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4部分在线阅读

和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相比，“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沉默不语，感到沮丧。相当一部分人面对加强了的批评和强制的劳动改造变得越来越消极。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艺术，甚至一般的学科的学者都不愿创新和参与其事。这种从抑制到相对放松的变化，除了其本身的辩证发展规律以外，还受到政治和经济原因的支配。中共面临混乱的经济以及由于1960年中苏分裂苏联科技专家的撤走，非常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因此它指望使他们重新活跃起来，给他们提供了思想和物质的鼓励。
在1961—1962年放松后面的推动力量是刘少奇和党的官僚机构，而不是在发动“百花运动”中曾经起了很大作用的毛泽东。刘和大部分官僚机构以前只是勉强同意“百花运动”，现在他们却领导了使知识界恢复活力的工作。他们和毛一样，对使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化或使之多元化并没有兴趣。但是他们愿意鼓励一定程度的思想上的活跃和批评，如果这种活跃和批评能创造一种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更加有利的气氛而又不致削弱政治控制。
表面上，1961—1962年的放松有许多和“百花运动”相同的装饰和口号。几个高级官员为之造声势。陈毅副总理1961年8月发表的讲话，使人联想起周恩来1956年1月发表的宣告开展“百花运动”的讲话，陈毅在讲话中号召更加尊重学者，更加看重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试图以此鼓舞知识界。和毛在“百花运动”时说过的一样，陈解释说，党多年的教育已经使得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总之，陈在知识分子的改造方面很有信心，因而他相信他们不再需要在政治会议和体力劳动中花费时间，以致忽略了他们自己的工作。陈宣称：只要专家们在他们的专业中证明是有成果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就不应当反对他们少参加政治活动。陈并且宣布，知识分子并不需要全面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完全受党的思想意识的约束。在毛主义的用语中，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专多红少。
陈毅对共产主义重新作了说明，在措辞上更接近于赫鲁晓夫的实用主义的解释，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更偏重于意识形态的看法。陈声称，知识分子表明他的政治态度，不是靠不断地表白他对政权或其政治制度的忠诚，而是靠对现代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按照陈的看法，这种行动是社会主义政治观点的一种表现。他担心，如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没有这种变化，国家的科学和文化将永远落后。[1]
周恩来，特别是在1961年6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也支持更大的言论自由，这次讲话在1979年以前没有发表，但其内容在知识界很可能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认可对党的领袖们所已同意的决定进行批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2]尽管周没有提倡对发言权提供法律保证，他却主张采用一种更符合西方态度而不是以前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的方式。只要一个人的工作不反对党，不反对社会主义，就应当被容许。在智力活动和政治活动之间也应当有个分别。他还抛弃了对政治可靠性的强调——这是“大跃进”的特点——而重视专家的意见。
周在60年代早期的看法是，与通晓政治却无技能的人相比，精于其本职工作的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要大得多。甚至毛在那时也表示了总的看法：应当允许知识分子的工作相对地不受政治原因的妨碍。毛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知识分子不必一定是革命的，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我们就将联合他们，并让他们继续从事其工作。[3]他对放松表示了明显支持，号召人民发表他们的看法，只要他们不违反党的纪律和不参加秘密活动就不必害怕惩罚。
党作了专门努力以争取科学家的合作。为了克服“大跃进”期间科学水平的下降，1961年1月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九次全会要求改善科学工作的地位。科学工作者得到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并增加物质鼓励。他们在指导工作方面也被给予更多的责任。各级行政官员奉命在技术问题上要注意科学和技术人员的意见。评价科学工作者应当根据他的专门知识，而不是根据他的思想。《光明日报》在1961年11月5日指出：我们“不要拿科学家在哲学思想上是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作为标准来判断他在自然科学上有成就或无成就。一个在哲学上是唯心论的科学家可能在自然科学上有很大的成就，这在科学界是极多的。”
和“百花运动”时期一样，开了摩根遗传学课程，同时也用赞誉的口吻提到那些以前被贬低的科学家，如牛顿、哥白尼和爱因斯坦。更加注意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理论科学教育，而不仅仅是专门化的技术训练。由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履行他们对国家的义务时，有了更大的处理权，党已为新的专家阶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专家们的决定的根据是与政治更加无关的标准，他们的行动可能意味着一种对党的控制的潜在挑战。
