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6部分在线阅读

激进的知识分子
“大跃进”以后，当毛的老战友和党的官员们对他的领导提出疑问时，他变得越来越对他们起疑心，越来越转向所信任的少数知己，特别是他的妻子江青、他以前的秘书和捉刀人陈伯达以及与党的保卫机构有长期联系的康生。他们在60年代早期又继而与一批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发生了紧密联系，这些激进知识分子在谴责年纪较大和有地位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时，扮演了令人注目的角色。他们包括来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两批不同但又部分重合的人，都擅长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他们虽然接受过学术方面的训练，但他们有两点不同于年长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受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更强，在学术等级制中地位较低。他们在组织和管理工作方面经验也较少。他们和年长的知识分子对立，既有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两代人之间的、个人的和机会主义的原因。
张春桥是这批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个。他191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和他的知识分子对手一样，30年代他活跃于上海的“左翼”文学界，40年代在边区做宣传工作。但是，直到1949年以后他才开始获得重要职务。在“大跃进”中，他积极阐述毛泽东的政策，不久以后，他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成员。1963—1964年，当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毛的心腹柯庆施给予毛的妻子江青以改革京剧的机会（在北京，中央宣传部党委和北京市委拒绝给她这种机会）时，张春桥和党的高级官员有了联系。上海市委宣传部，特别是张和他的年轻同事姚文元，被动员起来帮助江青。
姚文元最初因与中央宣传部周扬身边的文学官员联合而出了名。[24]尽管他在反对胡风、艾青、丁玲和冯雪峰以及右派分子的运动中很积极，但他特别令人注目的原因是，50年代晚期他攻击文学理论家巴人，认为巴人的观点存在全民共同人性的因素；攻击巴金，在巴金的作品于1958年再版后不久，给他贴上“反动的”标签。姚终于被叫做“棍子”，靠骂人压制作家。他的批评极大地激怒了年长的五四作家，以致周扬和他的助手林默涵亲自干预，制止他对他们的攻击。
受到文化官僚机构的漠视后，姚文元、张春桥和江青联合起来，成了天然的盟友。他们和一批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有联系的年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要人物是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和林杰——联合起来，大大增加了他们向年长知识分子的观点挑战的智力本钱。
张春桥和他们当中的几个人至少在“大跃进”时期就早有联系，当时他和哲学家关锋以及另外一个同行吴传启写文章，提倡按照军事共产主义和巴黎公社的做法限制物质刺激。事实上，张推行毛的“大跃进”观点的文章大概引起了毛的注意。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由毛写了编者按语，按语没有完全赞同它的意见，只号召读者用它作为讨论的起点。[25]
60年代早期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讲话有种种论题，但共同的特点是它们吸取毛的思想的激进方面比吸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要多。他们继续阐释毛在“大跃进”期间表现出来的信念，但这时是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用语而不是经济用语表述。和他们的指导人一样，他们坚持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能自动地改变资产阶级思想。必须进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即使其生产资料已被消灭，仍然残存并发挥作用。“大跃进”中曾被激发起来以克服自然力和经济限制的主观意志这时又将被激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势力。他们把主观意志和革命热情等同起来，试图动员群众的主观意志以反对占优势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尤其是反对年长的知识分子。
1963—1964年和年长知识分子争论中所用的论证方法、词藻和准则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思想体系上的基础。在反对现存的思想和官僚主义体制时，他们是中国的新“左”派。他们的论点不但表达了他们自己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和个人的对抗，而且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对社会经济方面的真正不满，他们反对等级制度中缺乏变动性，反对受过充分培养的年长者和受过较少培养的年轻人之间的不平等。
