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5部分在线阅读

莫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
力抗权奸志不移，
东林一代好男儿！[16]
这首诗后来也可以用来作为邓拓及其伙伴的墓志铭。
尽管吴晗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对地沉默寡言，并在1957年抨击右派分子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他在1959年却突然开始写作关于正直的明代官员海瑞的文章。毛在1959年4—5月的党的会议上曾经号召效法海瑞对官僚主义恶劣行为的批评。毛的秘书胡乔木请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写关于海瑞的文章。但是，吴晗的一部著作——有关这个著名的地方官被朝廷罢官的剧本，后来却被当做对毛的政策、“大跃进”和彭德怀被免职的间接批评而受到攻击。
这部剧本集中描述苏州农民的困苦处境，他们向海瑞控诉，他们的土地被地方官员没收。海瑞不顾地方官员的威胁和贿赂，在一次恢复这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的努力中，要求退回非法没收的土地，平息不满，停止霸道行为。海瑞还下令处死一个地主的儿子，因为他杀害了一个老年农民。地方上的地主和官员恳求皇帝宽恕地主的儿子并解除海瑞的职务，皇帝就这样办了。这部剧本尽管写的是历史事件，却揭露了使农民穷困和不顾农民愿望的政策。因而有可能被解释成为彭德怀努力帮助农民而辩护。虽然这部剧1961年2月上演时得到了好评，但演出几次以后就被停演了。
和党的宣传部有联系的五四作家
一批在党的宣传官僚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作家、剧作家、文学批评家、诗人、新闻工作者表示了和北京市委的知识分子—官员的见解近似的看法。这几种人从30年代起在导致党执政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有紧密的联系。他们在不同时期，在日本、上海、延安、重庆和香港，在“左翼”文化和新闻界曾一起工作。在和宣传部有联系的一批人中，有的是中国最著名的五四作家，如田汉、夏衍、阳翰笙、巴金和茅盾。这批人的党的领导者是周扬和一个40年代在延安形成的亲密同事的小团体。
尽管从毛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周扬的主要职责是保证思想上的正统性和开展一系列毫不留情的运动与清洗，但他在60年代早期却是怀疑毛在指导中国发展中一贯正确的那批人中的一个成员。在从“大跃进”的教育革命后退和振兴智力活动及文化的努力中，周扬是一个领导人。他在公开讲话中，支持更具创造性的、更多样化的风格和较少空论的题材。在向小会和他的朋友们讲话时，他支持以更西方化的态度对待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扬被指责一直在鼓吹自由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但事实上直到60年代早期为止，在执行毛的文化政策方面他一直是坚定的。
情况可能是这样，当官僚集团和毛在“大跃进”之后发生意见分歧时，周扬这个典型的党的驯顺的成员，赞同官僚集团和他以前执行毛的政策一样，毫不迟疑地执行他们的政策。但是，他偏离毛的政策不只是由于集团的或组织的原因。除了他对毛的政策大失所望之外，他还对“大跃进”时期表现出来的反知识分子、反专业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虽然他主要是一个文化官员，但他也是一个西方化的城市知识分子，对包括19世纪欧洲伟大作家在内的传统造诣很深。虽然在“大跃进”运动中周扬是推动受到土生土长的民间传说滋养的集体业余写作的一个领导人，但他保持了传统的西方化的文学和学术的见解。
在60年代早期，周扬和他的同事谋求减轻“大跃进”在文化上的影响和重新振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在1961年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周扬推荐文化上的审慎的非政治化，作为减轻“大跃进”引起的紧张的一种方法。在那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提倡无关政治的艺术创新，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动，但也是一个与党降低前一时期政治热情的努力相一致的行动。
周扬还降低了阶级倾向性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的重要性。文学应当吸引除了反动分子以外的所有阶级，而不只是工人和农民。《人民日报》庆祝毛主席延安讲话20周年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解释说，延安讲话以来形势已经改变，因而也就必须改革文化，以便文化能够为更高层的读者服务。[17]
虽然允许知识分子不考虑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由于和苏联决裂，和西方疏远，他们不能像在“百花运动”中那样面向国外。因此，他们重新上演20年代和30年代在比较自由的上海创作的剧本和电影。重新上演的一个剧是阳翰笙写的《李秀成之死》，阳翰笙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和党的书记。这个剧最初在1937年作为统一战线的文化政策国防文学的作品上演过，并在那时得到党的公开赞成。这个剧于1956年重新上演，又于1963年2月再次搬上舞台。在30年代，这个剧鼓吹阶级合作反对共同敌人，但在60年代早期的背景下，却似乎象征了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的冲突。李秀成被描写成一个英勇的人，敢于拼着性命向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提出异议，洪秀全则被描写成不愿听从这个伙伴的忠告，顽固地坚持一种导致太平军失败的政策。
60年代初期在银幕上和戏院中重新塑造的30年代小说和故事中的人物，是在革命当中进退两难的、疑惑的、痛苦的、感情矛盾的人，不能确知应朝哪条路走。仿佛上演他们的故事是为了和“大跃进”文学作品的理想化的英雄和坏蛋相对照，“大跃进”的文学作品和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一样，通过虚构的英雄和坏蛋的典型教导道德价值和准则。
这些变化了的30年代的人物，成了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故事中所描写的“中间人物”。他们也是夹在新旧社会之间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们的矛盾更多地存在于他们自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他们和其他阶级之间。他们是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论题，这次会议由周扬主持，由周的主要副手邵荃麟阐述。邵尽管原来是短篇小说作家，但主要还是以有权势的文学方面的官员而知名。1949年以后，邵作为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人很快出了名。可是在大连会议上，他断言，“中间人物”代表了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们不是党描述的完美英雄，而是处于“落后”和“先进”思想之间的中间阶段的人，自身兼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邵号召作家们描写绝大多数还没有委身于革命的人，而不要去描写英雄和坏蛋的极端例子。