甚至在社会科学方面，知识分子也被给予了更多的自由。社会科学工作者受到鼓励去探索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各种尝试和提出不同的假设。权威刊物《红旗》登载的几篇文章向社会科学工作者建议，他们不一定要专注于直接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有关系的问题。随着这种号召，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讨论，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有几个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于苏联改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他们对于经济问题，像他们的苏联同行那样，提倡一种注重实效的而不是空头理论的态度。他们极力主张以利润和效率而不是以政治标准作为投资的根据，主张由市场而不是行政决定来确定价格。除了利润和价格机制之外，有些经济学家还推荐用数学方法，差额地租、经济核算和资本利息作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手段。
1961—1962年许给作家的自由，其范围与以前放松的时期所许给他们的相似。和在早些时候的间歇期一样，号召作家利用种种表现风格和表现手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再像在“大跃进”时期那样，被规定为唯一的文学类型。此外，还强调更专门的文学标准和艺术的内在价值。这种更有创造力的看法不仅被党的领导人所容忍，而且被积极地提倡。和在“百花运动”中一样，不但允许作家风格多样化，而且允许他们的题材和主题多样化。《文艺报》的一篇专论写道：“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不同情况，自由地选择与处理他所擅长、他所喜爱的任何题材”。[4]作家们不再必须去描写建设工程乃至阶级斗争；他们现在被允许描写家庭生活、爱情、天性和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
不过，和“百花运动”不同的是，1961—1962年发表意见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仅限于机械地重复官方路线。尽管经济学家的讨论无疑具有政治含义，但当局这时克制着没有进行反击。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从以下的现象可以明显地看出党的领导人的担忧：他们愿意研究，或者至少是允许发表比较激进的经济建议，这些建议有可能导致更有效地利用稀少的资源。
甚至小说家巴金所写的一篇表面上很大胆的文章《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和毛泽东的路线也是一致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周年而写的。尽管巴金的论证表述得很有力，但这些表述与当局抨击官僚主义窒息了中国文化生活的说法仍是一致的。巴金的文章的开头以一种忧伤的语气表达他对日渐衰老而没有创作出任何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感到的不安。这种不安必定是大多数1949年后极少出版文学作品的五四作家所共有的。巴金悲叹道，作为作家，他没有履行他的义务，相反，“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叫：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民文学事业……可是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是什么妨碍他履行作家的责任，巴金断言，是指挥他可以写什么内容的文学界的官僚主义。
巴金这样描写这些官僚主义者：“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他们就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5]巴金并没有引出明显的结论，说拿圈捏棍的官僚主义者的存在应归因于党的政策。用普通的话来说，他跟当时的当局一样，也强调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更加团结的必要。巴金建议，做到这一点要靠表达不同观点的民主方法，而不是靠吓唬不同意见的人服从的专断专横的方法。
因此，表面上，这个放松时期似乎是本着原来的“百花运动”的精神。在实际行动中却并不如此。尽管用了许多相同的方法，用了几个相同的字眼，但从刚一开始它的范围就限于科学和学术问题。党不愿意容许1957年春季那种大撒手的讨论。放松刚一开始，它就要求明确区别学术领域的争论和政治舞台的争论。有些知识分子以前曾经要求这种区别，以便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没有强加的政治标准。党现在这样要求是为了知识分子不致把党容许学术问题中的更自由的讨论理解成，像1957年发生过的那样，准许他们审查政治问题。
这次有限制地放松的特点可以从陈毅所作的号召知识分子争论的讲话中看出来。除了强调知识分子的优点和不再强调政治可靠性以外，陈毅坚决认为需要继续进行思想灌输。许可的是，和管制更严的时期相比，思想改造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党寻求通过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种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行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灌输。陈毅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目的，他声称：“思想改造主要是靠个人的觉悟，要他自己好好考虑，企图用强制的办法、群众的压力来解决思想问题是不行的。”[6]
思想改造会要在一种心理上少受威胁的气氛中进行。党把60年代早期的这种会叫做“神仙会”，以把它们更轻松自在的方式和以前运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所使用的强大压力区别开来。这种会将留下一种飘然的感觉，仿佛一个人成了神仙；这种会不是靠强迫来改造知识分子，而是用“和风细雨”来滋润他们。