他们和著名知识分子的争论使他们在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得到了某种支持，使他们获得了声望和臭名，这些可以被政治首领用来谋求对体制的破坏。还不清楚毛在多大程度上鼓动这个集团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鼓动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时期里，毛和他的心腹朋友江青、陈伯达、康生和柯庆施常常提到一般的论题和准则，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并没有直接监督这些人的写作——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不能完全支配激进的知识分子。
和年长的知识分子形成对比，激进分子在毛的十中全会讲话后，迅速而有力地接受了他提出的进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要求。尽管年长的知识分子控制了学术刊物的编辑部，激进分子也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他们对年长学者的普遍批评是，他们散布了不同阶级有共同利益的思想，可是实际上只存在阶级斗争。但是，在1963—1964年，他们和年长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争论还未达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形成的那种极端对立。形势还没有严重到足以引起毛和党的官员之间，或他们和年长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尽管激进分子响应毛的阶级斗争号召，但他们在1963—1964年的论证还没有简单化为以后那样的陈词滥调。他们使用了范围广泛的资料，并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参加热烈的交流，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按照学术标准，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讨论。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反对中央宣传部，只是在文化机构内组织小集团。
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年纪较轻的知识分子中，哲学家关锋可能是最有名的。从50年代早期以来，他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家如庄子、荀子和孔子的有学术见解的论文。有几篇是和两个同事林聿时和林杰合作的。关锋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因批评冯友兰不顾阶级特性，提倡对哲学思想的超阶级的解释而出了名。他攻击这样知名的哲学家，可能部分地出于求名的动机，但也和他以前的学术态度，即强调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阶级性的看法是一致的。关和一个同伴断言，阶级斗争和发展是不可分的：“客观的文明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6]他们在反驳翦伯赞关于农民起义是反抗压迫者的自发行动的观点时断言，否认反对地主的起义是反封建主义，也就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激进的历史学家戚本禹和林杰在稍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坚决主张，不是像翦伯赞断言的对农民的让步，而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27]
论文的作者们按照这种对历史的看法断定：“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8]他们责备翦伯赞这样的学者不但反对用阶级斗争去解释历史，而且反对用历史研究去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这种反驳预示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预示了对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管是在个人研究的情况下还是在反对同事的情况下，都拒绝听从毛对斗争的号召——的攻击。
激进知识分子还用历史人物作类比以批评当时的领导人。戚本禹以一种和阳翰笙的剧本正好相反的态度，对待太平军最后的将领李秀成这个人物。阳把李描写成一个向独断独行的领袖挑战的勇敢的人物，反过来，戚把他描述成一个放弃革命斗争并出卖领袖的人。既然当时努力为彭德怀恢复名誉并批判“大跃进”，戚的描述既可能用以类比彭对毛的批评，也可能用以类比刘及党的领袖们后来抵制毛的政策。戚并不否认李参加过革命斗争，“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他认为必须鄙弃那些在不利情况下背弃革命事业的人。背叛不只是缺点或错误，而是反革命的行为。因此李不能被宽恕，因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我。[29]戚反对对非难革命政策的人的任何宽容。
尽管激进知识分子批评著名的学者如冯友兰和翦伯赞，但他们没有公开攻击那些和北京市委或党的中央宣传部联系密切的人。吴晗关于历史的某些看法受到了批评，但没有公开提到他的杂文或他对海瑞这个人物的利用。1964年，戚本禹、关锋和林杰写了关于吴晗剧本的评论，但他们的论文被北京市委和宣传部压下，没有发表。只是当北京的知识分子一官员及其政治上的支持者将要被打倒时，这些评论在1966年4月才得以发表。