邵荃麟的观点直接攻击党的基本的政治和思想的教导。他揭穿了官方对现实的看法和实际存在的状况之间的差异，并暗示被当做革命支柱的无数中国工人和农民并不是官方所描述的值得仿效的革命者。事实上，在“进步的”和“落后的”道路之间摇摆的，并不像党断言的那样只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是人口的绝大多数。
由于作家们被强制地袭用思想上的八股，而不是以讲究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写作，邵荃麟惋惜模范人物在“大跃进”时被形容得太过分，这意味着“脱离现实”。[18]农民潜在的共产主义动力并不像毛泽东和党所期望的那样，已在“大跃进”中出现。邵认为，过高估计农民对革命的思想上的准备促成了“大跃进”的失败。
对毛泽东政策的批评者们因此越出了政治上支持他们的人所允许的批评。刘少奇和官员们可能需要对“大跃进”、动员群众和经济上不合理的事进行批评。他们甚至希望思想和文化更加繁荣，还希望放松对学术和创造性工作的思想限制，这样有助于解决“大跃进”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但是，在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党的官僚主义领导人的猛烈指控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愿意放弃对学术——尤其是邓拓和吴晗所要求的那种类型的人文主义的学术——的政治和思想的控制。而且，刘少奇和官员们与毛泽东一样，不愿意在制定政策和按正常程序对他们的政策进行公开批评方面给予知识分子发言权。他们也不愿意允许对农民和工人的革命基本信仰的怀疑。领导支持特定的批评和相对地放松控制，这并不意味着它将容许他人插手政治、分散它的权力和怀疑它的群众支持。
对毛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抵制
在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从60年代早期的相对放松转向增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他提倡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这是不言而喻地号召向批评他的人进行攻击。他表示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受思想甚至受虚构的文学作品影响的舆论，能够推翻政权，这反映出他日益着迷于思想觉悟。十中全会标志着毛开始努力制止对他的政策的批评、制止革命势头的减退，并实行“文化大革命”。他最初试图通过党的官僚机构去完成这些工作。
但是，毛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号召在学术界触发了一种表示异议的新形式。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都投入关于阶级斗争的争论，在争论中毛思想的主要意识形态的根据受到了怀疑。尽管异议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一致的主旨是希望少一些而不是多一些两极分化——减弱而不是加强阶级斗争，调和而不是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差异。
有些著名的学者谈到需要团结全国为社会所有阶级共有的目标而奋斗。他们试图在中国传统中找出不只和某些时代某些阶级有关，而是和所有时代所有阶级有关的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通过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历史、哲学和美学——中寻找中间立场，他们的讨论含蓄地推翻了毛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号召。1963年在农村发动的制止自发的个体农业倾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扩大到知识界。
那么，在毛提倡思想斗争并加紧控制知识界的时期，背道而驰的思想怎么能够表现出来呢？负责加紧控制的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正是曾经负责60年代放松的机构。口头上他们同意毛泽东恢复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要求，但在实际上他们担心一个新的运动将导致像“大跃进”那样的破坏而不愿照办。对毛以前政策的失望使得领导者不是那么轻易地对他的新的要求作出反应。而且，既然他们管辖的部门就是异议的根源所在，他们当然并不急于推行一个最终将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运动。
并且，如毛泽东后来所指责的，在各种文化领导层中已经出现一个正在增强的官僚化的过程，这是任何极权主义的组织在革命阶段结束以后都不可避免的。文化官员们掘壕自固，依靠在30年代上海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和40年代的内战中发展起来的亲密个人联系而结合在一起。他们也关心革命精神被腐蚀，但被以前的运动弄得筋疲力尽，吃够苦头，他们不愿再次发动他们过去策动过的那种全国性的激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因此，尽管他们以华丽言词号召阶级斗争，但他们的语调却是温和的。他们可能不同意某些和他们、和刘少奇，同样也和毛泽东意见相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允许进行某些坦率的思想上的争论。结果是冲淡了毛对阶级斗争的要求。在“大跃进”的余波中，文化官员和知识分子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和睦的而不是冲突的时期。
这些官员在中国的大学于“大跃进”之后恢复传统的教育实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党的书记处委托周扬挑选大学文科课程的教材。他试图完全改变“大跃进”时期强调政治、毛泽东思想和群众办科研的做法，重新提出专业的、以学术为方向的教育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周扬指出：如果我们把所有学生培养成政治积极分子，那么我们的政治积极分子就太多了。他们将成为没有专业知识的空头政治家。[19]作为提高学术水平的部分措施，增加了西方培养的老教授的薪金，使之大大高于“大跃进”时期中大量培养出来的年轻教师的工资。周扬还委派许多杰出的西方培养的学者去领导一些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挑选文科教材以取代年轻教师和学生在“大跃进”中编写的材料。这些知识分子像五四作家支配文学刊物一样，也支配主要的学术刊物。这些刊物的专栏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最终触及了中国领导面临的根本的思想问题。
