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2部分在线阅读

苏珊·舍克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了在这种竞争的学校结构内的学生生活状况。在那些她在香港访问过的青年人中，有一半学生上的是最好的重点中学。其他人则曾是正规全日制城市学校的学生。她的被访问者中有2/3是在广州的学校上的学；其他人则是在广东省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城镇学校接受的教育。约有一半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大多是教师、医生和其他白领劳动者的孩子；几乎所有剩下的人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只有极少数人出身好，是工农青年。正像他们的入团申请书所表明的那样，只有1/3的人在政治上是积极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在1960—1966年间上的中学。
即使是离开了本土来到香港的这群学生，也普遍接受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也显露了学生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高中一级——在16—19岁之间——这些行为方式与那些思想形成了对照。与他们共存的是一个非正式的学生亚文化群，支配这个亚文化群的目标是在大学中赢得一个受人羡慕的地位，或者等而次之，在中学毕业后分配给一个城市工作。在美国的高中里用于约会、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在中国的环境里，则被用来将学生引导到“互助”关系和加强个人竞争的成人世界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也学会了对性质相反的行为作出评价，但不是出于“正确的”推理。不积极的人总是想躲避积极分子，不愿与他们共有秘密，因为这种秘密日后可能被用来伤害自己的前途。私人友谊绝没有被这种紧张关系损害，实际上却得到了加强。学生们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伙伴能够信赖，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利用朋友的坦率。学生们还倾向于把正式的同学鉴定会变为相互保护的仪式。这些青年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在积极分子中辨别诚实与虚伪；在同学中识别背叛与忠诚；学会了区分真正的友谊与自私自利的同盟。
然而，舍克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学生们的表现也可能不同。例如，在全日制的技术中学（中等专业学校）里，学生的表现看来与官方的思想较为接近，学生积极分子受到同学们的羡慕。这些学校中的学生已经准备接受在他们毕业以后保证分配给他们的普通技术工作。而在大学预备班里，赌注既高又非常不可靠，成功就意味着有一个可靠而受人尊敬的未来，失败则可能被放逐到农村去劳动。[44]
罗森发现了类似的区别。由于个人的政治积极性是除继承下来的阶级出身和取得的考试分数外的又一种衡量标准，因此，表明积极性的愿望在有名气的学校中比在一般学校中更加明显。取得青年团员的资格被视为上大学的垫脚石，那些在学术等级上处于上流的学校，其入团率相应也是最高的。
政治学习与竞赛运动在缓和这种竞争与追求功利的气氛时只获得了极小的成功。这些运动的确使许多学生产生了积极性，既有真实的也有假装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生，甚至整班学生，决心不去考大学，志愿到农村安家落户。但是，只要考试和通过考试而来的大学经历仍然是正规学校制度成功的公认顶点，那么，识别哪些学生是“为革命”而学习，哪些学生在走为个人利益和荣誉而奋斗的资产阶级道路，就仍然是困难的事。
在这种趋势下，农村工作是中学所有可能选择的职业中最不理想的工作。不过，从1961年开始，它日益受到提倡，因为相对于新的进入劳务市场的人数而言，城市的工作机会减少了。除了那些被群众运动产生出来的热情所激发而自愿到农村工作的人外，几乎所有的人显然都把到农村工作视为一场无论如何都应避免的灾难。
农村是城市垃圾倾场的看法，被1961—1965年间所采取的选择工作的方式证实了。由于1965年城市半工半读会议的肯定，那些能够继续学习的青年和能够得到工作的青年得以留在了城市。大多数剩下的人，将不得不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工作，成了惩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打上了在城市的地位与成就的等级制度中失败的烙印。[45]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到1965年为止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对“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一“大跃进”思想的嘲弄。此外，对这一思想的滥用，也是毛“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必然结果。这一结论尤其是基于这一假设：重点学校的思想不是对1958年改革的歪曲，而是它不可缺少的部分。
民办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是从1944年普及教育的战略直接派生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包括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落后的边远地区。因此毛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经验上去，但是方法不同，他改造了关于重点的思想，以之作为一种起保证质量作用的选择办法。也是从1949年以前的经验改造来的群众运动的热情，则是将新的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送入中国社会的运载工具。
这些结果应是1958年9月指示的起草人们能够预见到的，但显然他们没有预见到。延安模式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过作用，这种模式起初就是根据这种环境而设计的。但是当把它们移植到由学术专家而设并为学术专家而设的现代正规学校制度上来的时候，任何政治修补与意识形态改造都不能使这种正规制度和实际存在的分裂结构有什么不同。当正规制度把优质教育奉献给那些处于最受益地位的人的同时，要让半工半读制度担负起教育农民与工人阶级的任务，这证明了它只不过是一种使所有的旧裂痕立刻制度化的新手段。那种从“两条腿走路”方针产生出来的教育制度，实际起的作用是扩大了精英与群众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农民与其他人的差别。
到1964年，这些后果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才决定将他创造的这个制度在它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前摧毁掉，并指责“资产阶级教育家”对建立这个制度负有责任。当然，他当时有充分的理由必须摧毁这个他们所管理的制度。农民们自己也看不起半耕半读农业中学。工农出身的青年仍然大量地被排斥在精英的大学预备班之外。这种大学预备班，在1959年刚刚发出开办的信号后，几乎立即就焕发出了活力。
但是，最有力的打击可能是：接班人一代，即那些革过命的干部们的子女，正在最好的重点学校里汇集。在那里，这些阶级出身好的继承人正在被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脑力活动的兴趣以及职业抱负所侵蚀，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至少20年来努力要从中国知识阶层中清除掉的东西。
