结在福建前线的30万人以上的军队的后勤任务。
这样，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在1957年年中开始严重恶化。它在大使级会谈上的强硬立场，始于1957年12月。它对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以中东危机为契机，始于1958年7月下旬。这说明一系列决定及其贯彻执行，是在失败的赫鲁晓夫—毛会谈之前。把强调“自力更生”与坚持“解放”台湾是“内政”联系起来看，毛似乎希望，进攻金门会促使驻军投降而不引起美国的反响，以此向赫鲁晓夫显示北京的决心、华盛顿的软弱和莫斯科的瞎担心。
但是，毛的失算不仅带来了中美军事对抗，而且严重地恶化了中苏关系。9月5日，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和他的高级中国专家M.S.卡皮查一起到达北京，商讨金门事态。第二天，周要求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9月7日，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忠于自己义务的我国，将尽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国一道来维护两国的安全。”[35]他为北京的行动辩护，说北京“致力于解放本国领土”，“完全有合法权利”和“合法的自卫措施”。
但私下里，苏联首脑显然被毛的单方面行动所激怒。据卡皮查说，赫鲁晓夫拒绝他的同事们对公开支持毛所表示的反对，他辩解说，一旦艾森豪威尔介入，同盟需要他作出反应，但在紧张消除后，有必要重行检查中苏关系。[36]据传毛在会见葛罗米柯时对逐步升级的核战争危险采取的掉以轻心的态度，进一步促使苏联决心撕毁1957年的核协定。
莫斯科同北京的公开论战发生在1960年中期，这些论战包括苏联宣称它在金门事件中制止了美国的一次进攻，中国则否认有这种进攻的可能，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的时候。[37]毛在紧接这件事之后的讲话中，没有任何指责苏联支持不充分的话，因此，随后的交锋不大可能反映当时关系紧张的真正原因。中国人既未邀请也不需要苏联人介入他们的行动，而且正好相反，从原则上将它排除了。但金门在苏联停止核援助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不管是真是假，证明是重要的。
“大跃进”和苏联的批评
在炮击金门期间，北京用“大跃进”的口号动员全国。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称这些“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做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38]
虽然这一发展的基本意义与重要性纯属内政问题，但它溢入中苏关系，引起了同盟内的进一步摩擦。在中国方面，人民公社及其供给制、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被官方欢呼为“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而且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39]与此对照，在整个秋季，苏联人在有关中国的正式讲话、消息和官方声明中，有意地避免提及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同参议员赫伯特·汉弗莱谈话时，说人民公社是“反动的”。[40]他把它们同革命后莫斯科流产的公社试验相比附，说这个试验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刺激，你就不能得到产品”。他的话公开后，中国人认为违反了盟国之间应有的行为准则。
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全体会议的一项决议推迟了早先提出的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说要“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建成共产主义的时间就更长了。[41]它宣布，与按“需”分配相对立，“按劳分配”将“在长时期内，必要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过早地实行按“需”分配，“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这个从8月下旬提出的立场的退却，既未结束中国国内也未结束中苏之间在“大跃进”问题上的争吵。苏联继续对经济后果持怀疑态度。苏联顾问由于他们的警告受到轻蔑而感到失望。[42]苏联官员憎恨日益增加的向中国交货的要求。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怒不可遏。虽然基本上是一个内政问题，但毛的轻率的经济试验，必然影响到对外关系，就像他炮击金门的决定表面上也是内政问题一样。
炮击金门在人民解放军方面来说，是以丢脸告终。毛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反复告诫，未能约束住他的手。同样，“大跃进”以1960—1961年的经济灾难告终。毛对经济的无知（他过后才承认），加上傲慢自大，导致他的失败。在莫斯科看来，这两件事情上的重大失误表明了妄自尊大。这个看法终于促使苏联在1960年取消援助，从而使1958年中国宣布的“自力更生”成为必要。
第二阶段：1959—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