“文化大革命”中有过这样的指责：有人处心积虑地努力把这些争论严格地保持在历史和哲学范围内，以防止攻击具体个人和具体政策。结果，争论表现为学术讨论，而没有显露出它们本来是有后台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争论双方，即使是激进分子一方，都引用了许多中国的和西方的历史资料，也都承认争论的复杂性和有所保留。他们的论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变成口号，但在较早的这个时期，它们表面上是学术性的，有见识的。
京剧改革
激进分子攻击文化当局的另一个侧面是改革京剧的工作。江青将在这一努力中起带头作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她有自己的经验的领域。[30]尽管她把自己看做知识分子，然而她所受的正式教育并不广博。她毕业于初级中学，曾在山东实验戏剧学校学习。30年代她到了上海，在低水平的影片中扮演小角色。在那个时候，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戏剧电影界领导人的五四作家田汉、夏衍和阳翰笙，在“左翼”集团里是主要的电影编剧人和影片导演。他们不欣赏她的演剧才能，不肯给她重要角色，很明显，这渐渐引起了她对他们的敌意，以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将予以报复。
1938年日本轰炸上海时，她和许多上海知识分子及学生一道前往延安。她在那里受到来自她的故乡山东诸城县的康生的照顾。他帮助她在鲁迅艺术学院得到一个职务。她在毛和他的第三个妻子离婚后和他结了婚。由于党领导集团某些成员的坚决主张，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被迫答应将不参加政治活动。她来自上海的“仇人”在文化领域内升迁到了有权势的职位，而她的任务和联系却限制在文化部审查影片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内。
直到60年代早期当对毛和“大跃进”的间接批评触动了她时，她相对来说是不活跃的。她自称她劝毛注意这些批评。她曾谈到她这个时期的任务：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内，我是一个游动哨兵……我的职责是仔细检查某些刊物和报纸，把值得注意的……东西……提交给主席。[31]她还审查了一百多部剧本，并让康生向她的老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戏剧界的领导人夏衍转达她的看法：最近上演的多数剧目很坏，吴晗的《海瑞罢官》应当禁演。夏几乎没有给予注意。尽管吴晗的剧被禁止了，但传统剧、历史剧和鬼戏仍继续演出。1962年12月，她再次批评了戏剧节目，这次并要求停演鬼戏。但是，尽管鬼戏随后被禁演，传统剧和历史剧仍在上演。
由于存在宣传机构的这种阻力，江青把她的攻击转向京剧。这种中国传统戏剧的主要形式被看成是歌剧，因为它结合了唱功、做功、模拟、道白和武术。它的人物和情节是定型的，将善恶之间的对抗戏剧化，是向未受教育的群众以及文化精英传播思想上的教导和道德价值的一种有效手段。江青试图把传统的人物间的关系改革成工农兵英雄人物和地主、资产阶级坏蛋之间的对抗的阶级斗争。
和描写“中间人物”的故事形成对比，江青的京剧表演了男女英雄的事迹，他们没有疑惧、缺点、忧伤或心绪不宁，完全为思想上的目标所鼓舞，为革命而成就了超人的功绩。她努力改革传统歌剧，抛弃它的内容但利用它的程式化的技巧和风格，并与中国民间舞蹈和革命歌曲结合起来。她不接受西方文化，但吸收最平庸的、传统的苏联式舞蹈、音乐和歌曲。这些办法加上阶级斗争、军事冲突和供模仿的英雄人物的内容预示了将要支配“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文化。
她的这一努力得到了毛的支持。自从延安时代起她就曾关心传统歌剧的改革，但传统歌剧证明是不易改革的。即使在“大跃进”时期，当大多数有创造力的艺术刻画阶级斗争时，京剧剧团仍在上演传统节目。60年代早期，京剧和地方剧一样是繁荣的。1963年12月，毛痛斥传统歌剧，不仅是因为它不易改革，而且因为它被用来批评他。他还抨击负责上演这些歌剧的文化官员：文化部很少关心文化。旧剧充满了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但文化部一点不关心。
在大约与此同时的另一次讲话中，毛要求对此事立即采取行动：在文化领域内，尤其是在戏剧范围内，封建和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却被忽视……既然文化部负责文化事务，就应当注意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指导审查，认真改正。如果什么事情也不做，文化部就应当改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洋人、死人部。毛的话是“文化大革命”的华丽言词的先声，不过他仍然给改革留下一个机会，加了一句：如果情况得到了改正，那就不必改变名称了。[32]
江青得到毛的认可，着手她的上演革命样板戏的计划。上海市委宣传部主持的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6日的华东戏剧会演说明了这个计划的目的。柯庆施在会演开始时公开重申毛上月的指示，并谴责“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情调和那些反动、荒诞、色情、迷信的东西对群众的影响。对比之下，社会主义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思想武器”。[33]新的革命样板戏将起这种作用。