这个用语也曾在“百花运动”中使用，不过是为了不同的目的。那是指知识分子在批评干部时所用的方法，而不能反过来用。这个用语的意思实际上由陈毅作了说明，他说，在改造别人时，我们一定“不能损害人家的感情，打击人家的心灵……要耐心地诚恳地采取耐心教育的态度，不要随便采取简单的办法”。[7]和以前一样，知识分子被分成学习小组，但这些小组中的讨论要引导成为非正式的闲谈，而不是干部逼迫作出的自白。如果在闲谈的过程中犯了思想“错误”，个人并不受到排斥，仍然是小组的成员，并且受到同志式的对待。如《人民日报》所说，党的目的是：“通过思想交流，互相帮助，大家自然就会对方向、是非有相同的明确的认识。”[8]
党号召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争论之间要有明显的区分，就是要把知识分子的讨论限制在学术领域内，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党限制在政治领域内。党和过去一样，寻求对学术实行控制，尤其是在非自然科学方面。只有对党有益的学术讨论才是被允许的。自相矛盾的目的仍然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所具有的特征。这个政策谋求鼓励知识和科学方面的努力，与此同时却又坚持思想控制。鼓励学者们寻求真理，但真理不能与毛的教导或党的现行纲领背道而驰。出版非官方的刊物、墙报、组织独立团体以从事自发的意见交流，与1957年春季一样，是不允许的。
1961—1962年放松的独特之处
由于新自由的性质模糊，由于知识分子过去的经验，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非党人士都不愿参与其事。他们担心，运动的目的是审查他们的思想，而不是改进文化和科学。有几个人指出政治和学术领域讨论之间的分界线不明确，不肯表示自己的意见。他们声称他们有关学术问题的意见可能被解释成为有关政治问题的看法。另外一些人还以了解不够为托词谢绝讨论。
和“百花运动”不同，那时批评主要来自知识界和学生，而1961—1962年听到的批评却来自党领导集团中居于高位的知识分子—官员，尤其是来自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也就是在实行放松中起作用的组织。他们用的是更曲折地通过文学和历史的引喻进行批评的儒家方式，而不是“百花运动”的更直率的西方方式。此外，在1957年春季，“民主”领袖和学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表示异议，而在1961—1962年，知识分子—官员却不攻击他们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党。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巧妙地批评毛泽东和他的动员群众、经济跃进和思想改造运动的政策。他们也为前国防部长彭德怀辩护，彭德怀在1959年7月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毛免职。
不过，60年代早期比较宽松的气氛、日渐加强的对“大跃进”的失望以及对中国上了年纪的领导人的能力的担心，还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官员决心公开批评，他们对表示异议的后果是完全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幕后操纵者，但没有提出多少证据。他们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彭真有比较直接的联系，而彭真则具体主管知识分子事务和领导党的宣传部的正副部长陆定一和周扬。不过，这些政治上机敏的官员不大可能听任对毛泽东和他的政策进行攻击，除非他们得到了刘和邓的支持，刘和邓自己不可能不加隐讳地批评毛而不损害团结一致的领导的门面。事实上，刘曾赞同“大跃进”，并曾在贯彻“大跃进”中支持毛。但是，刘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大跃进”的革命说教方式和穿插着的激变方式表示失望。这种办法曾经适用于游击战时代，但是现在刘谴责它们有损于建设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社会。这种看法含蓄地同意了知识分子—官员的批评。
北京市委的知识分子
1961年5月，彭真指示他在北京市委最亲密的助手对“大跃进”作出评价。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指导下，大约有12名市委委员集合在一起研究中央委员会关于“大跃进”的指令。审议的结果是，他们不但向彭真提出对“大跃进”的批评，而且在北京的剧院、报纸、杂志、影片、讲演和讨论中突然发出对毛泽东的批评——虽然是间接的；同时为彭德怀辩护——同样是遮遮掩掩的。彭真是否明确地提倡这种攻击，还不清楚，但这种攻击没有他的批准或者至少是容忍，显然不可能在他的管区内出现。既然彭过去在政治上具有正统派的观念，他就不大可能在思想上和知识分子—官员完全一致。不过，据说彭真读了他们的一些文章后说，内容“丰富多彩”，“很受欢迎”。[9]
邓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官员的领袖。他是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和古典学者，他以他对“大跃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结合着对五四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儒家传统准则（尤其是关怀农民处境）的重申，为这批人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在1952—1957年期间，他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从1954年到1960年，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席。1957年邓拓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职务，或许是由于邓和他的庇护人彭真一道，不愿支持毛的“百花运动”，大概还不肯宣传毛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思想。邓的老朋友彭真于是委派他到北京市委，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叫做《前线》的理论刊物。
