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9部分在线阅读

[41]丛卫：《杨献珍同志为什么要顽固地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光明日报》，1964年12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3380，5。
[42]艾思奇：《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人民日报》，1965年5月20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3475，7。
[43]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哲学论文》[505]，第134—135页。
[44]姚文元：《使社会主义文艺蜕化变质的理论》，《光明日报》，1964年12月20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3374，4。
[45]同上。
[46]苏南沅：《〈林家铺子〉是一部美化资产阶级的影片》，《人民日报》，1965年5月29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766，9。
[4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代背景材料》[735]，740，10。
[48]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人民日报》，1964年8月2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747，25。
[49]《文艺战线上的激战》，《首都红卫兵》，1967年7月7日；《当代背景材料》[735]，842，27。
[50]施拉姆编：《毛主席向人民讲话》[634]，第208页。
[51]田和水：《红专二者不可兼得》，《中国青年报》，1964年12月26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757，6。
[52]《又红又专是时代对青年的要求》，《中国青年报》社论，1965年7月24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3517，5。
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
1958—1964年，中苏争论成了中国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问题。[1]50年代前半期，北京关注的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朝鲜战争、被排斥于联合国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这些都是重要问题，涉及到主权、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诸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中国在防御和经济发展上都依靠莫斯科。
这些问题并没有从北京的议事日程上消失，但在1958年以后，与中苏争论相比，它们成了第二位的问题。台湾海峡除去1958年和1962年短暂的紧张时期外，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对抗点。同样，朝鲜也保持一种“不战不和”的分裂局面。中国迅速与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大大抵消了对其联合国席位实质性的（如果不是象征性的）剥夺。外贸的扩大，打开了通向欧洲与日本的科技通道，冲淡了美国封锁的影响。
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召开的多国共产党会议，与1958年和1959年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的两次会见相比，在中苏同盟中煽起了更大的争吵，终于导致同盟的形存实亡。1960年，苏联取消一切经济援助，以及此后不断升级的边界事件，将有限的友好关系变成了某种程度的敌视。中国指责苏联1959年在精英层和1962年在新疆少数民族问题上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从而在盟国之间互相抵触的在国外的优先权常有的分歧中，增加一个爆炸性因素。最后，毛指斥赫鲁晓夫为思想异端，给过度吹嘘的“磐石般的团结”以最后的一击，这个徒有虚名的“团结”，曾经是斯大林时期中苏关系的特征。
不过，中苏分裂尽管惹人注目，却不是简单的历史的重复。有多种因素促使莫斯科与北京分离。从个人方面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个性，就和一般同盟所需要的磋商、妥协与合作格格不入。这两位独断独行者特有的对人的态度，也把正常的分歧变成了相互的敌视。
这些分歧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两个共产党之间的龃龉，要追溯到20年代中期。中国人不听斯大林的劝告，依靠自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与其他共产党领袖相比，有如鹤立鸡群。有利于莫斯科的力量对比，至少在政治上被有利于北京的威望对比所抵消。
这种力量与地位上的不相称，在50年代前半期与中国完全依赖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存在。贸易和援助条款以及没有明言的中国在核时代对苏联的军事依赖，对双方来说都引起了实际的与心理上的问题，这在50年代后半期愈来愈明显。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巨大需求，加重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战后东欧卫星国的需求而造成的苏联资源紧张。北京对莫斯科在轻重缓急上的考虑有不同看法，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这些基本上是双边的问题之外，同盟还面临在第三国关系上的协调问题。苏美1955年在日内瓦和1959年在戴维营的最高级会谈，与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缺乏外交承认形成对照。伴随苏联强调“和平共处”而来的，是对核时代的战争冒险的警告。这意味着苏联默认美国对台湾的防卫义务，它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同共产党人的内战中，免于最后失败。在南亚，正当印度与中国的边界争端爆发为与西藏叛乱相联系的武装冲突时，莫斯科却向新德里求爱。更远一点说，中国自命亚非会议的领导，而苏联则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怀有野心。甚至苏联花相当大的代价获得的缓冲地带东欧，也不是北京不可及的，特别是在1956—1957年，有的东欧国家领导把寻求中国的帮助作为向莫斯科讨价还价的手段。到60年代初，这导致北京公开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对克里姆林宫。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架内部，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争相对全世界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施加理论与实际影响。苏联的议会道路与中国的革命道路，各有其支持者。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支持资产阶级政权而不支持他们的反对派共产党，重新引起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的历史争论。在这个理论上有点深奥的抽象争论后面，是权力和影响的真正竞争，在最高层恶化了中苏关系。