从“大跃进”的革命实践和严重混乱后退回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更有助益的儒家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体现了全面的持久的道德价值。这种对儒家学说全面再评价的努力在“百花运动”中已经开始。这种努力在“大跃进”的余波中再次提出，到1963年取得了一定势头。学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他们的再评价，很像19世纪中国的文人学士以正统的儒家学说表达他们对西方思想的介绍。例如，哲学家冯友兰表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小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认为儒家学说具有普遍性的根据。虽然冯说，当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时，孔子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但冯认为，孔子学说对所有非统治阶级——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和对地主一样都有意义。在与奴隶主和贵族的斗争中，地主必须赋予他们的意识形态以一种“普遍性形式”。[20]冯断言，儒家关于仁的概念（仁爱或人类友善）有阶级特性，但也体现了所有阶级的普遍伦理标准，因为地主要利用它来获得广泛的支持。
更肯定地评价儒家的另一个推动力是1962年11月——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讲话后仅一个月——召集的一次会议。从全中国来的知名学者出席的这次会议成了对中国历史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讨论会。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广州中山大学刘节的看法：中国历史的模式和西方模式不同。阶级斗争可能曾经支配西方历史的发展，并且可以解释当代的事件，却不曾支配中国的发展。刘坚决认为，由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近代明确地表述的，古代的思想家不可能理解这种思想。我们不应当把我们时代的问题不适当地强加于古人。[21]
许多历史学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阶级观点表示异议外，还对毛主义关于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是革命运动的观点表示怀疑。有些学者以严密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争辩说，农民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并不要求新的制度，像上层阶级那样只要财富和权力。尽管他们的论证是以历史学的术语表述的，并且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是他们和那些支持“中间人物”的概念的人一样，反驳了毛主义颂扬农民为革命者的说法，并对“大跃进”提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批评。他们认为政治精英和农民一样创造历史，并告诫说，要防止夸大农民起义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革命潜力评价不高这种观点的支持，但也受到儒家有关农民的传统观点和西方学术中让历史事实决定分析的传统观点的影响。他们说，历史事实证明，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是自发的无计划的反对镇压的行动，而不是有组织的革命运动。
许多年以来，并且在1963年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提出了一种后来被叫做让步论的观念。这种观念对把革命当做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动力含蓄地提出了疑问。在一个王朝被推翻后，新的统一王朝暂时放松了它对农民的镇压。它在减轻租税、分配小块土地和开垦新的土地方面愿意对他们让步。这些行动并不是革命的；相反，它们由于向农民提供福利而阻碍了革命。因此，改善农民生活是阶级调和而不是阶级斗争。
冯友兰依照他的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看法，也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往往主张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一些让步，以减少他们的反抗。”[22]不愿冒起义危险的农民促进了社会对立阶级的共同行动，这转而推进了社会。是阶级斗争的缓和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强化被看做历史的动力和改善农民处境的动力。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怀疑毛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经济领域强化阶级斗争的努力。其中最著名的是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他在20年代就是党员，曾在苏联学习，并在60年代早期当讨论利别尔曼的经济改革时再次访问过苏联。他回国后提出了类似的改革建议，如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允许一部分利润留归企业用做鼓励增产和改善管理的奖金。既然科学知识将代替群众运动，那么是利润而不是政治觉悟将成为投资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孙把利润看做技术可行性和有效经营的最敏感的标志。在农业经济方面，他赞成恢复个体家庭经济和给每个农民家庭规定产量指标。他和他的同行们并不怀疑社会主义计划原则或国家调节的任务，但他们指出，忽视物质刺激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和有害的。
对毛政策的更直接的批评是孙把公社的特点说成是一种“急躁冒进……的错误”。他在对干部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想一步登天，就来一个越大越好，结果助长了瞎指挥……忘记了生产力，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夸大。”[23]他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革命要靠增加生产和技术进步。只有生产力发展到高水平，才有可能实现按每一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的原则。尽管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控随声附和孙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像被责备的那样提倡“利润挂帅”，他的物质刺激政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相比，相对来说是有限度的。
不过，孙与其他学术界和文化界人物一样，他的批评和建议在为广泛而深入地改变“大跃进”的经济、教育和文化政策而创造舆论倾向方面是起了作用的。这些批评和建议也导致毛争取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去批驳他们的评论和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