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20部分在线阅读

同样，毛泽东夸大苏联的导弹成就，可能令人惊慌失措，但这在当时并不预示中国方面有冒险行动的危险。更令人烦恼的是，毛以一种骑士的豪爽态度谈论核战争，他说，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不过，无论毛的大言壮语如何令他的苏联听众不安，却不妨碍赫鲁晓夫同意中国分享核武器技术。尽管苏联领袖将会后悔并终于取消这个决定，但在当时却没有表现出这种谨慎。这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在新阐明的中苏关系中进入了1958年，这个关系是通过最高层的顺利协商建立的。
1958年：概观
几年后，毛把1958年看成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发展的一个水准基点：“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6]这句就中苏关系而说的话的含义，在内政与外交上都得到证实，它具有深远的影响。
内政方面，“大跃进”招致赫鲁晓夫公开的与私下的批评，说是照抄“军事共产主义”。这伤了中国人的感情，被认为是干涉内政和公开侮辱一个同盟国。毛在1958年公然漠视苏联的经济方法，完全不理睬苏联顾问，他们的无所作为导致1960年的最终撤退。最后，夸张地宣称“大跃进”的成功与断言人民公社提供了越过苏联发展阶段的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含蓄地向社会主义阵营假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领袖克里姆林宫提出了挑战。
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坚定不移地攻击东欧的“修正主义”，超过了苏联的立场，特别是1958年春对南斯拉夫的攻击。7月，赫鲁晓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时对中东危机的谨慎处理，引起北京提出一条更强硬的路线，要求作出更好战的反应。此后不久，两位领袖在中国首都进行了历时三天的秘密会谈，会谈时有苏联高级军官在场。但在会谈中，毛没有通知赫鲁晓夫即将在这个月下旬对沿海岛屿金门进行炮击和封锁。这个单方面行动，引起美国在台湾海峡大规模部署海军和空军，而且，根据苏联权威人士提供的消息，这个行动还促使赫鲁晓夫决心取消刚在头年签订的核武器技术协定。
对1958年的这个简短的概观，说明内政与外交的重大发展及其复杂的相互影响。学者似的分析至今是以探索因果联系来验证一个假设，即用一个单一的因素来解释中国政策的两个方面。这个方法强调国内政治，表现为在“齐放与争鸣”试验的余波及其“反右”结局中，“左”派或“激进”派占了优势，“温和”派或“右”派处于劣势。[7]然而，虽有专题研究，却没有找到对中国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作整体性说明的足够的证据。尽管“文化大革命”当中及其以后的解释与揭露，部分地弄清了一些孤立的事件，但仍不能说明在台湾海峡的行动和向莫斯科的意识形态挑战后面的全部考虑。
这不是否定这个假设，而是避免把内政和外交政策归因于一个总的因果关系的解释，因为那样一来，逻辑推理和似乎合理的设想必然代替了直接证据。的确，就金门岛来说，在政策的起因上，不仅需要而且也许应该把内政与外交分开。台湾海峡的形势，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中美关系，它的历史要追溯到1954—1955年的第一次沿海岛屿危机。因此，它本身就值得注意，特别是已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1957年12月陷于停顿，以及在此之前的两年里，北京想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个暂时协定的愿望未能实现。
同样，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刺耳攻击，部分地是对铁托在1958年3月的一个重要声明中正式提出他的“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的反应。这是重提一个主要争论，它第一次出现在1948年，导致共产党情报局公开谴责贝尔格莱德，它一直困扰着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的关系，此后在不同程度上也困扰着与北京的关系。
分析这个时期的第二个重要的假设断言，苏联的导弹成就促使北京在从东欧到东亚的一系列问题上坚持它的立场。但这个论点至今也未得到证明。1958年事件的经过，提供了足够的解释，不需要一个整体论的假设。在可以把政策归因于个别人亦即毛的限度内，认定一个单一的因素决定各种各样表面相似的行动，似乎是有理的。但问题是，所有这些内政和外交上的决定，是在什么程度上由毛一个人单独作出的。鉴于毛在那年秋天辞去国家主席只保留党主席的职务，这个问题就特别有意义。在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之前，不忙于作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同时，我们可以将事件按发展顺序加以排列。按先后顺序，而不按重要性的顺序，我们先考察黎巴嫩危机的处理，然后是北京最高级会谈和炮击金门。最后，“大跃进”的泛滥后果也值得一提。