邓拓和北京的一个副市长吴晗亲密地在一起工作，吴晗是第一流的明史学家，代表了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在30年代和40年代，他在民主党派中很活跃，并和西方化的学者如胡适和冯友兰有交往。邓拓的另一个合作者是作家廖沫沙，他是30年代上海文学界的一个杰出人物，是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也在宣传部任职。这几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有长期个人交往，并对某些原则意见一致。
他们最锐利的武器是杂文，这是一种短小、含蓄、讽刺的小品文形式，鲁迅在30年代曾经非常有效地用来反对国民党和他在思想上的敌人，他的追随者也在延安用过。邓拓、吴晗和廖沫沙是写这种杂文的能手。他们用笔名吴南星在《前线》上发表了67篇杂文，名为《三家村札记》。邓拓也在《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他自己的系列文章：《燕山夜话》。
他们把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大概私下说过的话寓言似的但却是生动地在公开场合说了出来。这些杂文由于含蓄，不大可能被广大读者充分了解。但它们的间接寓意很可能被知道党的事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所了解。尤其是邓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转弯抹角地批评当代的人和事。他的杂文表面上似乎是温和的社会和历史评论，但实际上却是对毛的领导和政策的毁灭性的（虽然是含蓄的）批评。和鲁迅的杂文一样，这些短论是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写的，想让有限范围的具有类似见解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了解。
有几篇杂文似乎是指责对毛的个人崇拜。它们指出，一个人乃至一小批人是不可能了解一切事情和掌握一切事情的。在他们的一篇短论《专治“健忘症”》中，他们暗示，毛患了一种导致他不合理的行为和决断的精神错乱症。“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忠告——显而易见是暗指毛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赶紧完全休息……勉强说话和做事，就会出大乱子”。[10]
邓拓对毛的最大胆的批评可能包含在《王道和霸道》中。邓把古代历史学家刘向对王道的解释“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和霸道作了对比，霸道“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他说，用现代的说法，王道可以看做是群众路线，而霸道可以看做“主观武断”、“一意孤行”。[11]
与邓拓怀疑毛的统治能力一样尖锐的是，他攻击了毛的“大跃进”政策。邓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中对强迫使用农民劳动力以从事大规模建设工程提出抗议。邓再次用古代统治者作为例子批评现在的统治者。他写道：“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者的重要意义……《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他最后说：“我们应当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12]
在另外一篇短论中，邓拓论及德国哲学家厄恩斯特·马赫时，悲叹马赫及其追随者相信他们能够完成他们所希望的任何事情，结果他们碰上现实的限制，最后毁灭了他们自己，从而暗中批评了毛泽东的唯意志论的发展观念。在一篇题为《今年的春节》的短论中，邓直接提到“大跃进”引起的食物短缺，指出传统的政府预防这种短缺，而现在的政府却没有履行它对人民的责任。
在攻击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同时，邓拓为彭德怀进行辩护。他的几篇杂文显而易见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洁的官员，他们因为抗议不公正的行为而受到不正当的控告。他描述的一个人物是明代的高级官员李三才，李三才因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了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他被拒绝了。据传，李于是说：“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13]这可能是暗指据传彭那时正在写的为自己辩护的8万字自述。邓于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报》发表这篇短文，彭的辩护最终在1962年6月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
这些杂文不管怎样挑剔毛和“大跃进”的毛病，它们与官僚政治领导的看法一般仍然是一致的。但是，其他杂文就不一定和领导一致了。它们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领导所不准许的学者们在政治决策中的发言权。它们记述宋、明和清代的学者、诗人、艺术家和进谏的人，这些人在批评严酷的统治者时英勇而正直，而不管后果如何。邓还赞美那些“欢迎杂家”的传统统治者，他说的“杂家”就是具有非正统观点的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14]
邓屡次举出晚明的东林党人，作为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范例。与毛轻视当官的做学问或学者议政的态度截然相反，邓声称：“片面地只强调读书，而不关心政治；或者片面地只强调政治，而不努力读书，都是极端错误的。”[15]他在文章结尾说，如果我们的祖先知道这种道理并努力仿效，生活在现在的人难道可以不懂并照这种道理去做吗。他称赞东林党人，还因为他们拼死纠正他们在社会上看到的错误。他发表了一首描述他们的勇气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