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3部分在线阅读

[23]新华社——英语，北京，1959年4月28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577（1959年5月14日），第14页。
[24]1959年指示的译文见《法律汇编》[155]，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46（1962年7月2日），第318—343页。关于教学试验，参见陆定一的报告（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4月9日）和杨秀峰的报告（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4月8日），均载《当代背景材料》[735]，623（1960年6月29日）。学校条例译文见苏珊·舍克《1963年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注释及翻译》[661]，载《中国季刊》[133]，55（1973年7—9月），第511—546页。
[25]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393]，第28—31、102—104、130—131、135—140、176、194—213页。
[26]郑竹园：《1949—1963年共产党中国的科学和工程人力》[121]，第31—33页。
[27]例如，参见巴伦德森的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关于农业中学的最新著作《半工半读学校》[19]，第28—38页。
[28]主要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叙述，有加德纳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16]和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430]。
[29]现在或很快就可利用的研究是：安妮塔·詹（音）：《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的变化中的看法》[77]，载《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安妮塔·詹（音）：《毛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性格发展与政治上的积极精神》[76]；安妮塔·詹（音）、斯坦利·罗森和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79]，载《中国季刊》[133]，83（1980年9月），第397—446页；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革命》[620]；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广州实例》[619]；苏珊·L.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660]：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年》[713]。
[30]加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61]，第246页。
[31]关于这一时期的问题，也参见朱莉娅·匡（音）《大跃进的教育试验及其内在的矛盾，1958—1959年》[412]，载《比较教育学评论》[187]，3（1979年10月），第443—455页；朱莉娅·匡（音）：《转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革命的序曲》[411]，第81—129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731]，第48—65页。关于农村对待农业劳动的态度，参见威廉·L.帕里什、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563]，第110—111页。
[32]《人民日报》，1965年5月30日，第2版。
[33]《人民日报》，1965年12月16日，第1版。
[34]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毛泽东以后的入学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一份研究报告》[575]。
[35]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18—22页。
[36]引自由罗森和昂格尔共同对70年代中期生活在香港的一些原广州学生所作的一项调查：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26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731]，第26—27页。
[3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公报》，载《北京周报》[568]，16（1962年4月20日），第6页。
[38]《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到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两条路线斗争概述》，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735]，884（1969年7月18日），第20页。
[39]“公报”，载《北京周报》[568]，39（1962年9月28日），第7页；《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512]，1962年9月24日，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634]，第189—190页。
[40]理查德·鲍姆、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2]；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30]。
[41]滇竹（音）：《文化革命的成果》，载《北京周报》[568]，42（1965年10月15日）。关于对青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参见（举例）广州《羊城晚报》，1963年5月28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16（1964年1月28日），第1—3页；《北京日报》，1963年11月30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23（1964年8月21日），第23—26页；《北京日报》，1964年5月4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26（1964年9月18日），第4—7页；《北京日报》，1964年10月12日和上海《文汇报》，1964年9月12日，译文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33（1965年2月12日），第13—18页。
[42]《春节谈话》，1964年2月13日，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634]，第201—211页。毛泽东的评论，在1966年以后作为批判正规学校的依据而得到广泛宣传，毛的谈话中加入了×××同志关于教育的谈话，后来发现这位同志是邓小平。尽管由这两个人所作的批评都直接反对正规学校，但邓和另一个未辨明身份的同志的发言还是赞成制度的多样化以及在小学和中学两级实行“两条腿走路”。他们特别提倡两种不同的班：一种是大学预备班，另一种是职业班。毛除说了一句赞同的话以外，并未对这一观点作详细阐述。只有邓评论说必须提高质量。毛显然专注于这些改革：至少按照当时正规学校制度中所公认的传统标准来衡量，这些改革将对其起暗中破坏的作用。
[43]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一章各处。
[44]舍克：《竞争的同志》[660]，第59—60页，以及全书各处。
[45]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43]；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革命大跃进中的作用》[619]。关丁城市青年的工作选择，参见D.戈登·怀特《下乡青年的政治》[781]，载《中国季刊》[133]，59（1974年7—9月），第491、517页。