黎巴嫩和北京最高级会谈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和毛在北京的秘密会谈，是双方先在南斯拉夫问题，后在美军在黎巴嫩登陆问题上的争论积累成为分歧之后举行的。两位领导人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交换意见。3月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发表了一份长达230页的南共纲领草案，正式宣布一整系列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广泛立场，向莫斯科提出并经1957年11月执政的共产党会议认可的立场提出公开挑战。这个文件在共产主义世界征求意见时，引起强烈的反应。它所主张的不结盟与中立地位，与华沙条约的原则背道而驰。在对西方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上，它完全漠视了当地共产党人的领导作用。它强调的内部自治和各国共产党一律平等，与长期形成的以莫斯科为首的概念相对立。
毫不奇怪，以克里姆林宫为首的其他共产党宣布抵制即将召开的南共代表大会。但是，尽管《共产党人》杂志仅仅在大会开幕三天前发表了一篇详尽的批评，莫斯科仍采取了一种克制态度，称南斯拉夫为“同志”，并公开宣布“永远是南斯拉夫的朋友”。[8]
北京可没表现出这种克制。在大会闭幕后，《人民日报》没有使用“同志式的”语调，而是攻击南共“领导集团”和他们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说这是开倒车，或甘冒与集团决裂的危险。[9]北京还宣称，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铁托的决议仍然是正确的。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由斯大林开始的攻击。斯大林的第二个动议，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一个把铁托同“美帝国主义”捆在一起的决议，已经在1955年赫鲁晓夫调停争端的贝尔格莱德之行后撤销。
接下来的一个月，当北京逐渐加强攻击时，莫斯科却固执地较慢作出反应，并且不像北京那么严厉。此外，苏联还同南斯拉夫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贝尔格莱德则当它的驻北京大使被拒绝接近中国领导之后，撤回了大使。赫鲁晓夫继续称铁托为“同志”，北京则使用了贬义的“铁托集团”。这样，虽然苏联的批评几乎在每一点上都反驳了铁托，但在语言的选择上却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赫鲁晓夫的愿望：“保留一线希望，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可以接受的对话形式”。[10]与此对照，中国的攻击则似乎故意要摧毁这种可能性。
有人提出毛有两重动机：首先，加强集团的团结，反对中立主义或贝尔格莱德提出的不同意识形态，以便更有力地对付帝国主义；其次，通过攻击南斯拉夫在和平共处与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上的观点，阻止赫鲁晓夫同西方搞缓和的意向。这种分析根据的是1958年5月中国在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上的声明。陈云重复毛头年11月在莫斯科说的话，宣称：“一切‘恐美病’都是毫无根据的。任何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力量估计过高，对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都是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他更加严厉地说：“如果说在以前，例如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十四国武装干涉，都毫无所惧，那么，当此社会主义阵营已处于完全优势的情况下，怎么能对帝国主义反而更害怕呢？”[11]与此对照，赫鲁晓夫的报告则用生动的语言描绘核战争毁灭性的后果，号召单方面的和相互的裁军，强调“负责的政治家之间的会议将会导致争论问题的解决”。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在措辞上把赫鲁晓夫对核战争的阴暗描绘同他自己著名的信念——中国在损失一半人口之后会生存下来——结合起来。他的话值得大段引证，因为是在内部讲的，反映了他自己的看法。在小标题为《准备最后灾难》的一段里，他警告说：
现在讲点黑暗，准备大灾大难……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疯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比过去强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
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再有世界大战了……
打起仗来无非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12]
毛扼要地讲了中国由汉至唐曾多次损失上千万人口以支持他的分析。但他没有像他在莫斯科或陈云在华沙那样断言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他也不是在一种好战的或挑战的场合讲这个题目。他更没有想用中国的行动去试探美国的决心的意思。从这些话来看，中国私下的态度不能说是鲁莽的或冒险主义的，更不是企图引发一场可能导致苏美核战争的东西方冲突。
不过，中国公开的夸张言词与论战，不管是表面指向南斯拉夫或拐弯抹角地提到华沙，都表示了中苏在对抗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与策略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在中东危机中变得更为明显，这次危机始于伊拉克的起义，它导致伊拉克脱离它的西方盟友，终止于美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和英军在约旦登陆。