但是，把北京在国外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它同莫斯科的争论引起的，是不对的。有许多行动是针对别的国家或对它们作出的反应，完全与争论无关。亚洲弧形地带对北京来说是注意的焦点，对莫斯科则是次要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固然助长了中苏的竞争，但它们本身就值得注意。除了外交政策这个独立的外部因素外，内政在决定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经济因素的影响，无论着眼于人口统计学与发展的一般层面，或是“大跃进”的特殊后果，都不能忽视。
中苏关系的多面性，给分析与叙述带来严重困难。究竟同盟是怎样和为什么分裂的，我们没有多少可靠的直接证据。双方大量的争论文章有时候是可靠的并透露了真情，但很多却部分地受到歪曲或完全隐瞒了真相。
最后应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北京”、“领导”等用语所表示的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几乎根本不存在。这种用语抹杀了个人、派别或集团所持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还不能得到回答。因此，我们只好照字面抄写，而不把任何特定时间在某个具体政策上的一致当真。
由于1958—1964年间中国的外交政策专注于中苏争论，这就提供了一个中心主题，我们将围绕它来叙述其他方面的发展。这样，为了考察分裂的后果，就有必要对它的前因，即1957年11月执政的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作扼要的追述。
第一阶段：1958年
重新阐明的中苏关系：1957年11月
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新总路线的设计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提供了一个讲坛。这也是毛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和第二次公开会见赫鲁晓夫的场合。对毛来说，这个时间选择从几方面看都很凑巧。南斯拉夫不同意莫斯科对执政的共产党的态度，促使铁托抵制这次会议，但南斯拉夫派出了一个强大的代表团。铁托的缺席，使赫鲁晓夫不安，因为他本想以他的个人威望，弥合斯大林造成的裂口。在国内，赫鲁晓夫战胜主席团的大多数，他们在头年6月曾提议撤销他的第一书记职务。但那是一次侥幸的脱险，一些赫鲁晓夫的批评者准备在机会到来时再次向他挑战。
而毛呢，他刚经历了一个短命的和有点尴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验，这个实验是放松对知识分子和政治批评的限制。在一阵公开批评的风暴之后，那个夏季的一场严厉的“反右运动”恢复了党的严格控制。同时，毛的著名演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1957年6月公开发表，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东欧赢得了注意。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利益上的“非对抗性”矛盾是正常的，没有理由对之采取命令主义态度与强制手段，这是难得的承认。结果，尽管毛的这些阐述当时在中国证明是破坏性的，却有利于他的国际声望。
在会议前夕，还发生了一件事，似乎有利于赫鲁晓夫，却被毛巧妙地加以利用。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轨道，连同前此在8月26日宣布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象征苏联具有了同美国在战略核武器上的成就相匹敌的能力。但克里姆林宫知道把象征变成事实还需要一段时间，没有过分宣传，以避免向仍旧保持优势的美国挑战。毛却没有这种顾虑，他满有信心地宣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2]这样，毛就在实际上给赫鲁晓夫出难题，要他以一种过分自信的（如果不是过分挑衅的）姿态，用人造地球卫星造成的心理优势，压“美帝国主义纸老虎”。
各种情况的结合，使毛得以在莫斯科会议上对有重大争论的问题插进中国的观点。“和平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的断言，被毛的“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3]的警告所抵消。附随的原话明确地对后一种前景作了更浓厚的渲染。此外，在对赫鲁晓夫强调的取得政权的“和平道路”作了详尽阐述之后，注意的是“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在关于放松还是加强国内和党内控制的争论上，会议宣言坚决断言：“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
一般地说，语言比较温和的地方，反映了赫鲁晓夫更愿强调的东西，虽然分歧还不像后来那样明显。同时，主张在内政和外交上实行更强硬的路线的，也不仅仅是毛。此外，毛还支持赫鲁晓夫反对哥穆尔卡，后者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和含蓄地提出的摆脱莫斯科的控制而独立的主张，是向正确路线的标准苏联定义提出的挑战。这个支持对于加强赫鲁晓夫在会议中的地位，其重要性不亚于毛断言苏联在科技和武器制造上的成就，已经使国际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结果，集团的领导责任落到莫斯科头上，但阐释集团的政策，需要北京点头。这样，让苏联居集团之首，并不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
中苏在莫斯科的交易，不仅是口头上的互惠。会议前夕，苏联同意在研制核武器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帮助。正如北京后来声称的，在1957年10月15日，签订了一个《国防新技术协定》，并说赫鲁晓夫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4]这说明为什么陪同毛的是他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而到11月6日，又有一个军事“友好”代表团参加进来，到11月29日才离开。同时，一个以郭沫若为首的科学代表团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小组同他们的苏联同行会见。12月11日，一个为期五年的中苏科学合作协定连同1958年科学合作议定书在莫斯科签字。
看来这些协定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有比较大的帮助，如同美国情报后来所透露的那样。[5]虽然莫斯科从未证实过中国的声明，但它对北京的援助是真实的，尽管在1959—1960年就终止了。在兰州附近建立的一座气体扩散工厂，是标准的苏联设备的复制，至少在外观上是这样。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支援用的基础设施是按照苏联设计布置的。在附近可以看见一个与苏联导弹一模一样的导弹，至于它是模型还是可以使用的，则不能确定。这样，是否真有答应一个“原子弹样品”的事，可以存而不论，而这些显示实际分享核武器技术的指示物，表明1957年的协定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研制计划。
总之，中苏在1957年秋的交互作用，似乎真地加强了同盟，尽管那时也播下了以后关系紧张的种子。如毛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既有有利影响，也带有潜在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