第十章　党和知识分子：第二阶段
“大跃进”中给知识分子所做的努力抹黑
“反右运动”中对具体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在“大跃进”中改变成了一般地反对智力活动。当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在“百花运动”中批评党时，领导把知识分子当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人物的希望落空了。在十来年思想灌输和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仍然怀疑党的政策。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大跃进”时期的讲话反映了领导对知识分子大失所望。在“百花运动”中，他曾用毛的口号鼓励知识分子以其西方学识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工作，而在1958年3月13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却把西方学识当做“毒草”予以否定：“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已经完全破产。它对我们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当做毒草来加以研究，以便使我们有个反面的教员，使我们学会认识毒草，并把毒草锄掉变为肥料。”
虽然知识分子在“大跃进”中比“反右运动”时较少成为攻击的直接对象，但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却进一步降低了。和“百花运动”时期相比，“大跃进”时期强调的是政治上可靠，而不是专业技术。提出了一个新口号，要求从事一切职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要“又红又专”，而重点在“红”。当运动取得势头时，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了“红”。才智被等同于政治信仰，不再被看成是少数人所专有，这种变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的党的干部受到赞扬，认为他们强于西方方式和思想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此外，群众的创造力和智力，与过去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当做近似于神秘教义的东西来接受。刚从文盲状态中摆脱出来的农民和工人被捧成科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由于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他们实际上可以取得任何成就。对比之下，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沽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受到诽谤。
学问完全被看成是实用的，并且等同于工业和农业生产。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言，科学和工程学的重要性仍在增加，但是即使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奉命要向普通农民和工人的成就学习。学术标准降低了。对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数学和科学理论的学习被忽视，以便有利于掌握专门的技能。
几乎所有年纪较大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都被送到农村和较小的城镇劳动改造一段时间，他们将在那里通过体力劳动和与群众结合而受到再教育。他们在大学和研究中心的职位由比较年轻的、受过更多政治灌输的党的干部所填补，他们乘这个时机挤进了知识队伍。那些设法留在他们机构中的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被降职担任下手或者甚至勤杂职务。过去的教科书被废弃，新教科书由党的干部和较年轻的学者以及大学毕业生集体撰写。知识分子和其他的人一样被要求为革命而大量生产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牺牲质量以提高数量。
为“大跃进”而利用文学，典型地说明了在智力和创造性努力的其他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交付给作家们的宏大计划，必须在1958年内完成。党执政以来作品很少的著名作家巴金，保证要在一年时间里写一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和翻译几篇作品。作家协会宣布，中国的专业作家将创作700部小说、剧本和诗，这些作品将是易于读懂的，并有助于新人新事的出现。尽管对专业作家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但更重视的却是不掌握熟练技巧而承担了政治任务的作家。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专业和业余之间的区别被模糊了。“作家”的人数1957年还不足1000人，1958年猛增到了20万人以上。几千忠诚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成了荟萃杰出人物的作家协会的会员。
“大跃进”反知识分子的和集体主义的风气在匿名的业余作者的集体创作活动中表现了出来。它们创作了“大跃进”时期最有特色的文化成果——工人和农民在大型集会上创作的诗和歌词。党的干部提出主题和思想，并在群众朗诵它们时记录下来。党巧妙地利用这些诗歌创作会来表达党的意愿，而且用这些诗歌激发群众迅速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
中国共产党从30年代晚期以来一直使用这种灌输思想和动员的方法，但从来没有达到像“大跃进”中这样深入细致而普遍的程度，这时诗歌连续不断地通过喇叭广播，到处粘贴在墙上。中国最主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完全放手发表工人和农民的作品。
中国的文化沙皇周扬为“大跃进”的文学艺术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虽然这个理论被当做毛泽东独创的思想提了出来，但它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的重申。事实上，早在1934年，苏联的文化领袖日丹诺夫就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按照共产主义理想状态中会有的情况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和苏联的关系正在恶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大跃进”中试图使它的文化政策摆脱其苏联渊源和苏联在斯大林后的时代里对现实主义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强调，因而用另外的名目来表述苏联的文学理论。但是与“大跃进”之前和苏联的关系较好时完全一样，文学作品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未来的美景，并激发对党的政策的热诚。
在“大跃进”余波中对知识分子的放松
由于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经济混乱，党修改了公社制度，同意给予自留地，认可私营服务性行业，容许物质鼓励，以便补救“大跃进”的经济损失。党也放松了它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便在这一努力中争取他们的合作。1961年开始并延续到1962年秋季的相对放松时期，既和“百花运动”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比较温和、比较宽容的两个间歇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前一时期抑制知识分子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