毛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农村中度过了大半生。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也是从农村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然后他们又都已转移到了城市，他们的子女也已变成了城市青年。他们本身也以城市人经常表现出来的同样厌恶来看待农村生活。眼下，他们还能得到阶级凭证的保护。要不然，他们也得去设计各种个人战略以逃避农村工作，就像另一些生来特权较少的人已经在做的那样。与那些参了军、复员后要找个非农业工作的典型农村青年相仿，革命干部们也已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曾发誓要克服的中国社会内的基本的城乡矛盾，仍与从前一样尖锐。
这些需要考虑的事情为1966年毛主义的指示提供了某种实质性的东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已经钻进党内，并且正在威胁着下一代。解决的办法就是努力将60年代发展起来的对立的、竞争的结构统统摧毁。这将在另一场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来完成。指望有一种教育制度能符合下述条件，将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以某种能有效地、比较公平地将城市—乡村、精英—群众这些矛盾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结构来代替原来的那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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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简·英格瓦·洛夫斯特《中国的教育政策》[478]，第61页。
[2]乔治·Z.F.贝雷戴、威廉·W.布里克曼和杰拉尔德·H.里德编：《变化中的苏联学校》[39]，第86—100、290—291页；简·彭纳、伊凡·I.巴卡洛和乔治·Z.F.贝雷戴：《苏联教育的现代化和多样性》[571]，第102—117页；奈杰尔·格兰特：《苏联教育》[275]，第96—103页。
[3]关于将群众运动作为实施政策的一种方法的文章，是以对土地改革时期群众运动的分析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见于40年代后期的党内文献（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574]，第254—260、264—274、294—297、312—327页）。也参见本书第四章，此处注释。
[4]《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第1版。
[5]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第7期（1958年9月1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516（1958年9月2日），第4页；也参见林枫《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文化革命中去》，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6月1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622（1960年6月28日），第13页。
[6]《十七年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见彼得·J.西博尔德编《中国的革命教育》[649]，第29页。
[7]同上书，第31—33页。
[8]关于根据其他资料所得出的相同结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108—113页。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农村地区继续扫除文盲、巩固和发展业余教育的指示》，1959年5月24日，译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55]（以下简称《法律汇编》），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46（1962年7月2日），第321页。
[10]《从没有这么多人上学》，载《北京周报》[568]，30（1958年9月23日），第4页；《三季度的成果：仍然加速增长》，载《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第14页。
[11]1958年入学人数根据《三季度的成果》，14；早期学校统计数字根据《时事手册》，23（1956年12月10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71（1956年），第27页。
[12]罗伯特D.巴伦德森：《共产党中国的农业中学》[20]，载《中国季刊》[133]，8（1961年10—12月），第106—134页；本文的修订版见原作者：《共产党中国的半工半读学校》[19]，第6页。
[13]关于1957年的数字，参见本书第四章表4。关于1958年的数字，据《从没有这么多人上学》，载《北京周报》[568]，30（1958年9月23日），第4页；《三季度的成果》，载《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第14页。
[14]据作者1980年10月在江西共大的为期一周的访问，此前不久官方将这所学校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也参见约翰·加德纳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61]，载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438]，第250—253页；巴伦德森：《半工半读学校》[19]，第39—56页。
[15]《教育概述》，《北京周报》[568]，2（1959年1月13日），第5页；凌扬（音）：《学校办工厂》，《北京周报》[568]，39（1958年11月25日），第15页。
[16]《财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卫生部在全国文教系统财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报告》，1958年11月5日，译文见《法律汇编》[155]，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35（1962年7月2日），第315页。关于50年代的教育预算，也参见利奥·A.奥林斯《共产党中国的专业人才与教育》[560]，第14—17页。
[17]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576]，载《现代中国》[532]，8.2（1982年4月），第162页。
[18]米哈伊尔·A.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393]，第137—140页。
[19]《光明日报》，1958年7月3日，第1、2版。
[20]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200页；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430]，第79页。
[21]郑竹园：《1949—1963年共产党中国的科学和工程人力》[121]，第61—67页。
[22]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4月8日，转载于罗伯特·R.鲍伊和费正清编《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517页。对1958年三级学校入学人数的一个最高估计（《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14），分别为70万，1400万和9260万。