赫鲁晓夫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是建议美、英、法、苏和印度立即在日内瓦或别的地方举行最高级会议。他在7月19日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用恰当的温和语言，提出这个独特的建议：“我们向你呼吁并非出于恫吓，而是出于理智……各国领导人不应当依靠煽起战争狂作为出发点，而应当依靠理智和冷静来寻求解决的办法。”[13]这就拒绝了两天之前《人民日报》阐述的立场：“不能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有任何的姑息容忍……如果听任美国侵略者为所欲为，那么，不但中东的人民要遭受奴役，而且新的世界战争也将不能幸免……因此让全世界人民紧急行动起来。”[14]
更糟的是，赫鲁晓夫的建议排除了中国而包括了印度。三天后北京终于认可了它，并在此后对分歧保持缄默。赫鲁晓夫在7月23日进一步抱怨北京，他同意西方的反建议，五国最高级会议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范围内举行，这样就包括了台湾，而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8月3日，一份中苏联合公报透露，赫鲁晓夫与陪同他的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7月31日以后曾秘密会见毛和他的同事。马林诺夫斯基在8月1日没有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周年庆祝会或在会上讲话，联系到国际局势，这说明这次最高级会谈是为了紧急目的而匆忙召开的。时间的选择还可能具有国内的含义。7月25日，北京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在5月27日至7月22日举行了有高级军官1000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毛和他的高级将领根据当前国际局势，谈到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原则和国防问题。
不幸的是，对这两件事，至今都没有发表过详细的报道，虽然后来中国和苏联的资料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毛没有同赫鲁晓夫讨论即将开始的炮击金门；第二，关于以某种方式共同使用中苏在中国的军事设施的问题，引起相当大的争论，最后未取得一致。对这两点，即使不免于推测，仍应多说几句，因为它们对后来中苏关系的紧张起了作用。
1958年11月下旬，毛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中苏会谈……其实会上没有谈一句台湾局势问题。”[15]苏联后来宣称，事先没有“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所要求的那样”进行商量，因而看来是确实的。[16]提到中苏条约的“精神”而不提条约本身，在处理关系的方法上强调了基本分歧。对毛来说，金门纯属内政问题，中国可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同莫斯科商量非但没必要或不明智，而且也不适当，因为这等于邀请外国干预内政。
但对赫鲁晓夫来说，美国对蒋介石承担义务和美国军事力量出现在台湾海峡，不能不影响苏联。至少，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对抗，可能使苏联对另一次柏林危机的时间选择与策略变得复杂。最糟的是，由于双方都有盟友，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的地区性交火，可能使它们各自的超级大国支持者卷入，从而使事态升级。虽然这不一定导致美苏冲突，但将危及赫鲁晓夫一直在策划的最高级会议。
1958年8月23日开始了炮击金门，为了对美国在该地区和华盛顿作出的初步反应预留地步，北京在9月6日提出中美谈判的建议。第二天，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警告说，侵犯中国“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但私下里，据说他这时就已决定，毛的行为使苏联有理由终止核分享协定，虽然这个决定的正式通知直到第二年的6月才出现。[17]
在北京最高级会议上关于所建议的军事合作的苛刻交易，其结果也许已经使赫鲁晓夫怀疑核分享是否明智。没有比这更不合时宜的了，因为中国在前几个月里重新强调了“自力更生”和反对依靠外国人（苏联人）。这个国内动向与同盟内部紧张关系的加剧是一致的，后者已经明显地表现在对南斯拉夫和中东问题的分歧态度上。
1958年上半年，毛作了一系列讲话，中心是唤起与动员中国人民实行“大跃进”。[18]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再攻击“崇洋”的“奴隶思想”，明确地反对依靠苏联。下面的摘录，说明了他讲话的主旨：
（1958年3月10日）：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因为我们不懂（重工业、计划、银行和统计工作），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
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19]
（1958年6月28日）：战争中按照苏军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八大”决议中有一节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的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争取苏联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目前苏军顾问搞的东西（作战计划、想法）都是进攻的，都是胜利的，没有防御，没有打败仗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