文化机构对毛的压力和江青的改革努力反应迟缓。但是，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评述的那样说成思想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不十分准确的。和江青及其伙伴一样，文化机构也主张改革，但是它试图使改革和它本身官僚政治的需要一致起来。然而，尽管这还不是两条明显对立的路线之间的直接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江青只被列为京剧改革讨论的一个发言者，而且她的讲话当时的报纸并未发表，这一事实表明，如她后来所指责的那样，官员们拒绝给予她新闻报道的机会。
尽管某些文化官员多多少少不愿改革京剧，但江青和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是否需要改革，不如说是由谁来进行改革。这是派系斗争，而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她受文化官员阻碍的原因，与其说是他们不愿赞同毛的京剧改革要求，不如说是他们憎恶她对他们的领域进行干预。只是当“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官员被清洗时，她才得以放手使京剧革命化，并使之成为中国主要的文化精神食粮。
党的整风，1964—1965年
毛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号召和进行京剧改革的建议，虽然在宣传工具中和在会议上得到了响应，但实际上并未落实，于是他就在1963年晚期和1964年，越过对具体文艺形式如歌剧和小说的批评而攻击文化官僚机构本身。1963年12月12日，毛断言：各种文艺形式问题不少。在许多部门中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成效甚小，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和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但作为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的文艺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继续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注意这个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4]他在下一天（12月13日）给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甚至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责备某些委员保守、自大、自满。[35]他谴责这些，根据是他们只谈他们的成绩，而不承认他们的缺点，或表面上应付一番。
他在1964年2月春节有关教育的讲话中，预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的反智力的特点：在全部历史中，科举考试得中状元的人极少成就大名。他指出，明代仅有的两个政绩良好的皇帝勉强才能够读写。他轻视知识分子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在嘉靖朝（1522—1567年），知识分子当权时，情况不好，国家混乱……读书太多显然是有害的。[36]毛吩咐，把演员、诗人、剧作家、作家赶出城市和政府机关。他们应当定期地分批下放到农村和工厂。他甚至以严厉制裁相威胁，只有他们下去了，他们才会有饭吃。[37]
文化官员们或者是不理解、误解了毛的话，或者是故意不予理睬。他们可能感到有足够把握，他们的官僚政治的保护人对于毛的意见口头上说得好听，但除了例行公事以外，实际上并不执行。他们的确如毛所要求的，送了一批批知识分子、文化干部和学生到农村和工厂去。但是，他们没有重视他1963年12月的指示：在他们的领域内实行“思想改造”，并“认真”审查他们自己的部门。
他们含蓄地拒绝了毛对他们妨碍革命的主要批评，接受了他对执行他的政策不够有力的次要的责备。周扬在1964年1月早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承认：有时工作抓得不够紧，在扶植社会主义新事物方面不够努力。[38]但是，周对他的部门和同事的这种批评是半心半意的。支持他抵制毛的思想斗争要求的原因可能是，他知道在毛1963年的讲话后不久，刘少奇发表了和毛的看法针锋相对的有关上层建筑的意见。毛认为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刘据说却断言现在上层建筑的工作和经济基础是适应的。[39]周对毛改革文化领域的号召响应不力有其职务上的正当理由。
由于文化官员规避毛的命令，毛在1964年6月27日发出了更有力的指责性的指示。而且，他的怒气与其说是针对参加这些争论的知识分子，不如说是针对允许这些争论发生的文化官员们。他说，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进，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40]
但是，他们在1964年发动整风并不只是由于毛的压力；它也表现出他们自己对思想修养衰退的关心。当一些年长的知识分子继续要求宽松的时候，官员们却谋求加紧控制。他们过去允许知识分子进行批评是出于实用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思想自由的提倡者。既然经济恢复在进行，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批评，这种批评，和江青努力规避党的正常做法一样，对有条不紊的发展可能正好起破坏作用。官员们和毛之间的分歧，与其说和应否重新加紧控制有关，不如说和如何做到这点有关。毛要求的是扩展到顶层文化机构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官员们却开展限于文学和学术领域的整风。它只肤浅地触及极少数毛指责过的“高高在上的”文化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